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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我的佣人们都休息了，我在楼下等女儿回家。她回来后，我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环抱着紧搂了我一下，表示着向我道晚安。我似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她对我是如何珍贵，是我的安慰。但一团凄迷愁人的情绪堵住我喉咙。我怕我什么也说不清，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生日。〃我女儿幽幽地说。
当她回自己房后，我把窗关上，以隔绝马路上的喧嘈声。这样，声音似乎轻了点，但因为凉风吹不进屋，室内很是阿熟。马路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断。男女青年们怀着火热的革命热情，高呼口号，迈着革命步伐的声音，依旧阵阵传入室内。
我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但却一个字也读不进，我放下书本，毫无目的地在房里徘徊着。我把花瓶里的花重新插过，清理掉已凋落的，再往瓶里添点清水，又把墙上的油画扶扶正，轻抚一下牙雕上精工细刻的花纹，外边的游行队伍还在持续着，即使他们不打我大门前走过，依然听得到阵阵震耳的锣鼓声。我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荡了一圈，就踱到曼萍房里。她没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我轻轻推开门，发现她已睡着了。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散放在洁白的枕头上，甜甜的脸庞显褥那么平静、安宁。门外透入的一抹柔光，照在她床头边柜上置着的，嵌在银质相架里的我丈夫脸上，我轻轻把门关上。
我心中唯有两个亲人，一个已死了，另一个还活着，但将来等着她的是什么呢？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你要自己保重，照顾好曼萍，我为这样早就要离开你俩而难过。〃我又记起我丈夫临终弥留之际，以微弱的声音对我所说的。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要求我好好照顾好曼萍，我已遵照他的嘱咐做了。我看着女儿渐渐地长大成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她很聪敏，漂亮又热情活泼，我对她十分放心。但现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团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当我想到将来时，我只感到一切都毫无把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方向盘，也无法引导我的女儿。这些念头让我恐惧不已。
从前，我就凭借着不断地排除困难，迎接新挑战，适应新情况及享受乐趣而过活。自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后，我的心已碎了，一时几乎觉得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我认为，唯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困难一一解决排除，才能治疗我的创伤，恢复我的勇气。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一个女人失却了丈夫后，也同时失却了她自个的人生价值。实际上她们已不是〃人〃了，只能受邻里耻笑，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虽然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制订了新婚姻法，保护妇女权利，反对重男轻女，但对寡妇和老处女，依然存在某种偏见。中国社会，似乎对能自强自立韵女性，并不欢迎或不以此为荣。
我刚刚开始在亚缨亚公司就职时，那些高级中国职员，看到一个没有经营经验的女人来领导他们工作，觉得很是意外。我就得反复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以此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新挑战和克服困难更使我感兴趣了。我为我能在丈夫逝世后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迷茫怅然。据我所知，每当一个中国人被派往外资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必须先经工商联及上海市公安局审核。因为公安局储有每个人的档案，政府理应对我作过全面了解。似乎不存在对我进行审查的理由。而薇妮、李菁及胡先生，都认定我在劫难逃，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除了坚决拒绝写假交代外，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但真这样做，必定会使我与他们对立，这种对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会对我女儿有啥影响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他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