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难说
《南方周末》
蒋子龙
一位尚不足60岁的作家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现代医疗技术的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已无法做手术，也没必要了。家属却坚决要求医生给开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现代医疗技术无论多么先进，终归是隔皮看瓤，打开后万一还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点，总比一点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告诉他是肺里长了个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术，关于良性的谎言岂不就得戳穿？家属还请求作家协会出面，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医院给实施手术。于是我们也加入撒谎行列。
医生虽然明知手术对病人有害无益，也只能答应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的请求。因为他们也是撒谎者，从一开始就和家属一起向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哪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不是这样做的呢？从谎言变成了行动，病人的身体被切开了，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决无手术的可能了，原样又缝合起来。绝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损伤了元气。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谎言：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好的。
所有到医院看望他的人不仅重复着家属提示的谎言，还即兴创造出一些新的谎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说着大模大样的谎话。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倒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悲壮感，都在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为了他好，怎么骗他都没有关系。
自以为比对方强大，可以撒谎，出于同情对方，为了让他高兴，也可以撒谎。
他的生活被谎言包围着，也许他的余生就得靠这些谎言支撑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来，要求看文件；给医生写了感谢信；提出了病好后挂职深入生活的计划；要求再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经给过他两次房子都不够用的；要求专业职务评定委员会把他由二级作家升为一级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人们无法拒绝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这些应允又是不可能马上都能兑现的。正因为用不着兑现，别人才答应得那么痛快。
为什么欺骗一个快死的人就不觉得是缺德呢？因为说谎的动机是善良的。是诚实的虚伪，是诚诚恳恳地在说谎。深恶孩子说谎的家长，同时又教孩子撒谎。其实也难得有自己从不撒谎的家长。
有人喜欢这样标榜自己：“你什么时候听我撒过谎？”——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谎言。在文艺作品里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总是用“他从不撒谎”这类的套话——这又是一种貌似豪迈的谎言。人不能没有真诚。即便是最无耻的骗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说真话的时候。同样，什么时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绝过谎言呢？我想找到一种关于谎言的权威解释，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不朽的人物都说过关于谎言的好话：英国人文主义者阿谢姆说：“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若是消失了谎言，人类该是多么无聊无趣呀！”拒绝任何宗教，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法国道德家沃夫纳格说：“人人生来都是纯真的，每个人死去时都是说谎者。”
够了，再举下去就有点“谎言广告”的味道了。
恶意的谎言应属造谣、诽谤，不在此列。
美国作家冯纳古特说：“人需要好的谎言，可惜好的谎言难逢，烂的谎言太多。”
一个欧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钓的地方去钓鱼，而且向旁边的人瞎吹：“昨天我从这儿钓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过来，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数字罚款。这位作家说：“先生，你不能罚我的款，我是作家，虚构是我的工作。”这算不算冯纳特所喜欢的“好的谎言”？那么，人们也可以把成功的创作、美妙的想象视为“好的谎言”。
尽管人们推崇真话，还是搞了一个“愚人节”，其实就是说谎者的节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说谎的快乐和被谎言欺骗的快乐。
有人称作家为“人精”，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么会听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骗他呢？病长在他身上，即便别人能骗得了他，他的身体、他的感觉还能骗得了他吗？人，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撒谎。所以“人才离自己最远”。不愿或不敢正视的事实，就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个平时最瞧不起人或许是他最瞧不起的人，听说他得了绝症，到了医院跟他和解，不慎说漏嘴，桶穿了窗户纸。他奇迹般地开始昏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是真话害了他，还是谎言害了他？是被欺蒙地活着好呢，还是明白真相后死去好呢？在为他治丧的日子里人们还议论几句，不久便没有人再去想他了。
正确对待自己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天降大任的伟人，也有屡遭挫折的普通人，虽然他们的才能地位十分悬殊，但是，高贵的品质和卓绝的毅力可以使伟大的人谦虚谨慎，严己，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也可以使平凡的人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做出惊人的成就。
《帅门家风》向我们奉上的是一个老党员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在刘帅面前，一切以权谋私的人都应该羞愧。
《电学天才斯泰因梅茨》则告诉我们：在有故障的机器上，“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那里划线，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这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怕见阳光的人》，以她自身的经历向人们表明：容貌有缺陷用不着自惭形秽，遭受挫折更不必自暴自弃，只要你能够面对现实，勇敢进取，和煦的阳光也会像普照天下人一样普照你。
你可能是伟人，或者是位普通的人；你的生活道路也许一帆风顺，或者屡经坎坷。但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忘记自身的责任，都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正眼看人生
《当代名家随笔精品》
罗兰
在汉堡定居的一个中国人，对我讲了他的一次亲身感受——他刚到汉堡时，跟几个德国青年驾车到郊外游玩。他在车里吃香蕉，看车窗外没人，就顺手把香蕉皮扔了出去。驾车的德国青年马上“吱”地来个急刹车，下去拾起香蕉皮塞到一个废纸兜里，放进车中。对他说：“这样别人会滑倒的。”
在欧美国家的快餐店里，有个不成文规矩，吃完东西要把用过的纸盘纸杯吸管扔进店内设置的大塑料箱内，以保持环境的整洁。为了使别人舒适，不防碍影响别人，这叫公德。
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我记得非常深。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块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后放在垃圾筒内，直到把地上的乱纸拾净，拍拍手上的土，走了。这人是谁，不知道。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里面全是银色的细砂，为了不叫里边的烟灰显出来难看。但大烟缸里没一个烟蒂。柔和的银耱很柔美。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勾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在下面，为了怕看上去杂乱。值行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有人说，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我十分赞同这见解。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很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国家的人文明程度很低，素质很差。教育中的“德”，一个重要成分是公德。公德的根本是重视他人的存在。
美好的环境培养着人们的公德，比如清洁的新加坡，有随地吐痰恶习的人也不会张口把一口粘痰唾在光洁如洗的地面上。相反，混乱肮脏的环境败坏人们的公德，比如纽约地铁的墙壁和车厢内外到处胡涂乱抹，污秽不堪，人们的烟头乱纸也就随手抛了。
好的招致好的，坏的传染坏的，善的感染善的，恶的刺激恶的，世上万事皆同此理。不要希望人类是完美无缺的，不要希望每一个人都像圣人一样是完全舍已为人的，不要这样希望！我认为，我们这样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唯有这样承认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人间多存几分原谅，少受一点失望的打击。
假如你为人间冷酷而难过，那么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你自己发出光和热，使人间减少一分冷酷，增加一分温暖。假如人人都停止抱怨别人，而由自己本身去发光生热，这人间就温暖得多了！不要希望人们一点也不虚伪。你只能希望人们在虚伪之中仍不忘善意，并且希望人们能在该诚恳的时候诚恳，这就够了。
不要对人类失望！我们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有好处，也有缺点；有可爱的地方，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能承认这些，我们才可以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只染一个红指甲
中国青年报
刘齐
我家太远，级别又不够，每天上班，便挤电车，细长的铁匣子中，大家绷着脸，电子元件般委屈在一起，了无生气。突然，面前闪出一只娇小的手，美滋滋地搭在扶杆上，精巧的拇指染着蔻丹，鲜艳欲滴，其他手指弯着，看不见指甲。我就盯住不放。车转弯时，她手松了一下，那柔柔的长指顶端，哪一只都没涂指甲油。
不是舍不得。女孩子打扮自己时绝对慷慨。也不是工作需要。没有哪一号文件规定。姑娘家每手至少有四个指甲须保持朴素本色只染一个红指甲，其实是一种款式，当代中国的特殊款式。鉴于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叫法，我就率先称之为“一点红”。
“一点红”款式并不特别严格。有时也稍作变化——不染拇指而染食指或小指，色泽也不限，樱红、桔红、桃红、妃红、紫红均可，群红争芳，妙不可言。但每只手最多只染一个指甲，却是不变的规矩，超额了就不能算入流。
“一点红”的女孩子大都是很理智的小姐。在她认为适宜的场合，那纤指上的动人之处准能娇娆地现出风采，宛如一枝出墙的红杏。而一旦遇见严师严父严领导严邻居们，硕果仅存的红指甲又能及时藏于掌心，要多方便有多方便。故“一点红”款式又应叫“羞怯爱美型”款式。在中国，“满园春色关不住”好像不是最佳境界，因为没有余地，没有退路。而放一放，收一收，放得开收得拢，才是稳妥万全之计。然而女孩子总有大意失荆州的时候，那也无妨，只消轻抚红指甲，忸怩地说一声“人家闹着玩呢”，欲指责其臭美者便不好再说什么。才“一点红”嘛！才十分之一、百分之十嘛！
“羞怯爱美型”不独“一点红”一个品种，不独娘子军一家所专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穿西装而不戴领花领带的男人，也属于“羞怯爱美型”范畴。我即是其中一分子。不是吹的，本人领带有七八条之多，而且一条比一条来劲，但我只在郊游时扎过三两次，平素日在办公室便放纵着脖子。
老实说，穿西服漂亮，穿西服扎领带更漂亮。但大家对这个“更漂亮”就有点犹豫了。哥儿几个聚在一起，各色西服潇洒无比，只是衬衣领下空空荡荡，就像一幅幅忘盖朱印的水墨画。好在彼此都不遗憾，偶尔谁解释一句，“还是不系那玩艺儿好，舒服、随便”，准保附和声鹊起。其实心里都明白，不戴领带是因为不好意思戴。
推而广之，我们“羞怯爱美型”的阵营大着呢。四顾无人才敢对镜拢一拢发式的小伙子；假装回头找人实则偷看漂亮异性的独行客；中文羞于出口便用外语呢喃“我爱你”的情侣；爱说也会说普通话但碰上熟人便慌忙重操乡音的学生娃；练罢太极拳又向往迪斯科但脸红心跳迟迟不敢上场的老大娘……大体上都是我们这一伙儿的。
我们美得有限，美得拘谨，甚至美得心虚，美得警惕，仿佛不是在美，而是在随地吐痰，排队加塞儿，骑车带人，装病请假，总之，像在做一件不甚体面的事情。我们从心里羡慕和尊敬十指艳艳的女孩子，领带飘飘的小伙子。惭愧的是，我们总与这些美的先锋保持一段距离。一有风吹草动，我们麻利儿缩回传统的老壳子里。
老壳子呆惯了，宁静，温暖，安全，只是缺乏点魅力，不迷人。于是又小心翼翼地探出“一点红”来。缩缩探探，探探缩缩，“一点红”渐多，胆子渐大，这时，就有更漂亮，更需要勇气的东西向我们发出诱惑的微笑了。
只向老人鞠躬
新民晚报
彭瑞高
老人颤巍巍地站定，昂起头叫：81号603——王莲——电话——她的声音衰老而沙哑。她每叫一遍都要停一下喘口气，然后再叫：81号603—王莲—电话—要叫好几遍，那个女子才会推开窗，用尖喉咙叫：“好了好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了来了来了！”她正当秀美年华，天天浓施粉黛。每次老阿姨要叫好几遍她才有回音。不知是楼高听不见呢，还是夜生活使她常常沉睡懒起。
如果叫三五遍没有回音，老阿姨就会叹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爬上三楼、四楼或五楼。她去敲门。再不行，就把传呼单塞在门缝里，再一步三停地，喘息着走下楼去。
老阿姨70岁了。居委叫她休息，她不肯休息。她坚持要喊传呼电话，她甚至怕居委另外叫人来顶替她。她说这样可以赚点钱，贴补贴补家用。
风也站在这里，雨也站在这里。永远不变的，是树下一件黄色的上衣。
他也70多岁了。在十字路口的这棵树下，一站就是三四年。他对我说，他本来喜欢喝喝茶，现在连茶也不敢喝了。虽然路边可以放一只茶杯，但喝多了就要跑厕所，就要离岗，就要吃批评。他宁可一步不移守在这里。红灯亮了，就举起小旗子，把骑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拦在线后；绿灯亮了，就鼓起气来吹一声长哨，表示可以通行。
寒冬站在这里，炎夏也站在这里。越变越黑的，是他的一张老脸。我说：老伯伯，你可以回去享清福了。他苦笑一下说：守在这里多少有点收入，赚个香烟钱吧。
到处是老人。到处是辛勤劳动着的老年人。身体佝偻，满脸倦容，目光浑浊，老态龙钟。但是他们从没有回家去休息的意思。相反，怕别人说他们笨拙，愈发要显出另一种殷勤与忙乱。
你该记得看自行车、卖茶叶蛋老太太散乱的白发，你该记得磨剪刀、收废品老伯伯污秽的双手，你该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