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便从学校后勤找了辆三轮，到医院去拉啤酒。到了医院，见了李主任，装上啤酒，码了半天，二十箱也全码不上，算了，咱们再拉一趟吧。
两人往学校拉，路不长，二里来路，去时是轻车，下坡路，回来时，是重车，上坡路，十箱啤酒也三百来斤，再加啤酒又在箱中晃荡，又怕箱子掉下撒了。王大力在前面蹬，赖有福在后面推，费了好大劲才来到学校。卸到服务公司楼道门口，王大力和赖有福又把啤酒搬进服务公司屋里。
还得拉啊，赖有福说：“你拉了一路了，去医院，我拉你吧。”于是王大力坐车上，赖有福蹬上三轮平板，又到医院，装上剩下的十箱啤酒后，王大力想，上一趟啤酒我拉的，这一趟该你拉了吧，于是站在三轮车的后边准备推。
“嘿，干什么呢，过来拉啊！”赖有福喊。
“这车该你拉了！”王大力说。
“我刚才从学校把你都驮来了，怎么该我拉啊，你新职工多干点怕什么，你还想比我老职工少干啊？”赖有福说。
王大力想：拉就拉吧，自己不跟他计较。于是便骑上车。
“王大力，办公室韩老师让你去领工作证和校徽。”赖有福一回服务公司便对王大力说。
“王主任，我去办公室一趟。”王大力对主任说。
“”王主任点了下头。
王大力到学校办公室领了校徽和工作证。红色塑料皮的工作证，虽然和王大力在山西钢铁厂时的工作证外表差不多，但里面写的是北京山口中学工作人员，盖的也是北京山口中学的公章。
拿上它，就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北京工作的一名工人了，不再是山西工人，尤其别上印有北京山口中学的红底白字校徽，王大力一股骄傲之情从心底冒出，心想：这是老师才能戴的校徽，和学生戴的白底红字校徽是有区别的，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在北京的中学工作，再不是个山西插队知青了。
“你这个月的工资领一下吧。”王大力回服务公司正在摆弄别在胸前的校徽，老会计甄繁对他说。
“又到领工资了？”王大力问。
“可不是，又月初了。”王主任说。
王大力在工资表上签上字，领了工资。“你工资多少？”赖有福从甄繁手里拿过工资表。
“六十二块。”王大力说。
“真是六十二？”赖有福指指工资表，“你怎么那么多啊？我才四十八块。”
“他在山西钢铁厂干的是重工业，工资高。转回来工资就高呗！”王主任说。
“我还是干部编制呢，我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算中专啊，怎么才四十八块？”赖有福不满地问。
“大学生毕业当中学老师，咱学校分来一两年的，也才挣五十六块。”甄繁说。
“咱校烧茶炉的赵师傅，五五年参加工作，也才挣五十二块钱，王大力，你在山西怎么工资那么高，不会是假的吧？”赖有福问。
“不会假的，我在厂里是五级工。”王大力说。
“你这么年轻，刚三十三四岁就五级工，咱们学校十几个工人，五几年参加工作的最高才四级工，你们厂胡给定的吧。”赖有福还是不信。
又到星期六下午，两点多钟，学生都放学走了，老师大部分也都下班回家了，王大力拿上新发的两大瓶果汁饮料，也坐车回家。
王大力在学校人五人六的穿戴整齐，像个中学工作的正常工作人员，可是一回家，便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必须要钻到那个八平米多一点的窝棚里去。原来徐风霞和王大力虽然调回北京里，可是他们并没有一个住处。回徐风霞家住吧，徐风霞只有一间平房，又是鼓楼大街拿块的老房子，房子又小，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再加父母，屋里都架上上下层床了，哪能在装下他们三四口子，院子又小，大大小小盖满了房。
所以，徐风霞带孩子回娘家住。娘家人不同意，她也不愿意。回王大力家住，王大力家虽是两间平房，但也有姐姐和几个弟妹，屋里也是蛮挤的，如果王大力一人回来住尚还可以，一下回来住上四哥，光挤不说，弟妹们脸色便都不好看了。
没办法，王大力只得把自己无钱原来的厨房往大里扩了扩，刷遍白，摆俩床，和徐风霞及两个孩子蜗居在这里。
八米的房，住四个人，一人两米，两张大床便能把屋摆满，省什么地方也得有摆一张孩子的学习桌子啊。、
王大力便没摆床，而是在屋里边摆了几条长凳。上面搭上木板，做了个大通铺，晚上睡觉，四个人并排躺上就行，白天孩子放学，学习时在这窝棚里学，其余时间可以到奶奶和叔叔住的屋里去吃饭，去玩耍。
可是这窝棚太低，是六七年地震时搭的防震棚改建的，墙薄，顶薄的，一下雨便漏，不下雨便闷热，忻钢说：“这是个什么狗屁屋子，还不如咱忻县的家好！”
徐风霞便说：“这是北京啊，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住在北京，你该感到骄傲。”
梦琼说：“北京咱就住这儿，我真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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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你到你亲姥姥家住楼房去！”徐风霞讥讽她。
“你不去，我还是住这儿吧。”
“这又热，又闷，又漏雨有什么好啊？”徐风霞问。
整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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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打呼噜
“住这儿，我能想到山顶洞人。”梦琼说完偷偷地笑。
要到雨季了，王大力要把这窝棚上的塑料布重新盖一下。他到离家不远的朝外市场买了十米塑料布，盖在房顶上，又拿一块块砖，把塑料布压实，心里才踏实。
放暑假前两天，王大力接到了忻县电大寄来的山西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他拿给蔡校长看，蔡校长看了看说：“大力啊，不错啊，拿到大学毕业证了，虽然算是大专，但终究算大学啊，你拿到办公室韩老师那，让她给你放到档案里吧。”
王大力把毕业证交给韩老师，韩老师拿着毕业证登记后说：“祝贺你啊，你是山口中学工人中第一个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年青人就要上进，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韩老师，您瞧我拿了大专毕业证，工作上能让我教书么？”
“教书我估计够呛。”五十来岁已有白发的韩老师说：“要是前几年，你有个大专文凭，教个中学，有可能，可是现在咱们学校也算二类重点学校，这两年把在教学岗位的以前中专毕业老师都刷下来了，有看学生宿舍的，有到教务处印卷子的，有去服务公司的，和你在一块的赖有福，原来就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前两年学校又分来两个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本科生，你说他一个中专的不下来，谁下来啊。所以，他就学了开车到你们服务公司了。”
“我在这学校，没有可能当老师？”王大力又问。
“难呐，除非你到档次低些的学校或是到小学教书，也许有点希望，在学校里，干什么都一样，不让教书，可以干点其他的，都是为学生服务嘛。”韩老师说。
暑假到了，学生放假，老师放假了，但学校里的服务公司可忙开了。中午学校放暑假，下午一点，王大力和赖有福以及后勤烧锅炉的，食堂做饭的，打扫卫生的工人便开始布置教室，把教室的桌椅搬到另一个教室，然后以后勤仓库搬来前几年准备下的单人床和被褥，刚布置完几个教室，铺好一百多个床，山东省的一个中学，老师带着一百来个学生赶到了，王大力，赖有福和老会计甄繁便忙着引领客人到各个教室去住，并指引他们打水和吃饭的地方。
晚上，吃过晚饭，刚歇半个小时，又要去另外教室搬空桌椅，再往里搬床和被褥，收拾完这些，晚上王大力和赖有福还要值班，把一层楼道门一锁，在门旁的一个屋里住下。
“够忙的？”王大力说。
“服务公司一年都清闲，只有寒暑假忙。忙是忙，咱们也有加班费，每天一元，夜班费，每天也一元，咱们白天值白班，夜里值夜班，一天能挣两块钱，一个暑假下来，也挣个百十来块，顶两个多月工资，学校里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上呢。嗨，老王，你有什么后门，能调到这个学校，又能进服务公司？”赖有福问。
“我有什么后门啊，我爱人在北京当老师，按政策我从山西调回来，教育局给我分配这学校的。”王大力说。
“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我表姐也是插队的，内蒙插队的，嫁了个内蒙人，跟她爱人离婚了，带着孩子也回北京了，我和咱学校说了，想让我表姐来咱学校，学校不要，我表姐现在在马路边卖煎饼呢。”
“卖煎饼收入高吗？”
“还行吧，我把个三轮车改了个煎饼车，里边安个油漆桶做的炉子，上边架块大铁板，买点豆面白面玉米面，合成面糊，往铁板上一摊，抹着辣酱，撒点葱花，上边再摊个鸡蛋，熟了，往起一铲，放半根油条，一卷就行了。八毛一个，倒也痛快，每天早上干两钟头，中午干两钟头，晚上再干两钟头，一月也挣个百十块钱。”
“那么多？”王大力大感意外。
“当然比咱上班挣的多了，倒不是累，是要舍得这张脸，你说你正在卖煎饼，遇到老同学老街坊怎么办，你不能放下车躲起来吧，只能和人打招呼，别人表面上笑呵呵地说：卖煎饼呢，心里肯定说，这闺女真没出息，回北京就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抛头露面卖煎饼，也不觉得寒碜。”
“那有什么丢人的，我要是没工作，我也会卖煎饼。”王大力说。
“你们插队回来的，比没插过队的豁得出去。哎，对了，你是北京人吗？”赖有福问。
“怎么不是北京人啊！”王大力说。
“王主任和甄会计都说你可能不是北京人，说话不是纯北京话，带着山西人味。”
“是么？”
“你父母是北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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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在哪？”
“就住在朝阳门那块儿。”
“噢。”赖有福好似解开了心中的疑虑。
晚上八点半了，赖有福还没来，王大力独自坐在值班室看着那个时时闪着雪花的九寸电视。“吱——”的一声门开了，王大力回头一看，是老会计甄繁。
“甄老师，您怎么来了？”王大力问。
“我和你一起值班啊。”
“赖有福怎么没来？”王大力问。
“今天李副校长的闺女搬家，他开着学校车帮搬家去了，可能搬了一天，人家招待他喝酒，喝多了醉了，李副校长就打来电话，说他晚上值不了班，就叫我来替他。”
“你那么大岁数，这老晚，还从家赶来？”王大力问。
“哪啊，我就住在咱校的学生宿舍。”
“那你的家呢？”
“嗨，我还有什么家啊，没家了。”
“人怎么能没有家呢？”王大力问。
“你文化革命时候在北京上中学吧？”
“是啊，上初中。”王大力答。
“那时候，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文化革命一开始咱们学校原来那个老校长被学校里的红卫兵押上台批斗，又给戴纸糊的高帽子，又往他身上倒黑墨汁，说他是学校里的黑色走资派，把他整得不像人样，我在台下只说了句：你们上了几年学，一点都不讲文明，把文化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只这么一句，被台下的红卫兵听到，便把我也揪上台，按着我的头，把我脑袋上剃的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弄了个阴阳头，往我头上吐唾沫，倒浆糊，倒墨汁，又踢又打又骂，说我也是走资派，是校长的黑帮凶。斗完后关进小屋，后又说我在解放前搞地下工了叛徒，把我押送回河北农村老家。”甄繁一边说，一边陷入痛苦的回忆。
王大力看到她眼里盈盈的泪水，不禁问道：“后平反了，你怎么会没家呢？”
“我那个死屁男人，是部队的，他要求进步啊，一见我被打成叛徒，****，便立刻和我离了婚，一儿一女也跟着他，我一个人便被轰回农村，在大队给的一间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这两年我自己才回来，找学校让给落实政策，老校长也死了，以前的书记也调走了，好在王主任还是学校老人，给我作了当时是这学校的员工证明，教育局让我先回农村等着，等落实了政策我再回学校，我不回去，我人回农村了谁给我跑落实政策的事啊，我要留在北京，天天找他们，找的市教委和市委政策办公室的人一见我进屋就想溜。现在，我的政策还没完全落实，学校只拿我当个临时工用，每月只从服务公司账上给我开四十元工资。”
“您以前挣多少？”
“九十七块钱。”甄繁说。
王大力感到，甄繁这老太太一点也不像中学里的老师，更不像曾在这个中学当过教导主任。她一进屋，一边和王大力说话，一边坐到屋里的一张单人床上盘腿坐起，扒下脚下的袜子开始用手**，抠脚丫上的泥。
这个甄老太太怎么这样啊，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竟然自顾自地搓脚丫上的泥呢，文化大革命时她说学生不文明，她自己也不太文明吧，王大力心里想。
“你先值会班，哪时你累了，叫醒我，你再歇息。现在，我先躺一会儿。”甄繁说完，把单人床上的枕头摆了摆，侧身便躺倒。
这么个白胖老太太，怎么能当着一个男人面躺倒就睡呢？王大力感到有些不自在，可是一想到甄老太太受了那么多苦，又在农村独自呆了十几年，也就有些理解了。
王大力坐在桌前，正想趴在桌上也迷糊一会儿，眼刚合上，睡意刚来忽然听到“呼呼——”的呼噜声。
这屋里怎么有呼噜声呢？王大力被惊醒，循声望去，鼾声竟然是从甄老太太嘴里发出来的，而且声音还挺大。
女人也打呼噜，王大力好奇起来。在家里，他从没听过徐风霞打过呼噜，也没听过梦琼打过鼾，她以为打鼾只有男人才会，女人不会。但是他在这里真真切切地听到女人打鼾，且鼾声越打越大，而这鼾声又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