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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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在黄土高坡-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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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过年(4)
    孙茂是坐火车回北京的,两个多月插队,一回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忙给他做了一碗住挂面上面还卧了三个鸡蛋,吃得他香香的
    回北京真好,这里是自己的家啊,自己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床,桌子,凳子,连墙上的**像,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他饱饱地睡了一觉,享受着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对他的亲情,他像出征得战士从战场回来一样,真有点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头扎进宝塔山。
    第二天,他去看望和他一块回京探亲的好友金杨。
    他走到古楼大街一条胡同里金杨的家。一进院门,见金杨家一串屋门仍然贴着革委会贴的封条,只有南屋的门没有封条,他知道金杨住在那儿,便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中间有一个比磨盘还大的扁圆形的石头放在屋子正中,孙茂知道那是个井盖,水井就在井盖底下,现在用自来水了,井就常年盖着盖了。
    屋里冷飕飕的,金杨还没起床,缩在床上被子里,像个虾球。
    “怎么这么冷,没生火啊?”孙茂问。
    “生火了,又灭了。”金杨有气无力地答。
    “吃了吗?”孙茂又问。
    “火车上咱俩不是都吃了吗,回北京还没吃呢。”金杨答。
    “唉”孙茂叹口气。金杨使他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初一时,他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下课后经常来他家复习功课,他家院子大啊,十好几间,家里人又少,只有金杨父母和姐姐与金杨四个人。
    金杨家里的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擦得油亮亮的,墙上还挂着一些古画,漂亮的大撢瓶上插着闪着棕红色光的鸡毛掸子。大穿衣镜,有人高,两个大闹锺,也都有一米高,钟摆摆来摆去,很有韵味,在他们家学习,一是安静,二是凉快,他家屋子高,又大,所以夏天坐在里面,也挺凉爽的。
    金杨的父母都在工艺品厂工是工人,可是孙茂不信,工人哪能住那么大的房子,用那么好的家具。他没问金杨,金杨也从没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亮了底了,原来金杨的祖上是满洲贵族,到他爷爷这一辈,才衰落,他父亲喜欢摆弄家里的古董字画,画儿画的不错,解放后,编导工艺品厂当美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因为祖上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上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上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上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上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上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上,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上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上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吧。”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上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上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上,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上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里只有两位四十来岁,蓝衣服带造反派红袖章的人。金杨和孙茂把绣墩拿进屋里,其中一位穿蓝衣服戴红袖章的人一见金杨,便问:“小子,这几个月不见你,哪去了?”
    “去山西插队了。”
    “怎么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另外那位穿蓝衣服戴袖章的问:“你这绣墩哪来的,有户口本吗?”
    金杨这才想起,自己去山西插队迁户口时,派出所把户口本收了,便说:“没户口本。”
    “那不能收。”那人道。
    “可这是我家的啊!”金杨大声说。
    “收了吧,老赵。”刚才和金杨打招呼的那位蓝衣服红袖章的人说:“我认识他,他家就是古楼金家,老来咱这卖,不会偷的,要偷,也是偷自家的。”
    “好,那收吧,一个五块。”那个叫老赵的说。
    “我看,这是花梨的多给点吧。”和金杨熟识的那个人向老赵递了个眼色。
    “看你插队的,我儿子也在山西插队,这样吧,两个十五块。”那位姓赵德说道。
    金杨和孙茂拿着钱,找了个饭馆,要了两盘肠,一盘猪耳朵丝,两升啤酒,两碗汤面,足足又吃又喝了一顿。
    好运不长,就在金杨第三次敲窗户拿自己家的凳子时,被埋伏在院外的街道造反派抓住了。他和孙茂被扭送到派出所。
    审问他们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警察。
    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问:“哪的人啊?”
    金杨答:“前几个月是北京人。”
    老警察抬起眼看了他一下,觉得奇怪道:“这几个月难道就不是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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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了。”
    “不是了,那是哪人?”
    “是山西人了。”
    “怎么又是山西人了?”老警察停止记录,抬起眼问。
    “插队了。”
    “噢。”警察好像明白了。便低下头又问:“犯了什么事啊?”
    “没犯事。”金杨,不紧不慢地答。
    “没犯事,他们给你送这来了?”
    “嘿,谁知道呢?”金杨仍然不紧不慢。
    “他偷东西!”扭送他们来的造反派说。
    “偷东西,偷什么啊?”
    “凳子。”造反派答。
    “我没偷凳子。”
    “怎么没偷,抓住你了。”造反派声音大些。
    “莫须有。”金杨低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老警察加重了语气。
    金杨便把偷自己家凳子的事说了一遍,并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大叔,我也是没办法,大队只借了十元钱,买火车票了,回北京住自己家没吃没喝,喝西北风吧,北京的西北风还没山西风大,你说让我怎么办?”
    警察和押送他们的造反派到另一个屋子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偷了封存的物品,就是偷,按说要把你们关起来,只不过关起你来,你倒有地方吃饭了,这样吧,先警告你们一次,下次可不能偷自家了,北京没吃的,先回山西吧?”
    “山西回去也没饭吃啊?”金杨说。
    “那你们先回街道,让街道先给你解决一下吃的?”老警察看了看押送他们来的街道造反派说。
    “街道哪有吃的呀?”押送他们来的那两个造反派说。
    “那怎么办啊?”孙茂问。
    “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办法!”老警察好像生了气。“赶快走吧!”
    “哪有不关你,还不走的,真怪了事了。”老警察大声道。
    王大力回家已经两天了。第三天,他要完成村里老乡交给的任务。
    早上八点多钟,吃过早饭,他便乘车去东西。去东四,他要去隆福寺人民市场去购买四尺黑条绒和一双解放牌球鞋,这是队里三个老乡交给他的任务。
    九点钟,市场开门。北京的市场他记得只有四个地方货场比较多:一个是百货大楼,一个是东安市场,一个是西单百货商场,一个就是隆福寺人民市场了。隆福寺离他家较近,所以他的第一站先去隆福寺,隆福寺人民市场如果没有,往东南走几站路,便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如果还买不到,再往南走一站多地,便到百货大楼,这三个地方离的不远,他在心里早做了计划。
 第十七章 过年(5)
    隆福寺人民市场一开门,人就进来不少。(pm)王大力找到卖条绒布的柜台,只见柜台前已有两个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和售货员说买黑条绒布,而且也是一人买四尺,并且两尺扯一块,两尺扯一块。
    轮到王大力买了,年轻的女售货员一边给王大力量着条绒布,一边问:“你们买这些灯芯布干什么,怎么都是两尺两尺的买,还都买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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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力知道,山西说的条绒布,就是北京说的灯芯绒布,便道:“我们是插队的老乡托我们买,是做鞋面用,两尺刚好做一双鞋。”
    售货员点了点头,又问:“你们都用的是北京布票,山西人也有北京布票?”
    “唉,人家给山西布票,北京也不能用,只好让我们家给出了,好在不多,只四尺,如果多,够呛!”王大力买完条绒布,又去买解放牌球鞋,他去买二六半尺码的,可是柜台上这个尺码已经没了,他只得去下一购物地点了。
    他走出隆福寺胡同,奔东安市场走去。天气寒冷,他感到有些凉意,用手拢了拢身上的大衣,好在路不远,闲着无事,随意溜达,却也惬意。看着路边忙忙碌碌行走的人们,他的心里突然空荡荡地,像一潭水,深不见底,寒冷而孤寂。他这种感觉回北京已经数次出现,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已不是北京人,而前途又渺茫无望而产生的空落落的感觉。
    他到了东安市场,在卖鞋的柜台前,他看到了赵亮,单丁一,和村里的女知青白枝枝,他们怎么凑到一起了,见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份扎捆好的东西,便道:“你们也来采购了?”
    “当然了,知青回北京,都要给老乡带东西,采购大队长啊!”赵亮大声地说。还好,这里有王大力要买的解放牌球鞋,总算完成了任务。
    李全旺和葛存天找了好久,终于在魏公村找到了农科院的种子研究所。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把他们的计划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讲一下,并想讨要一些稻种,回村搞一下种水稻的实验。
    种子研究所大院里空荡荡的,墙上贴满大字报,大字报有新有旧,旧的大字报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红纸变成粉纸,粉纸变成白纸,黑的字迹被雨水冲刷的墨痕如小溪般的一道道流淌下来,像无数条黑色的蚯蚓向下乱爬,而被风掀起的破了的纸角,更像冬天里孩子的屁帘,五颜六色。
    门都锁着,他们从一楼换门敲,一直敲到二层的紧里头,才把这扇门敲开,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一个台灯下看着书。
    李全旺他们走了进去,那位戴眼镜的看了看他们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李全旺他们说明了来意。那位戴眼镜的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谁还搞这些,都忙着高批斗,夺权,好在,我梁某人不太喜欢夺权,你们的想法好啊,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盐碱地种水稻,如果能成功,那可放了个卫星,我支持你们,给你们找点资料,再给你们找点稻种,你们回去实验吧。”
    那位梁某人出去了,过了半小时,他拿回了一叠油印的种水稻的资料,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实验,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再来北京找我或写信,祝你们成功。”
    薛玉昌无力地走向伙房。
    知青都回家了,伙房里冷清清的,他开了门,揭开锅盖,锅底的一层水已冻成了冰,白亮亮的,他又揭开水缸的盖,水缸里的水也结了一层冰,“他妈的!”他随口骂道。无奈,他从院里抱了一捆高粱杆,赛道灶台里,把火点着,开始做饭。
    锅里的冰慢慢化了,他用铁瓢把刚上面得冰砸破,舀出水,倒进锅里,屋子冰凉,水冰凉,身体也冰凉冰凉的,他跺跺脚搓搓手,开了库房门,盛出二斤小米,洗洗,倒在锅里,煮沸,然后就坐在小凳上,慢慢地往灶膛里一根一根地添着高粱杆,一边望着一个个火苗窜起,又一个个火苗熄灭。
    他在做焖饭,这是他发明的,老乡不舍得做,嫌费米,他想起在北京时母亲用大米做过焖饭,于是他照葫芦画瓢,把小米煮开,水放少点,水煮开后,火烧小点,再后,不添柴了,靠余火加热,只要水和米的比例放对,经过几次试验,他的小米饭焖出来了。
    锅里透出了新鲜小米饭的香味,他很喜欢闻着味道,于是使劲地嗅了嗅。
    这时,门开了,张燕进来了。
    张燕是村里春节不回北京的唯一女插队知青,她不是北京没家,而是她从小一直由姐姐抚养长大,姐姐是售票员,姐夫是司机。他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女儿只比张燕小两岁,张燕从小不记得父母,既不知父母长什么样,也不知父母是干什么的,几次问姐姐和姐夫,姐姐姐夫都给支吾过化大革命姐姐曾被都过两天,才知道父亲解放前是宪兵,解放时给镇压了,母亲是特务,五二年也给抓走,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小时候张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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