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有的，有这人，梁老汉的婆娘！当过小学堂的老师，早病退啦，来人调查过，她男人唱皮影戏的，成分贫农，没啥问题！”
他解释说，找这老汉的女人是调查别人的事，同他们本人没关系。老头於是带他到了村边的一个人家，进门前，喊了一声：
“梁老汉你屋里的！”
屋里无人答应。老头推开屋门，里面也没人，转身对跟在他们身後村里的几个小儿说：
“快喊她去，有个北京来的同志在屋里等！”
小儿们便飞也似的边喊边跑开了，这老汉也走了。
堂屋的墙皮灰黑，除了＊张像墙皮一样熏得乌黑的方桌和两条板凳，空空荡荡。骄屋相通，也没生个火。他坐定下来，冷得不行，门外阴沉的天，风倒是减弱了。他跺脚取暖，许久不见人来。
他想，在这麽个穷乡僻壤，等一个被打倒的大官的前妻，这女人又何以流落这乡里？怎麽成了做皮影戏的贫农老汉的老婆？可这同他又有甚麽关系？无非是拖延回北京的时间。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终於有个老女人来了，进门前看见他在屋里，迟疑了”下，停住脚，可还是进来了。老女人包块灰布头巾，一身青灰棉袄，免裆老棉裤，臃臃肿肿扎的裤脚，穿双脏得发亮的黑布棉鞋，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农妇，难道就是当年上过高等学府传递情报的那位革命女英雄？他起身问这女人，是不是某某同志？
“没这人！”老女人立刻摆手说。
他愣了一下，又问：
“你是不是也叫……”再说了一遍这名字。
“我跟我男人姓梁！”
“你男人是做皮影戏的？”他又问。
“老啦，早不唱了。”
“他在不在？”他小心探问。
他当然也可以发作，那时调查人同被调查者的关系如同审讯，犹如法官与被朱口，甚至是狱卒与犯人，但是他尽量平心静气对这女人说，他不是来了解她如何出狱的，只是请她提供些当时监狱里的一般情况，比如说，政治犯释放是不是要履行甚么手续？
“我不是政治犯—．”这女人一口咬死。
他说他愿意相信，她不是党员，作为家属受到牵连！这他都相信，并不想，也没有必要同她过不去。但是，既然来调查，就请她写个证明。
“不了解就写不了解，对不起，打搅了，就到此结束。”他把话先说明了。
“写不到，”女人说。
“你不是还教过书？好像还上过大学吧？”
“没啥好写的。”她拒绝了。
就是说，她不愿留下有关她这段身世的任何文字，不肯让人知道她的历史才隐藏到这乡间，同个唱皮影戏的农村艺人相依为命，他想。
“你找过他吗？”他问的是她前夫，那位高官。
女人也不置可否。
“他知道你还活著吗？”
女人依然沉默，就是甚麽都不说。他无奈，只好把钢笔套上，插进上衣兜里。
“你那孩子甚麽时候死的？”他似乎信口问了一句，同时起身。
“在牢里，也就刚满月……”老女人也从条凳上起身，随即打住了。
他也就没再问下去，戴上棉手套。老女人默默陪他出门。他向她点点头，告辞了。
到了村外两道车辙很深的土路上，他回头，老妇人还站在屋门口，没扎头巾，见他回头便进屋里去了。
路上风向转了，这回是东北来风，继而飘起雪花，越下越大。荒秃秃的大平原，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雪片漫天扑来令他睁不开眼。天黑前，他到了公社的大车店，取了存放在那里租来的自行车，本不必当晚赶回县城，却不清楚为甚麽匆匆骑上。土路和田地大雪都覆盖了，路的痕迹勉强能分辨Q风从背後来，卷起的雪片纷飞，毕竟顺风，他握紧车把手，在被雪掩没的车辙里颠簸，连人带车跌倒在雪地里，爬起又骑，跌跌撞撞，面前风雪旋，灰茫茫一片……
35
“跳梁小丑！”前中校对他喝斥道，这时成了军管会的红人，担任清理阶级队伍小组的副组长，正职当然由现役军人担任。
你其实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丑，这全面专政无边的簸箩里不由自主弹跳不已的”粒豆，跳不出这簸箩，又不甘心被碾碎。
你还不能不欢迎军人管制，恰如你不能不参加欢呼毛的一次又一次最新指示的游行。这些指示总是由电台在晚间新闻中发表。等写好标语牌，把人聚集齐，列队出发上了大街—通常就到半夜了。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队队人马从长安街西边过来，一队队从东头过去，互相游结彼此看，还得振奋精神，不能让人看出你心神不安。
你无疑就是小丑，否则就成了“不齿於人类的狗屎堆”！这也是毛老人家界定人民与敌人的警句。在狗屎与小丑二者必居宜一一的选择下，你选择小丑。你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也得像名士兵，在每个办公室墙上正中挂的最高统帅像前并腿肃立，手持红塑料皮荃叩绿，三呼万岁，这都是军队管制之後每天上下班时必不可少的仪式，分别称之为“早请示”和“晚汇报”。
这种时候你可注意啦，不可以笑！否则後果便不堪设想，要不准备当反革命或指望将来成为烈士的话。前中校说的并不错，他还就是小丑，而且还不敢笑，能笑的只是你现如今回顾当时，可也还笑不出来。
他作为军人管制下的清查小组里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被他这派群众和干部推举出来之时，就明白他末日到了。可他这一派的群众和干部居然指望他来支撑，又哪知道凭他的档案中他父亲“私藏枪支”这一条，就可以把他从这革命大家庭里清除掉。
清查小组的会议上，张代表念了一份“内控”也即内部控制使用人员的名单。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吃了一惊，这“内控”不仅对一般职工而告口，也包括某些党内干部，清查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首先拿他们开刀。这就不是两年前红卫兵的暴力了，也不是群众组织间派别的武斗，如今从容不迫，在军人指挥下像部署作战方案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分批打击。人事档案军管会启封了，有问题的人的材料都堆在张代表面前。
“在座的都是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我希望同志们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把混在你们组织中的坏人都清理出来。我们只允许有一个立场，那就是无产阶级立场，不许有派别的立场！大家按人头进行讨论，敲定哪些个放到第一批，哪些个放到第二批。当然还有第三批，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认罪，交代和揭发表现如何，再确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
张代表合脸方腮，扫视在座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一眼，一把粗大的手指在那一大叠的卷宗上戳了戳，随後掀开茶杯盖子，喝茶抽菸。
他小心翼翼提了几个问题，也因为军代表讲了可以讨论，他问他的老上级处长老刘除了家庭出身地主，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再就是一位女科长，当年的地下党员，学生运动背後的组织者，就他这一派调查的结果，从未被捕过，也无叛党投敌的嫌疑，不知为甚么也列入专案审查？张代表把头转向他，抬起夹著烟卷的两只手指，望著他没说话。前中校就是这时候对他斥责道：“跳梁小丑！！”
几十年後，你看到逐渐披露的中共党内斗争的若干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手下稍有异议的将帅们大概就是这样望著，照样抽烟喝茶，便会有别的将帅起来斥责，用不著老人家多话。
你当然够不上将帅，那位前中校还冲你说：“一个小爬虫！”
是的，你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一只虫，这条蚁命又算得了甚麽？
下班的时候，他在楼下车棚子里取车，碰见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梁钦，他造反後两年多那份工作都是梁接了过去，这造反生涯也该结束了。他见边上没人，对梁说：“你先走一步，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慢骑，有话同你说。”
梁骑上车走了，他随後撵上。
“上我家喝一杯去，”梁说。
“你家有谁？”他问。
“老婆和儿子呀！”
“不方便，就这麽边骑边说吧。”
“出甚麽事了？”梁想到的就是出事。
“你历史上有甚么问题—．”他没望梁，仿佛不经意问了一句。
“没有呀！”梁差一点从车上跌下来。
“有没有同国外的联系？”
“我国外没亲属呀—”
“给没给国外写过甚麽信？”
“慢点！让我想想……”
又一个红灯亮了，他们都脚著地，停住车。
“有这事，组织上问过，都好多年前啦……”梁说著就要哭了。
“别哭，别哭！这在大街上呢…”他说。
这会儿绿灯了，车流前涌。
“你对我直说吧，我不会连累你的！”梁止住了。
“说是你有特嫌，当心就是了。”
“哪儿的话！”
他说他也不清楚。
“我倒是写过一封信到香港，我的一个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後来他一个姑妈把他接到香港去了。我倒是写过封信，托他替我买本英文俚语字典，就这事，都哪八辈子的事了！还是朝鲜打仗，我大学刚毕业，参军在战俘营当翻译……”
“这字典你收到没有？”他问。
“没有呀！那就是说……这信没寄出？扣下了？”梁追问。
“谁知道？”
“怀疑我里通外国一．”
“这可是你说的。”
“你也怀疑我？”梁偏过头，问。
“那就不同你说了。当心！”
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梁把手一歪，差点碰上。
“怪不得把我弄出了部队……”梁恍然大悟。
“这还事小呢。”
“还有甚麽？都说了，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打死都不会！”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他警告道。
“我不会自杀的，做那蠢事！我还有老婆和儿子！”
“好自为重吧！”
他车拐弯了，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
多少年後，多少年？十多年……不，二十八年後，在香港，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对方说是梁钦，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是甚麽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想看戏弄不到票，连忙说对不起，戏已演完了。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实在没时间了，下回吧！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你不好再推托，放下电话，这才想起是他，你们最後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
半个小时後，他进到你房里，西服革履，细亚麻衬衫，一条色调青灰的领带，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粗手链或大金戒指，头发倒乌黑，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他说，来香港定居多年了，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过意不去，把他办出来了。他现在自己开公司，妻儿移居加拿大，买的护照。他对你大可实说：“这些年挣了些钱，不算大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不愁甚麽了，我是两边飞，这香港要混不下去，说撤就撤了。”还说，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
“甚么话一．”你倒记不得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要不是你那句话，那势头哪盯得下来？”
“我父亲就没盯下来，”你说。
“自杀了？”他问。
“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救过来了，又弄去农村劳改了几年，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就发病死了。”
“你当时怎麽不提醒他一下？”梁问。
“那时哪还敢写信？信要查到的话，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
“倒也是，可他有甚麽问题？”
“说说看，你又有甚么问题？”
“甭说了，嗨！”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又问：“你生活怎样？”
“甚麽怎样？”
“我不是问别的，你现在是作家，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经济上，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语气犹豫。
“明白，”你说，“还过得去。”
“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更别说中国人了—这不像做买卖。”
“自由，”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他点点头，又鼓起勇气说：“你要是……我就直说吧，手头上一时有困难，周转不开，你就开口，我不是甚麽大老板，可……”
“大老板也不说这话，”你笑了，“他们指点钱—办上个甚麽希望工程啦，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递给你说：“这是我的手提电话，房子是我买下的，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
你说谢谢他，目前还没甚么困难，要为挣钱写作的话，也早就搁笔啦。
他有些激动，冒出一句：“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
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
“我懂，我懂，写出来！”他说，“希望你都写出来，真正为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写那些苦难？他走了之後，你自问。
可你已经厌倦了。
你倒是想起你父亲，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便坚持退休了，去北京看你这儿子，也打算日後就游览散心，安度个晚年。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晚上就咳血。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随後诊断是肺癌，已扩散到了晚期。一天夜间，病情突然恶化，住进医院，次日凌晨便咽气了。他生前，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没有更多的话。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却突然死了。
追悼会上，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好向家属作个交代。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於过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