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比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是中小企业王国，没有重工业，工业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装等日用消费品（但都是名牌），同样是家族特色，同样的特色园区（服装集中在米兰，陶瓷在佛罗伦萨……），与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样拥有全球的同乡人行销网络。”
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
西部最大商业城市成都，可以说是温州游商一块肥沃的栖息地。
据估计，在四川的温州人约15万，在成都的约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官方消息称，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达到1700亿元，其中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中间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温州四川商会副会长贾银寿号称“运输大王”，是从温州到成都、重庆的最大铁路货运商。仅仅从他手中每年运到成都的温州小商品就多达2000个火车皮，运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装和皮革。
有23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达50亿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近一半以上经营户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温州商报》2002年7月份组织了一次“向西，追寻温州的足迹”西部行特别报道活动，主管外向型经济的成都市副市长何绍华称：“温州人是牵市场牛鼻子的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记者问：“现在温州人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对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有什么具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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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2）
何绍华答：“一是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比如四川省贫困的广元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要知道，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路小跑到成都，吃尽千辛万苦，从商业起家，逐步走向工业。第三是，特别能经营。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给了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还有一个典型数据——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重庆，历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据介绍，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产价也大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万的天价租下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造就了重庆历史上铺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温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亿元给楼市。特别醒目的一个数据是，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53。6％，超过了本地居民。据业内人士称，外地人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
在北京，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
在昆明，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延伸到了国外。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指出，中国前往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中国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意大利是温州移民在南部欧洲的主要定居地，据说，现在意大利的皮货制造一半以上出自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之手。而原来犹太人垄断的一些商业领域，不但被温州人渐渐蚕食，而且还让犹太人当了打工仔。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媒体惊叹：温州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发展，短短10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每人花680元买票听温州老板讲课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温州人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与财富增长相辅相成的样本，从各地纷至沓来的取经人将温州变成了“热州”。
仅正泰集团去年就接待了4万人次参观。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全国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在温州常设办事机构的单位已达200多个。光看还不够，许多参观者还邀请温州的企业家去讲课。
温州模式开始登堂入室。正泰集团、东艺的管理经验已被收入清华大学编写的MBA教材中。民营企业老板们纷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授课。一场在上海举行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何能成为世纪大赢家”报告会，门票680张一元，上海人还是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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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3）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世界上知名大企业的老总都是频频应邀外出讲课的。一个企业可以花很多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文化等没有可供人家学习借鉴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请讲课的。”
2002年5月26日，温州两大电器王正泰的南存辉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时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畅谈改革。这说明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企业及温州人的创新精神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关注。
壮观的“温州热”
屈指数来，中国当代历史上至今已经出现了三次“温州热”，每一次都带来一股外来考察的热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温州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权力圈中的地位变化，每一次都和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85年，《解放日报》的一篇著名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奠定了温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1986年随即被称为“温州年”。事实上，温州热的第一波浪潮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没有铁路和机场。参观考察团到温州，要沿着坎坷的国道线，一路颠簸到瓯江边，再等待数小时的汽车轮渡，方能进入目的地。但在这4年中竟有超过60万取经大军拥入温州，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级以上官员93人次到温州参观考察。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高峰时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24小时开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的旅馆连走廊、过道、饭厅里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让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温州时发现，同天抵达温州的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他当即要求坚决制止参观现象的泛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这仅仅是温州热的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温州热带来的参观大军达到50万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开，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其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温州视察，第三次温州热在意料中来临，并持续至今。
“拷问”温州
专家学者时刻关注着温州。
在温州瑞安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王洛林、董辅、吕政、周叔莲、张维迎、樊纲、钟朋荣等著名学者同时会聚一堂，实不多见。正是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锐地发现、提炼和拷问温州，把新生民间经济的粒粒火种播撒到全国。
“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在1986年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最精当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他两度重游温州，对比今昔，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吴敬琏说：“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之后国家经贸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后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贸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吴敬琏说，“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增长级，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盘皆活。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却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他还称，希望各地也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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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1）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经济学家相继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比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鸟一般在温州来来去去。在蔚为壮观的“温州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前去朝拜“民本经济圣地”的人们到底能学到什么？自1997年开始，曾经独具个性的温州模式被贴上了正统化的标签，全国的市场经济化浪潮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开始失去甄别价值。
“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思维无模式，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温州经济模式是难以简单拷贝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却存在可以复制的可能。源于草根阶层的温州民本经济，其除旧务新、唯利是图、自力改革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注财富、温州的历史断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强的自觉意识，对于民本经济相对弱小的西部诸省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里，勇气与信心是学习的第一要素。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