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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集的论文都是现代文学内容的。照理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是我的〃专业〃，但是硕博连读以来我似乎不是和它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这种状况我曾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也想改变它，许志英老师曾经对我做过多次警告，希望我回到〃专业〃的轨道上来。我的硕士导师曾华鹏、博士导师许志英先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他们给了我无数的教导，希望我在〃专业〃方向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但是，我的书橱里〃专业〃书的份量还是越来越小，我的文章中〃专业〃论文的比重还是越来越轻，为此我常常感到愧对两位先生。
也许我是一个只能做〃志业〃，而不能做〃专业〃的人。7年前大本毕业的我，处于只有职业而没有〃专业〃的状况，为了寻找〃专业〃我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个毫无背景的人要和一个庞大的体制搏斗：它使我身心俱损。然而一旦我拥有了〃专业〃我又发现我需要的实际是〃志业〃。曾经因为〃举业〃而选择上大学，曾经因为〃专业〃选择硕博连读，现在为了〃志业〃我将选择什么？
我很喜欢西蒙·波娃的一句话：〃我将埋身于抵抗之中〃。我愿自己是一个〃思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我不能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无动于衷，我不能用冷漠的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我来自平民，我知道平民的意愿，知道一个平民在这个世界生活着的种种感受：我的学术姿态来源于此，它决定了一切。当然更多的可能是我一事无成。我的一个很聪明的朋友，他的思想力远在我之上却放弃了理论工作。我很理解他的选择，汉语言思想本身积贫积弱，更无谈林林总总人为的钳制。
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强迫症的，明知道不可能，明知道无意义但是依然去做，而我或许是那种强迫症更利害的那种人。常常，我能看到我的身体，它在这个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总是好象要奔向某个目的地。我知道它没有最终的目的，它的终极之地将只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的盒子。可是我不能告诉它，我不能让它停下来──我的身体，就象大地不能没有植物一样它不能没有理想，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它，我只能回报以理想，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眼中我的理想也许微不足道，但我将和我的身体一起坚持这微不足道之物，因为它是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
葛红兵
1998年春
于南京汉中门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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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者及其对立物》后记
出版社要求我为这本书写一个〃一定篇幅的、学术性的、随笔体的〃后记。重新审读一遍书稿，此刻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写作这本书是在2年前的冬天，那时的记忆中继明总是在电话线的那一头，黯淡而悠远，常常我们会莫名所以地通上1个甚至2、3个小说的电话，然后是沉默。这一切，给我的最深切的感觉，此刻依然在我的体内隐隐作痛的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那我会用一个极端的让人压抑的词：〃受辱〃。
现实中，任何人都不愿意和这个词汇联系在一起，地上的法则是避免受辱。
而天空中的法则则是为受辱而来，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时候，在夜晚的城市的高处，我能看到这个词汇，它在我的内心里，也在刘继明的内心里，从这个词汇出发，我感到这本书实际上说什么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有问题被接近了吗？有那个悬而未决的本原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吗？
有些时候，人们活着是受辱的，例如，陀斯托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国的顾准等等，他们被监禁、被流放，或者如凡高，没有人理睬他，没有人监禁他，但是他依然受辱，人们对他的侮辱也许更为本质，前者是通过侮辱而成为英雄，而后者，如凡高的侮辱则是在道德上被击垮了，他成了一堆垃圾。但是这样的生活对于他们并不可耻，相反这种受辱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倒是荣耀的象征，是那些流放他们的人，是那些监禁他们的人，漠视他们的人的可耻使他们受辱，而不是相反；另外的一些时候，人们活得相当可耻，但是并不受辱，他们可耻的行经使他们避免受辱，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可耻地活着，但是并不以为这是一种受辱，例如，文革期间，那些所谓的作家、文人们，那些靠揭发自己的同事、亲人、情人、朋友，靠批斗自己的同胞，折磨自己的家人而活着的人，他们的苟活是非常可耻的，但是他们竟然就这样忍受了，甚至还因为他，人活了下来似乎就认为自己有了理由而嘲笑那些因不愿意受辱而选择了死亡和反抗的人。
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和平的非激情主义时代的人，他的耻和辱常常是莫名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无法区分什么是耻，什么是辱。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在想尊严的事情。一个人怎样才能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他应当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一个被自己决定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想一想，一个无法自我决断，他总是处于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异己的力量的控制之中，他不是他自己的目的，而是别人或者别种事物的工具，那么，他如何有尊严──一条狗，它的尊严不属于它自己，而只能属于它的主人，它再勇敢、再机敏都是如此。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人，他要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必须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才能将尊严加之于自己的身上。
封建时代的臣子为什么活得没有尊严？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皇上最怕的是他的臣民不忠于他，所以〃谋逆之罪〃是封建时代最严重的罪行，对谋逆的惩罚比杀人、放火、抢劫还要严重，那些残酷的刑罚，比如凌迟、鞭尸、灭门等等大多是针对谋逆而来的。杀人、放火、抢劫只是人民之间的互相侵犯，说实在的对皇上老人家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对于他老人家来说，最多就是财产从这个人的手里转移到那个人的手里，或者死掉一个〃人民〃――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一旦谋逆，这就不得了了，这是直接侵犯皇上老人家的身家性命了，所以，谋逆就得死。皇上都害怕人民谋逆，害怕的要死，人民有了谋逆的行动自然要惩罚，即使没有什么行动，只是脑子里想了想谋逆，也得死，谋逆这东西连脑子里的一闪念都是不允许的。为了让人民脑子里都不产生谋逆的想法，皇上就在精神上要求人民〃忠于〃，所以封建时代在皇上的鼓励下人们的最高道德要求是〃忠于〃，〃忠于〃皇上、进而〃忠于〃朋友、〃忠于〃家庭……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不要〃忠于〃自己。比如皇上要你死，你就得死，这个时候你就要义无反顾地出卖自己才行，否则就叫不忠。
民国时期，共和了，皇上没有了，讲忠君行不通了，就开始讲〃精忠报国〃，用忠于国家来代替了忠于皇上，看起来似乎进步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报国只是忠君的变体，封建时代怕的是你不忠君，共和了怕的是你不报国，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谋逆，忠君很明白，那是封建玩意儿，知道那是蔑视个体生命、个体价值，就是讲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将异己之物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但是对〃报国〃这个忠君的变体，许多人却不了解。
要尊严地活着，首先得找到自己，自己先就成了一个人，而且是为我的人，自己为自己的人性的尊严负责的人才行。
为了和耻辱的生活告别，我们现在得想一想，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属于自己，或者说，我们在多大地程度上，是自由地属于自己的？在户口等等级制的夹缝中，我们如何找到自己，那个天富的自由的自己的自己？
其实尊严不是别人给他的。尊严来自他自己。如果尊严意味着别人的尊重，那么我们说，这尊重不是因为别人，而恰恰是因为他自己值得别人尊重。所以尊严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决定，你决定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因而你才获得别人的尊重。许多人在面对屈辱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自己试图看不见他自己，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内心的眼睛已经告诉他，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在自己怯懦的言行中失去尊严，然而，他依然没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他闭上了外在的眼睛，他让别人知道，他看不见自己。这样，他的尊严仿佛就在这个过程中别自己虚妄地保护了──他通过看不见自己的尊严而保护了自己的所谓尊严。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活在毫无尊严的境地，然而他们却依然活得相当好，因为他们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是闭上了自己外在的眼睛，例如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行走，他看到一个歹徒正在强奸一个少女，这个时候，他加快步伐从歹徒的身边一溜而过。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闭上了自己外在的眼睛。当第二天警察找他调查强奸案件，这个时候他说：他没有看见。他因为害怕歹徒的报复，而说自己没有看见，现在他不仅闭上了外在的眼睛还同事闭上了内心的眼睛──他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自尊：这个自尊如果存在，他将要求自己说实话──一个有尊严的人他时刻都为自己内心的正义而说实话，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常常丧失尊严，我们猥琐地卑微地活着。开始是因为怯懦，我们偶然地闭上了眼睛，我们发现这原来是一种极好的逃避的方法，后来我们在遇到尊严的问题时就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一种心理上的定势。
人类给猪判死刑。给马判终身劳役。给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狮子、老虎判终身监禁。那么人类的刑罚呢？谁来审判？尊严以及对尊严的信念。动摇、没有信念、崩溃──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争取的意志和勇气，因为孤独，我们放弃了原则，因为蝇头小利，我们放弃了道德，因为小小的挫折，我们放弃了目标，进而，我们丧失了尊严，我们只能忍受耻辱，用自己的一生为耻辱支付罚金。神，那个为我们安排一切的神，他在哪里？他依据什么安排我们？谁能把握神的感觉？在神的心里，谁是上等人，谁是下等人？万能的神。给我力量让我和生活斗争到底。生活这个敌人，这个疯子，你看他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此刻信念是多么重要啊！？因为没有信念我们面临崩溃。
谁能拯救我们？这种耻辱的生活将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是，不要去死，最好的自杀的方法是不自杀：慢慢地在耻辱中死掉，让它自然地走在死亡的路上，自己结果自己。生命自己就是要死的，它存在着就是为了自找死路。让他自己去死吧，让他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已经走在死亡的路上的它已经上路，你，对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谁能在这个世界上过高贵的生活呢？
那么就让耻辱和我们同行吧，也许，有一天，终于我们会发现，耻辱者才是高贵的，上帝将归还他本来的面目。人类历史已经在它自身的运行中忘记了人们到底是因为道德上的欠缺而低贱还是因为低贱而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常常人们认为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但是，历史上，低贱者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低贱者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低贱者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
如何回到个体的真正的尊严的状态，如何从耻辱的状态中解放自己，这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是，我想我们都不能解决好，我和刘继明都无法解决它。
继明是非常复杂的，要想完全说清楚他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他尚处于发展之中，他的巨大的才情才只是刚刚露出了冰山一角。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充分地体验了这个人的巨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才华，也同时体验了这个人无以伦比的只有天才才可能拥有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博大悲悯，更体验了他沦陷于这个时代在误解漠视和绝望中无法自制的痛苦与屈辱。我知道在他的内部正发生着为这个时代所不能容受的非凡的思想裂变，它将吞没我们这些在屈辱中苟活着的人，但是仅仅是这一点也将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它将在我们不能知道的时刻来临。就此，我知道这本书对我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他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
我只是愿意我的这本书是对他的祝福。此书是我们青春以及友谊的明证。
199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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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被误读的大师
一、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
葛：20世纪即将过去，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鲁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象。49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最伟大〃的代名词；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鲁迅来说话，用鲁迅语录、鲁迅文本来说话；文革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不是象某些人所预期地那样会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失范人们再次想起了鲁迅，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承志、张炜、王彬彬、李锐等的立场；而去年〃断裂〃调查所显示的青年作家对〃鲁迅〃的反抗则是另外一种借鲁迅说话。当代中国，鲁迅已成为一个理念。仿佛居于鲁迅当中或者自居于鲁迅的对立面，人们就占有了某种力量，占有了某种武器，说话就仿佛有了底气。鲁迅似乎成了一个救星，当人们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拉出鲁迅来讨论一番。在鲁迅面前当代人是焦虑的，或者可以说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鲁迅已经成了一个〃千面郎君〃，他时而是体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剑，时而是右翼的武器。
刘：鲁迅曾经有一句关于伟人的话：伟人在他死之后就成为了傀儡，鲁迅此后也未逃脱他这句话所表达的命运。我们把鲁迅神化了，我觉得鲁迅一生是非常反媚俗的，但他却成了20世纪媚政治之俗的最大的祭品，尤其是在49年以后，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