和11套房产证！或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作者把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写得如此腐败，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它的典型性？难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吗？如果可以代表，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吗？这种疑问，其实包含着对于典型的一种流行的误解。简明地说，典型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都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中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就既是“这一个”，而又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不应该误解为仅仅是量的规定性，而应该理解为主要是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应该要求作者笔下的中纺班子成为现有的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洁或腐败的平均数。这种要求之所以不适当，因为它必然会否定文学形象应有的个别性，也就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而且，这种要求也不合乎人们文学欣赏的实际经验。实际上，通过中纺班子的文学形象，人们并不是获得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政状况的统计值，而是引发和深化了对于腐败的根源、实质和危害的认识和思考，是激发和强化了对于腐败的憎恨和反腐败的决心及勇气，这些，恰恰是这一文学形象的质的普遍性。因此，中纺领导集体严重腐败这一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主要应该从它所概括的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质来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说，中纺班子集体腐败这一文学形象概括了相当丰富的现实内容。譬如说，它概括了一些腐败分子“发国难财”的丑恶罪行：国家年年向中纺贷款，但是，“贷得越多，亏得就越多！为什么？这些亏损究竟是怎么亏出来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规律，太让人深思了”。而事实是，例如1994年国家贷给中纺公司8千万元，公司领导却从中拿出2千万元办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个实体，这些实体的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结果中纺公司是停工停产了，而那些派生出来的小厂小企业小公司，一个个红火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正是在亏损企业的招牌下，大捞特捞，大发国难财。”又譬如，它概括了许多腐败分子赖以生存、作恶的卑劣手段和社会时弊。他们的手段就是收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不收礼，他们就收买他的亲属。中纺总经理、腐败分子郭中姚就曾有恃无恐地对市长李高成说：“你知道么？这个公司要养活多少领导干部！其实都是我养着他们呀！想查中纺的问题，查得动吗！这些年，你不收礼，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情，可在你妻子身上，你知道我们花费了多少？”郭中姚等中纺班子的腐败分子，正是通过收买，利用了李市长妻子吴爱珍，特别是依靠了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的保护，才得以生存、作恶和逃避惩罚的。而团团伙伙、圈子山头的时弊，也成为腐败分子的有力依靠。当李高成市长决心解决中纺公司的腐败问题时，严阵、吴爱珍、郭中姚都以圈子作武器，警告他“人要恩怨分明”、一如果你连个圈子也没有，又有谁来保护你？“而李市长派去调查中纺腐败问题的工作组，也因为圈子意识，因为判断李高成与严阵、郭中姚是一个圈子的人，而作出了一个颠倒是非、掩饰罪恶、保护腐败的”报告“。这又是多么令人警醒的事实！再譬如它对一些手握权势的腐败分子主观动机的揭示，也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李高成曾经质问腐败分子：”我真不明白，你们要这么多钱究竟要干什么！“他的妻子吴爱珍和老部下郭中姚都明白地回答：”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吴爱珍说的”后路“，还是说李高成从市长退下来以后不能光凭工资，所以得趁有权时捞钱；郭中姚则是要为国家变色留”后路“，拼命捞钱，将来”要还是社会主义我就照当我的官，要成了资本主义我就去当资本家“，这显然至少已经是政治变节。那个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严阵，也已经化名办妥了两个国家的护照！这些艺术概括既有真实性，又有深刻性，对于人们深化对腐败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抉择》对于反腐败的斗争方面更是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表现。反腐败斗争靠什么？作者以鲜明的艺术形象作了正确的回答：靠我们的人民群众，靠我们的党。作品为我们描写了中纺的工人群众在腐败分子篡夺公司权力以后悲惨的处境。老厂长原明亮那家徒四壁的境况、老劳模范秀枝那双布满云翳的浑浊的眼里滴下的辛酸泪水、优秀青年技工胡辉中在厕所边摆补鞋摊的木然神情、老工人夏玉莲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分厂”条件极其恶劣的车间中喘着气费力干活的身影，都给我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都使我们不由得心酸流泪。作品更为我们描写了中纺职工坚决而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抉择》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执着地向市委、省委直至党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决性，团结、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风采。他们对腐败分子是那样的嫉恶如仇，而对党的好干部又是那样的信赖、关心、体贴。当李高成病倒时，数千名工人群众守候在医院门口，表达着他们对党的好干部的关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寒风中，他们的身影、行动和语言，给予李高成何等温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当这场斗争处于决战的时刻，工人群众听到李市长被抄家的消息，群情激奋，准备集合去省委反映情况；这时，身患癌症的老工人夏玉莲毅然登上高楼，以跳楼相威胁，阻止工人集体去省委，以保护李高成，同时要求与省委万书记对话，请求省委保护党的好干部。这是血性多么刚强的群众，是对党多么热爱的群众！有这样的群众支持，反腐败斗争的前景怎么会不光明呢？
就是这样，《抉择》以腐败分子为一方，以我们的党和群众为一方，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市、牵动省委以至惊动中央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斗争之尖锐与激烈达到了双方无法调和、无路可退而只能背水一战、舍命相搏的程度。这就是《抉择》为小说主人公提供的活动背景、斗争舞台、总体情势和矛盾冲突，它们既是“这一个”，又有我们时代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普遍性，因而达到了典型环境的高度，为小说塑造具有时代特色与丰采的典型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独创性的显著标志，是它塑造出时代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内容与新的特点，为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和新的光彩。《抉择》在思想上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我以为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好干部、市长李高成的崇高形象。
李高成原是中纺的老厂长。在他领导下，中纺进入了它辉煌的发展时期，并影响、带动了全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取得了突出成绩。他因此被提拔为市长，在解决干部多占住房问题和抓城市公路交通建设等工作上成效显著、声名大振。他与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杨诚虽无深交，但工作关系和谐。他清正廉洁、从不收礼，埋头实干、工作有方，心怀坦荡、品质高尚，是人们公认的“党的好干部”。然而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他却经历了空前严峻的考验，经历了感情的剧烈痛苦和灵魂深处的肉搏，他的长处和弱点都经过斗争烈火的锻炼，而终于更加成熟，更加纯粹，并焕发出革命英雄主义的灿烂光华。
李高成是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围绕他对中纺领导班子的认识来展开的。他当时的心情心绪，正如吴秘书说的那样，是“工人们说的让你心疼，干部们说的又让你心软”。他当时真的难以相信，他自己亲自定下来的中纺这个领导班子会整个儿地全烂掉了。直到他不但看了中纺职工给他的材料，亲身了解了中纺职工艰难的处境，而且亲自到“青苹果娱乐城”摸到实情，到腐败分子控制的那个“分厂”被打手摔倒并被侮辱性地拖到那伙腐败分子跟前，他才完全看清了事实真相，决心要彻底解决中纺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他尊重事实、谨慎周密的工作作风，而且看到了他坚定的党性原则：无论是谁搞腐败，哪怕是他的老部下、是他美丽温柔的妻子，他也要与之决裂、与之斗争。
而这场斗争一旦展开，他却陷入极其艰难的处境。不但妻子与他分道扬镳，而且那伙腐败分子利用他妻子接受30万元贿赂款的事，对录音带加以编篡处理，对他进行阴谋暗算。而到处宣扬是他提拔李高成当上市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一面策划暗算李高成的阴谋，一面用只要回到“圈子”里来就保护你，以诱使李高成就范。李高成顶住重重压力，蔑视“圈子”理论，坚决查处腐败。严阵又利用手中职权，批示同意中纺“破产”，下令中止公安、工商等部门的查处行动，试图瓦解这场反腐败斗争，同时反倒对李高成就30万元事立案审查。事态的发展到了逼迫李高成做出抉择的严重关头：要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但可能会牺牲自己；要么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却可以万事大吉、安享晚年。李高成选择了前者，他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坚决地表态说：“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真是掷地作金石声，浩然正气可贯长虹。正是在这一系列严峻的斗争和考验面前，李高成站起了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他终于赢得了胜利。
作为省会市的市长，李高成还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思想家。在小说前半部分，他面对工人的控诉、中纺领导班子的辩解，思来想去，反复掂量，既对自己充满自责，又对社会种种不良风气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检讨。在后半部分，面对种种压力和危机，他更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对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甚至找到腐败分子郭中姚，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搞腐败，问他难道就不怕共产党会找他算总帐，对于腐败的主观动机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反思。这些描写，在总体上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小说对杨诚、对夏玉莲的描写也是相当成功的。对腐败分子严阵、郭中姚、吴爱珍的描写可以说也相当有深度。不过，比较而言，李高成是最有时代特色、最具思想光彩、最富性格魅力的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无疑是千千万万廉政、勤政的党的好干部的光辉缩影。巴尔扎克说得好：典型人物“是从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李高成等典型形象的塑造成功，正是作家对时代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感情的结晶，他们也必将帮助人们更加了解和热爱我们这个时代，帮助人们努力推动历史的前进。
一
市长李高成接到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要闹事的消息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在电话里对他说，他们整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也没有说服了工人们。有两个副总经理在做工作时，都几乎挨了打。连离休在家的党委书记范立刚也受到了工人的围攻，有两个赖小子还趁机把范书记家阳台上的玻璃给砸了。公司公安处连经济民警算上一共出动了百十来号人也没能顶了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公司宿舍区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集体到市委门口请愿。总公司接送工人的大轿车聚集了足有二十多辆！听说还有人正在联系外单位的车，要是联系不下，就用大卡车接送，而厂里的大卡车至少有四十多辆！要真让这么多人出去了，不用说别的，只这近百辆车聚集在市委门口就能把整个市区间翻了天！
刚刚睡下不到两个小时的市长李高成顿时睡意全无，他披上衣服有些发愣地坐在床上，一时也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是一个有两万多工人的大公司。它的前身中阳纺织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之一。中阳纺织厂的厂龄比共和国的年龄大一倍还多。据说是在慈禧太后手里兴建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可算是最大最先进的一个纺织厂。而后风风雨雨几十年，不管是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也不管是在清末政府手里，日本人手里，还是在旧军阀手里，中阳纺织厂始终都非常兴旺发达。经营有方，运转良好，资金雄厚，盈利可观，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支柱产业。虽然也有不尽如意的时候，但从来都挺得过来，而且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停工停产事件和大的工人闹事的情况。
解放后，中阳纺织厂经公私合营最后由政府全面接管，经过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和改造，曾一度大显风采，着实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了一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尤其是对当地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丰功伟绩。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阳纺织厂大力扩厂，使当时的工人人数几乎翻了一番。8000多工人一跃为15000多。当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于是中阳纺织厂一下子陷入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缺钱，缺技术，尤其是由于同苏联断交，极度短缺由苏联援助的机器零件，使工厂的生产几乎全线瘫痪和崩溃。紧接着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直到1964年以后，才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但红火了没几天，“文革”便开始了。厂里打打闹闹，机器开开停停，一直到了1978年之后，才开始全面整顿，技术和设备改造也重新开动，生产秩序和生产规模也才得以真正恢复。
1978年到1984年之间可以说是中阳纺织厂最发达、最繁荣。最兴盛、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厂里的工人由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