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活的旧物，其它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
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我照
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
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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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
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
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
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到一无所知。
而且我也分不开身，又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妇、维熙、谌容、蒋翠林以及机关同志们的帮助，我连这些也做不完全。 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
不过在我这样说过之后，先生确实改变了态度。今年妈生日和清明那天，我们到广济寺给妈上香的时候，先生诚心诚意在妈的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电活里对人说：“张洁她妈死了。”
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太难听了。你能不能说‘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虚心，后来果然改口为“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
先生的万般事体，除了大小解这样的事我无法代劳之外，什么时候要他张过口呢？就连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场的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他着想，怕他累着，转请谌容代劳。
但在母亲过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后，就卸掉了此项重任，躲进了自己的家。我没有这个心气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发展前景极为不妙的病传染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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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过世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探问我的方方面面；或想方设法说些笑话，让我开心；或鼓励我振作起精神，写一部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的大书；或知我无法写作、没有收入，给我找点“饭辙”；或隔几日带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来我这里聚聚，哪怕是隆冬腊月、朔风凛冽，他们也会带着一身寒气和满心热气，来到我那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
我更是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维熙的夫人小兰，有时半夜三更就会拿起电话和她讨论妈的病情、研究妈猝死的原因，一说就是一个，半个小时；
有个深夜，胡容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赶紧打个电话给我，可不，那个晚上我真要过不去了；
去年中秋，徐泓远在海南，打个长途祝愿我节日过得还好。又有天打电话给我，适逢我不在家，没有人接。第二天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她紧张得以为我病倒在床无法起来接电话，三番五次打来电话，直到与我通上话才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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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场的人让我再看妈一眼，我掀开盖在妈身上的白布单，看了看妈的脸和妈的全身，这就是那永诀的一眼，又亲了亲妈的脸颊，这也是五十四年来，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肌肤相亲。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阴阳相隔，就连这个没有了生命的妈，我再想看也看不见、再想亲也亲不着了。
然后，火葬场的人大声叱喝着：“走了，走了。”
我不能怪他，他要是不呦喝，所有送葬的人就无法走出这个门了。
人们把我拉走了。我当然得走，我不能永远留住妈，我也不能永远呆在火葬厂不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辰，现在还没到我呆在这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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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葬厂回来后，我拿起妈昨天晚上洗澡时换下的内衣，衣服上还残留着妈的体味。我把脸深深地埋了进去。
我就那么抱着她的衣服，站在洗澡间里。可是妈的体味、气息也渐渐地消散了。
我一件件抚摸着她用过的东西；坐一坐她坐过的沙发；戴一戴她戴过的手表；穿一穿她穿过的衣裳……心里想，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是再也看不见她了。其实，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我一生碰到的难堪、痛苦可谓多矣，但都不如妈的离去给我的伤痛这样难熬。我甚至自私地想，还不如我走在她的前头，那样我就可以躲过这个打击。可是我又想，要是我走在她的前头，又有谁能来代替我给她养老送终呢？虽然我也没有把她照料好。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以后的寿数与她均分，我再比她多上几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后事便立刻随她而去。要是我自己的那个时辰来到，我都会顺其自然，不会下那么大力气去拒绝那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哪怕是一小点病痛放在妈的身上、更不要说走完她的人生之旅，且不说我失去她的悲伤，一想到她在生老病死的挣扎，我就感到痛疼难当。
也许上帝是慈悲的，他不愿让妈再忍受脑萎缩的折磨，让她在那个痛苦到来之前就把妈接走了。并且终于对妈发出一个善心，给了妈一个没有多少痛苦的结尾，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顺利的一件事，然而对于我却不免过于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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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起妈用过的牙刷、牙膏。牙刷上还残留着妈没有冲洗净的牙膏。就在昨天，妈还用它们刷牙来着。
我收拾着妈的遗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想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了，结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还残留着牙膏的牙刷这里。不论她吃过什么样的千辛万苦，有着怎样曲折痛苦的一生。我特意留下她过去做过的纸样，用报纸剪的，或用画报剪的。上面有她钉过的密麻的针脚。很多年我们买不起鞋，全靠母亲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制；也特意留下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袜子，每一块补丁都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起先是妈在不停地缝补，渐渐地换成了我……我猛然一惊地想，我们原本可能会一代接着一代地补下去……
我们早就不穿妈用手缝的鞋了，更不穿补过的衣服、裤子，我想妈一直留着它们可能和我现在留着它们有同样的意思。
想起这一年妈老是交待后事。她如果不在了猫怎么办，给谁，她认定对门的邻居俞大姐会善待她的猫，让我在她走后把猫交给她，总不相信我会悉心照顾它；
又几次叮咛我：“以后你就和胡容相依为命吧。”
妈，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有谁能和你，或有谁能和我相依为命呢？
胡容是好朋友，可“相依为命”这四个字是能随便相托的吗？那是在共同的艰辛、苦难中熬出来的，就像熬中药一样，一定火候才能炼成结果。
妈老是不放心我，恨不能抓住她认识的、所有能说得上话的人，把我托付给他们。
可是，不论把我托付给谁，谁能像她那样的守护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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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一号。星期四。
早上接到唐棣的电话。
妈去世的消息，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想等到过周末，这对她会容易些。先生家的电话又没有长途通话的服务，我必须到很远的邮局去打国际长途，对我那时的情况来说，非常困难，而且唐棣周末肯定打电话来。
她在电话里兴高采烈他说：“我往老家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才想起你们可能到这里来了……”
我只好不忍地打断她：“书包，姥姥去世了。”
她声色俱变地问：“什么？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姥姥去世了。”
她那边立刻没有了声音。我吓得以为她昏了过去，因为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前几天她还像我一样为妈的手术成功而兴奋不已，我还在电话里跟她开玩笑：“姥姥一恢复正常就又像过去那么邪乎起来……动不动就‘哎呀……别碰我’，或是一皱小眉头什么的。”
我终于能对一个诉说的人，说说妈去世的前前后后。
想和唐棣再多说几句，可先生一直在我身后的沙发上坐着。并没有什么不可让先生听的话，可那，不是只属于我的妈、她的姥姥？
十点，瑞芳和先生陪我去火葬厂接回了妈的骨灰。我在车上打开妈的骨灰盒，看着已然变做一堆白灰的妈。心里对她说：“妈，以后该我搂着您了。”
先生说：“收起吧，收起来吧。”
骨灰先是安放在先生家的客厅里，妈前几天还在里面起居坐卧呢。搬进新家以后，就安放在我的卧室里。从此她日日夜夜都和我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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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号，星期四。
先到西直门火车站办理妈去世后的一应手续。西直门铁路工会的负责人还对我说了几句安抚的话。我交回了妈的退休证书。妈退休后一直用它领取每月的退休养老金。从三十几块，领到一百五六十块。一九八七年妈得了那场黄胆性肝炎，并在我们搬到西坝河以后，就由我去代领了。
西直门铁路工会还发给我四百二十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我对会计说：“这个钱我会留做纪念，不会花的，能不能给我整钱？”
她们很客气地给了我几张很新的大票。
我原想祭典妈时把这些钱焚化了给妈，后来又觉得我个人没有权力这样安排，我得和唐棣一起研究一个妥善的办法。就把这几张钱和妈的遗物放在了一起。
妈去世前这一两年老对唐棣和我说：“我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什么遗产……”每每说到这里，就会哽咽得说不下去。
我对她说，“你把我们拉扯大，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唐棣回国探望我时，我像受到什么启示，想，何不把这笔抚恤全交给唐棣，这不就是妈给唐棣的一份遗产吗，钱虽不多，却含着妈对我们那份无价可估的爱心。唐棣也认为这个办法不错。
妈曾下定决心要送唐棣一件礼物，作为她留给后代的纪念。一再追问唐棣喜欢什么，她可以将退休养老金慢慢积攒起来去买。
为了让她高兴，唐棣就对她说喜欢一双玉镯。
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玉镯的购买，你和你妈都能马上购买，不费吹灰之力。这是明摆着的。但我坚持从我每月工资中存起些给你买。我觉得这是有价子（值——笔者）的，一个老人对孙女的疼爱，我坚持这样做，尽我点心意。请你不要拒绝。回来后（指她从美国探望唐棣回国——笔者）我把去年那五个月的工资凑到一起交给你妈，一千元。以后每月交给你妈一百四十六（可能是一百元的笔误——笔者），我留下五十元。聚少成多。它是我将要离开人世对我后代留下点点的纪念。我没有遗产，请你原谅……”
又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说到攒钱买手镯的事，每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