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我认为，90年代以来文坛批评是缺席的，一方面是许多著名批评家的退场，另一方面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锋意识、批判精神的退化。批评平庸化了。我们今天当需要那种风格凌厉，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坚持己见的新锐批评文风。我的批评文字正是追求这样一种风格。现在，文坛正被一种腐朽的学风所左右，说话不痛不痒，批评打打洋腔，官腔。我渴望一种直刺人的心脏的凌厉文风，它是身体管理学，让人坐不住，站不稳，心烦意乱。〃标新立异〃就是我的追求，这有什么不好？我时刻都渴望〃标新立异〃。我也时刻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哗众〃，让读者惊讶得叫起来，我要刺伤他们。但是，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试图〃取宠大众〃，批评家不需要这样做。
2000年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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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的通信
按：拙文《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在《山花》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后，许多朋友很关心，一些朋友来信，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质疑，我一一做了回复。朋友们在信件中讨论的问题许多是我当初没有想到、没有想好的，它们扩大了我的视野，也纠正了我当初的一些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故此，将几位朋友在3月间的系列通信整理了出来，征得各位通信者的同意，公布出来。――葛红兵
红兵兄：
读了你《山花》上的批判新生代的文章，不吐不快。
你说指出〃新生代〃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缺少生活和体验，是存在的。而且是比较普遍的。但你的论述，后来问题就大了。
我以为：1、卫慧 不等于 新生代；2、卫慧 不等于 中产阶级；3、跨国资本 不等于 外国文学
至于你认为刊物上看不到工人和农民，以此来攻击新生代，莫名其妙！
我倒是觉得那些每篇文章写……的作家很值得怀疑。
文章的思维混乱，观点基本不成立，文风大有问题。
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新生代确实应该反省自身，但你后来眉毛胡子一把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我极其失望。
西颺
3月12日
西飏：
我对于我的观点是认真的。我不能接受你的〃文风〃的说法。这让我感到过敏。
说〃新生代〃，是因为我最近的确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念。我自己是因为没有信念才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的。现在，我感到我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想终生坚持的东西。
我要感谢和我同龄的朋友们的作品，他们比我敏感，比我更有表达才能，我常常是怀着向他们学习的心态读他们的作品的。他们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呢？怀着这样的想法读小说，对朋友们的作品我有一种感恩的心情。也因此，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几乎没有否定性意见，他们正年轻，正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从我对他们的评论性文字所受到的压力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也正成熟，不能永远如此。
某些所谓〃新生代〃作家让人失望。一是没有〃信念〃只有〃金钱〃意识的传媒的哄抬，让我感到愤懑，那些可耻的商人，杀死了原先的〃新生代〃，如果原先有个〃新生代〃的话；二是〃新生代〃的 〃先锋、前卫、另类〃……已经被戕杀，成了〃表演〃，一切都是如此地可耻，让人痛心。书商们正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用可耻的中产阶级趣味引导他们，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正主动地投入书商们的怀抱。我得说〃布老虎〃这样的书商品牌，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幸运，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幸。它时刻虎视着文坛，用它手中的金币以及传媒炒作的能力诱食着其中涌现出来的微弱的〃另类〃之音。
以前我只是将意识形态看成了新生代的障碍，现在看来，中产阶级趣味是新生代同样严峻的敌人。而且它们正在合谋。这些使我过去对新生代写作的信念开始瓦解，并渐渐地感到失望。
葛红兵
3月14日
红兵兄：
读了你的文章，我感到震惊。我主要倒不是因为你对新生代作家的否定态度，而是你的思维方式与行文风格。从气质上说，我与你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欣赏法国作家戈蒂叶之说，为了欣赏维纳斯的雕像，我情愿放弃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权利。早在80年代初，那时文学还紧紧地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我在阅读中就渴望能自由地写作，但那时的环境不允许。今天，在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许多人（包括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切地逃避自由呢？也许自由使人孤独，使人丧气，使人绝望。但在我看来，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比公正、正义、崇高、殉道都重要。在80年代，人们为了使文学争取到自由，作了多少努力，几十年来，单单为了文学的自由，有多少人死在专制的暴政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一切那么不珍惜，那么急切地重新将文学绑回政治或是社会斗争的战车上？
其次，你的题材决定论令我不解。依照你文中的逻辑，世界文学史上99％的作品可被否定。而且，新生代作家作品中也不乏对下层民众生活的描绘，比如朱文便是一例。
再次，你对20世纪西方作家的评价令人疑惑。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与跨国资本很难有直接的关联。我觉得你对西方的东西似乎有一种非理性的仇视，但一时又找不出可以与之抗衡的中国作家。
以上几点想法，仅供参考。
王宏图
3/19
宏图：
看了你的信我感到很惊讶。你误解了我的立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但是，我常常会陷于愤懑之中。中国的农民－－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农民的现实地位来看问题的。这可能导致了我的偏激－－我常常想，其实中国农民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没有上升，他们忍受着这种各样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屈辱，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阶级在文学上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从他们当中出生的人，也背叛了这个阶级，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完全是沉默的－－从这个角度，我否定这个时代的文学，憎恶这个时代的文学，而对它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拿到〃工人阶级〃来看，新时期以来，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能力是增强了还是降低了？这些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都没有得到真切的表达，对于新生代写作来说，他们甚至被驱逐出了写作的视野。
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从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鼓吹者，变成了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反对者，西方化的文学趣味正在磨蚀着当代作家品味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能力。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对新生代作家做了反思。他们离开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使命已经太远。
我渴望在我们这些人中产生真正的大家：他有坚定的自由信念，为自由信念而写作；他热爱大地和人民，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热切地渴望正义和人性，而对不公和非人性报以拒绝和抗议；他有最直率、最伟大的殉道的人格，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佩……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难以自制。20世纪已经过去，回首已经过去的百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作家，找不到真正让人欲泣犹止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才情吗？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忍受的苦难不够深广，我们的作家缺乏生活资源的哺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他们的人格垮台了。
这些问题，不应当交给下一代人来讨论。
红兵
3月19日
红兵：
读了你在《山花》第3期上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一文，我很感兴趣。你在文章中提及的问题很重要，有一些观点我也同意，但更感兴趣的是你的文学观点的转变：由一个〃新生代〃的吹鼓手一夜之间转变为〃新生代〃的终结者。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种转变。有机会的话，我想当面讨教。
不过，涉及对〃新生代〃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艺术方面的基本评判尺度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故在此先提出来与你商榷。
1，文章一开头涉及对〃先锋派〃的几个判断，我就不同意。在你所开列的〃先锋派〃名单中有韩少功，这似乎不妥。在我看来，韩少功不属于〃先锋派〃。也许，你是因为《马桥词典》的缘故，但我觉得，《马桥词典》表面上有一种全新的形式（其来历如何且不说），但骨子里仍然是〃文化寻根〃意识的变种。一种用词典方式写出来的〃寻根小说〃而已。
2，〃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
这个判断是用以对照〃新生代〃的所谓〃后启蒙状况〃的。我不知道这一判断的依据何在？似乎只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形成对比而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后启蒙状态〃的话，那恰恰是从〃先锋派〃开始的，〃先锋派〃的先锋性正在这里。它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
3，〃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今天的〃生活资源〃（这个概念不准确，生活不是某种〃资源〃。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生活是写作者的艺术资源的话，那么，就与后面的〃写作资源〃重复了。）是单一的吗？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资源〃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过。除去利弊不谈，〃跨国资本〃是我们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东西，它的来临岂不是增加了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性了？况且，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无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与否，生活就是那样，从古到今并无太大的差别，关键在于他（她）如何去经验生活。一个对生活缺乏必要的感受力的人，再丰富的生活也是白搭。政治家所面临的生活可以说很丰富吧，可政治家的言辞却是多么的枯燥乏味！
4，两次长篇小说创作高峰中的一些作品，〃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这句话有语病。〃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是什么意思？是否还有〃外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或者〃中国非土生土长的生活〃？况且，生活也不是植物，可以移来移去。不错，这些作品有〃沉沉的份量〃，但是否是〃生活的〃，就很可疑了。况且，对于文学而言，对生活的表现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重力学的问题。
什么叫〃土生土长〃的中国生活？纯粹的〃中国生活〃从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也许还存在一个文学的中国风格问题，但你所举的例子也很可疑。曹禺的《雷雨》明显有易卜生、尤金·奥尼尔的痕迹，茅盾的《子夜》如果不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的方式来表现，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至于《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之类，用在这里做正面例子，显然有失体统。老兄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的文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连鲁迅、钱锺书也不算数，现在又如何冒出这么些真切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作品来了呢？一部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岂不是文学的高境界么！
5，什么叫〃时代的本质生活〃？哪个〃时代〃？谁的〃本质〃？什么样的〃本质〃？甚至，生活有没有〃本质〃？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为什么你会认为《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的生活是〃本质的〃，而《上海宝贝》（我对《上海宝贝》并无兴趣，也不认为卫慧可以代表〃新生代〃，只是因为你只提到《上海宝贝》，我只好就谈它了）就不是呢？如果不是，你又如何认为它是〃跨国资本〃时代之〃中产阶级〃趣味的体现呢？这岂不是说，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了吗？退一步说，《上海宝贝》的生活是〃非本质〃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只有〃本质〃的生活才叫〃生活〃吗？才有权利存在吗？这样，是否意味着要将一切〃非本质〃的生活清洗掉呢？这种〃生活的清洁癖〃已经让我们尝到过太多的苦头。
6，《上海宝贝》中〃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你所说的那些〃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为什么就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呢？他们也许是不够〃实在〃，但我敢肯定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行为有些不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可以责令他们在手淫的时候不要去写作，或尽快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他们抓起来，但即使他们是罪犯，也是中国的罪犯，我们无权开除他们的国籍，这是违背宪法的。至于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但也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既然来了，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既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文学，除非我们的文学可以不反映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老兄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7，你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也是草率的。我们也并不常吃〃麦当劳〃、〃肯德基〃，至少我就不常吃。我的主食仍然是大米饭，吃那些东西只是偶尔开开洋荤。我估计你也未必常吃，要不然怎么会将〃肯德基〃写成〃肯德鸡〃呢？可见你对当下生活之陌生。况且，就算是天天吃〃肯德基〃，也不会吃成洋鬼子的。而洋鬼子天天吃米饭、馒头，也还是洋鬼子。小说也一样，马尔罗老是写中国的事，但他仍然是法国作家；博尔赫斯（又是博尔赫斯，得罪，得罪！）笔下常常出现巴格达，伊拉克人也决没有因此而认他是自己国家的作家。
8，〃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这里似乎应加一个'所'字才通顺——闳按）左右……〃。
首先，什么样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尚无标准。其次，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定就是〃可耻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之生活的〃可耻〃之处何在，因为我很〃无知〃，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究竟如何。由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