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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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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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们来,要让大家受挤了。”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望着黑压压一屋人,很有礼貌地说。
牢房里的人们,热情地招呼他们:“门边风大,把伤号送到这里。”
“来,在我们这边休息。”
擦得干干净净的楼板,每个人的简单行李,都整齐地叠在墙边。人虽然多,却整理得十分清爽。这里不像二处的牢房那么潮湿阴暗,到处爬满臭虫虱子。一片热情和关怀,使三个学生感动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让老高同志住里面,”还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开口:“我们几个年轻人,就住这边。”
那两个学生,点头同意他的话。
余新江指引着他们,把昏迷的人抬到里面墙角去。屋里又响起一片关切的话语:“我垫的毯子拿给他。”
“不,老大哥,你的身体不好。”
“拿我的去,”丁长发说:“把枕头给他。”
墙角背风处,铺设出一个全室最舒适的铺位。人们把重伤的人抬过去,让他轻轻躺下。
余新江拧了块湿手巾,替他揩去满脸的血迹,又把湿手巾敷在他发烫的额角上。看得出来,昏厥的人年纪稍大,约莫二十多岁,瘦削的脸因失血而显得分外苍白,两只深陷的疲惫的眼睛,被闭合的眼睑盖住,嘴角上两条微微下陷的纹路,明显地刻画在瘦脸上,似乎显出某种知识分子的倔强。“他是谁?”
“你们的老师?”
三个学生摇摇头。年纪最大的说:“在二处黑牢里遇到的。”
“他刚才还是清醒的,”另一个剃光了头发的学生说:“囚车里又闷又颠簸,他……”
昏睡的人,全身糊满斑斑血污,手上,脚上都遗留着被皮鞭抽打的伤痕。左腿受伤似乎特别重,脚上的鞋袜也浸透了血水,腿上还僵直地箍着一个圆圆的石膏筒,从膝盖以上直箍到大腿。
余新江又端来一盆水,替他洗净了脚上的血浆。沿着白色的石膏管,暗红的血水还在不住往外渗透。
“他的腿断了?”
“比断了还重!”年纪最小的学生说着话,眼圈都红了。
“特务用钉满钢针的橡皮鞭,打他左腿,叫他供人!”“他还说,”光头学生接着说:“把他打得血肉模糊,又涂上酒精!”
年纪最大的学生咬紧嘴唇,抑制着悲痛,回忆着他当时听到的情景。
“他说过,这是美国刑法,名叫‘披麻带孝’,用纱布贴在冒血的密密针眼上,血水干了,特务又把和血肉凝结在一起的纱布一条条撕开。”
满屋的人睁大眼睛,关怀地望着那惨遭毒刑的昏迷中的人。余新江又拧来湿手巾,换去重伤者额上渐渐干了的那块。
过了一会,人们渐渐静了下来。余新江还关切地继续观察三个学生。学生们叽咕着,互相交换意见。几分钟以后,最大的学生带头,走到最先招呼他们的余新江面前。余新江微笑地拉着学生伸给他的手,问:“互相介绍一下?”
领头的学生高兴地点头说:“我来介绍。”他指指自己说道:“我最大,快十九岁了,姓景,叫景一清,他们都叫我老景。”
“他叫小景。”年纪最小的叫喊着,把邻近的人都惹笑了。景一清不理睬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是重庆大学学生,电机系一年级。他姓霍……”“‘和尚’,光头和尚!”还是年纪最小的插嘴,又把大家逗得发笑。
“他是市立一中的学生,叫霍以常。大家叫他‘和尚’。”说着,景一清也笑了。被叫作和尚的那个学生嘟着嘴不讲话,像在赌气。
“还有他,市一中的,刚满十四岁,我们的小弟弟,叫小宁。”
“我是老宁!”
一阵哈哈,小宁的名字还没听清楚,就被笑声打断了。“那个同志,”景一清指着昏迷不醒的人,压低声音,在余新江耳边说:
“他叫高邦晋,是个新闻记者……”
“你莫要告诉别个。”小宁赶快补充着:“他在车上还说过,到了新的地方,不准乱说案情。”
“你们并没有说案情呀!”余新江笑着说:“我也介绍一下。”接着,他就把自己和丁长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他也是光头,”小宁端详着坐在旁边咬着烟斗笑的丁长发,叫道:“他不叫丁长发,头发一点都不长,他叫光头和尚!”“小宁!”景一清瞪着眼睛干涉他。
丁长发不想参与谈笑,衔着空烟斗走开了。三个学生就更紧地把余新江围在当中。
“你在这里关了好久?”
“一年多。”
“呀,一年多!”
“那,你们都是老政治犯。”霍以常表示敬仰地说。“我哪能算老?”余新江笑了一下:“关了十年八年的多得很。”
“哎呀呀!我从被捕到今天,刚刚一个星期,就像过了一辈子那样长。”小宁伸了伸舌头,不觉摸了一下脑袋,又嘻嘻笑起来,“十年?十年是个啥味道?”他圆圆的脸颊红润光泽,越发显得稚气。
“最近被捕的人多吗?”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局势的迅速恶化,使余新江不能不担心地下党的安全。他问道:“你们都参加了学生运动?”余新江还没有说完,满脸惊诧的小宁就跳起来了:“你怎么知道了我们的案情?”
“人家当然猜得出来。”霍以常肯定地说。
一个特务从牢门外走过,两个学生都未注意,只有小宁对着牢门坐,看到了一眼,他立刻习惯地念道:坏特务,特务坏,尽是人民的大祸害……余新江忙用目光制止了他,摇摇头说:“不要唱,这样做没有好处。”
小宁诧异地停住嘴,愣着眼,不讲话了。
“我们在二处牢房,天天都用啦啦词骂特务。”霍以常辩护着,他也不理解余新江为什么不让他们喊唱。“老高同志也和我们一起唱,”景一清解释道:“大家都唱,特务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是哇!”小宁这才说道:“上黑名单我也要唱:‘蒋总统,李总统,国民党尽是大粪桶!’抓进来,我还要唱:“耗子过街,打、打、打,背时政府,垮、垮、垮!’”“这里和二处的牢房不同,不要随便喊闹。”余新江很喜欢这些学生的直率和天真。他想尽可能了解他们,然后再引导他们参加斗争。
“对,我们缺乏监狱斗争经验。”景一清同意余新江的话。“我们是四·二一以后才进来的嘛!解放军渡江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那天,沙坪坝去了一万多匪兵,大炮,坦克一齐出动。水也停了,电也停了,还用电台广播,说要清查共产党!”
“最近还在抓人!”霍以常放低声音说:“我们学校也遭了查封,校长和我们都关在二处。”
“二处关了一百多同学,里面一个共产党也没有。听说大逮捕引起了群众的愤怒,那些同学可能被释放。”景一清自负地说:“我们几个案情最重,所以关进集中营。”“你们案情最重?真是天晓得!”这声音从对面一出现,满屋的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半开玩笑的人还继续说着:“国民党本事大,找不到共产党,专门抓十几岁的学生娃娃。”
学生们有点害臊,但也没有见怪。余新江不愿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便引开了话题:“你们在二处还见过什么人?”
“见到的人可多了!”小宁说:“尽是学生,挤在黑牢里,满地尿水,臭死了!”
“除了老高同志,”景一清回忆着,“再没有了。他是记者,共产党员,他了解很多情况。你可以问他。”
学生向牢门口望了一会,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告诉余新江道:
“在二处,我们还晓得一个人——刘思扬。”
“刘思扬?”
“是叫刘思扬。”景一清解释道:“我们没有看见他本人。我们在墙上看见《叶挺囚歌》,是他写的,有解说词和刘思扬的签名……”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学生们摇头。余新江无法知道刘思扬离开渣滓洞以后的遭遇,禁不住引起对战友的怀念。
学生们到签子门边,数了一阵高墙外的岗亭、碉堡,又聚在一起,争论哪个特务最凶,哪个特务最阴险,又议论着将来如何处置特务。
小宁叫道:“先关起来再说!”
霍以常认真地说:“我主张,全部敲沙罐!”
“我赞成。”景一清说道:“可是关够了之后,要交人民公审,依法惩办。”
“…………”
余新江听着这几位初生牛犊似的学生无畏的谈话,他的心境一时也被这些火热的年轻人激动了。他深深地感到,在这天翻地覆的年代,革命的高潮,冲溃了一切阻碍前进的渣滓;又那样宏伟有力地,比磁铁更强地吸引着年轻的一代,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把他们锻炼成钢铁。在革命洪流中,人的思想,群众的觉悟,发展得多么迅速,多么昂扬……可是,由于这些学生的被捕,也引起他对地下党的怀念和担心。他不知道地下党早已改变斗争策略,防止了敌人的破坏,并且正在通过舆论的压力和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学生。天色渐渐暗下来,漫长的一天,快过完了。
几个学生回到那个昏迷的人身边,又用湿手巾给他敷了几次。额上的热度消退了,可是,他嘴里含糊地咕哝了几句什么,翻了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其实,这似乎昏迷的人,并未沉睡,他虽然闭着眼睛,却竖起耳朵在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是一条毒蛇,他的一切伪装,无非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从集中营里探查地下党的线索。不过,此刻他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被派到集中营里来,在政治犯里进行破坏活动,简直是拿生命在刀口上进行赌博。
夜深了。化名为高邦晋的他,却不能入梦。两年来,在特别顾问的指点下,他像一头最机警的猎犬一样,接连几次追踪过共产党人。一次次的斗争,远比他从前学过的“心理作战学”复杂艰险得多;每一次的对手,都是些不易理解的,难以对付的人。在同伙里,他的确比普通的特工人员高强,否则,这一次便不会起用他了。可是,这并不能增强他的信心,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是美国特务的精密策划,一次次的斗争,却失败得愈来愈惨!在他初露头角的那一回,虽然千方百计把甫志高弄上了钩,可是许云峰一出现,竟毫不费力地识破了特务机关的全部诡计,连眼看到手的陈松林也给溜了。接着,他又伪装工人到长江兵工总厂干了一整年,却一点收获也没有。徐鹏飞要他装成地下党员到“刘庄”去活动,对象是孤零零的一个刘思扬,特别顾问还一再指示了突破方向:利用对手受不得委屈的知识分子情绪,可是,结果还是失败了。若不是守在刘庄外面的便衣特务发觉得早,刘思扬差点冲进嘉陵江泅水而去了。他不敢回想当时徐鹏飞圆睁的怒目,和那一阵令人寒心的狞笑。这一次,实际上是带罪图功,所以他更缺乏信心。到集中营里冒险,周围都是共产党,难保不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想着自己的任务,他一阵阵地周身战栗。他觉得,这种缺乏信念的情绪,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连徐鹏飞,连老奸巨猾的特别顾问,也难免没有类似的情绪。一次次的周密计谋,初时仿佛大有希望,结果却是一场空!只不过美国佬和徐鹏飞从来不承担责任,每次惨败,都归咎于下级在执行中的错误。
这一次,他的任务更艰巨了,不仅要接近集中营里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而且要找出他们和地下党的联系。这是徐鹏飞在和谈期间准备的一套对共产党的突然打击失效以后,美国佬针对变化莫测的地下党的活动,重新部署的新行动。这次行动的特点是悄悄调查,掌握情报,然后突然打击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找寻监狱党和地下党的联系,被认为是发现地下党领导机关的一条捷径。谁知这桩艰难的任务,又落在他的头上。
前些时候,接到黎纪纲从美国寄来的信,看了那张穿着笔挺西服的照片上微笑的面容,心里曾泛起一阵酸溜溜的滋味。此刻,置身在这凶险的漩涡里,忆起幸运的黎纪纲,不禁又出现了羡慕和忌妒的情绪……第二天早上,昏迷的高邦晋渐渐醒转来。他用一种新来者常有的陌生眼光,打量着新的环境。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螫了一下似的,挣扎着,哼着,想离开他躺卧的铺位。“老高,不要起来嘛!你就睡在这里呀!”
学生都跑过去,照顾他,搀扶他,要他躺下,他却用力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固执地说:“让我起来!”“为什么?这里才避风呀!”
“你还在流血,不能感冒。”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指了指满屋的人,像受了侮辱似的愤然地说道:“我穿这么多衣服,同志们却穿着单衣,睡在门边。”
“门边风大。”
“同志们穿单衣都能睡,我也能睡。”说着,他硬要从楼板上爬到牢门边当风的地方去。学生们拗不过他,只好搀扶着他离开屋角的铺位。
“把毯子带过去。”
“枕头拿去……”
“谢谢同志们,我不要。”高邦晋固执地说:“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
他把同志们送他的东西,一一退回去,什么都没有留下。最后才在大家友善而略带责难的目光下,勉强收下了一个破枕头。他笑了笑,感谢着众人的好意。他把枕头放在余新江和三个学生的铺位之间,脱开搀扶他的几只手臂,缓缓躺卧下去……
睡好以后,他睁大眼睛低声地责问学生们:“我的话你们全忘记了?”
三个学生象答不出老师指定的课题似的,无言地低下了头。
“受点伤算得什么!这里谁没有受过刑?难道值得夸耀,值得特别照顾吗?你们没有看见,多少人受刑,多少人牺牲……”
“老高同志!”有人插嘴说:“学生们是好意。受伤的人,应该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哦——”他略带歉意地说:“我当是他们胡乱吹嘘,不知道是大家出自阶级友爱……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同志们过于爱护我了。”
说完话,一阵伤口巨痛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迫使他伸手护住石膏裹住的左腿。学生们紧张地望着他,担心地问:“伤口又发炎了?”
“没有什么。”高邦晋似乎比关心自己更多地关心着学生,他告诫他们:“……到了新的地方,首先要冷静的观察,分清敌我,不要随便讲话。”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坐在他旁边的余新江依然听得清楚。这就引起了余新江对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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