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真说对了，那两年里，偷夏（麦子），偷秋（玉米、高粱，甚至偷冬窖藏的地瓜、胡萝卜等）。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偷，反正都是集体的，你不偷，别人偷，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死！
当那顶钢盔里的羊奶飘出香味时，已经躺了两天的我奶奶已经支撑不起来了。
“俺做了个梦……”我奶奶说。
“什么梦……”我爷爷用两个碗倒腾着凉羊奶。
“俺梦见咱又上了山，自己种地吃，那……那玉米棒子那么大……”
我爷爷沉吟半天，说了句：“是个好梦呀……”
但光靠羊奶是难以维持人的生命的！何况季风的羊奶也不是天天都能挤到，因为羊也快饿死了。可家里又没有半点吃的了。怎么办？我爷爷突然想起了当年王达礼送给他的那件全是狐狸后腿皮做的皮大衣：“我去卖掉这玩意保命。”
我奶奶说：“那可是王县长送你的大礼呀。”
我爷爷说：“现在要紧的是保命！要是没了人，就是件龙袍又有什么意义？王县长九泉之下有知，定不会说什么的！”
于是，我爷爷连夜进城，在绕弯偷拿过共产主义肥皂的百货公司门口支起了皮衣。但是，一天过去，竟无人问津。没办法，我爷爷只好去了潍坊，在火车站，才以4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了这件跟了他20多年的皮大衣。
沂蒙县的黑市粮价格显然低于潍坊的价格，我爷爷揣着这40多元钱，在黑市上买了5斤高粱面！然后，急急忙忙回家，但到家一看，小院的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有穆蛋、穆三胖、季风、刘英等人，大伙的眼圈都红红的，见了我爷爷，都不吭气。我爷爷一看这气氛，已经猜到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人不行了……”
“嗯，王奶奶她……”
就这样，我奶奶饿死了！死的时候62岁。我奶奶是1899年生人，比我爷爷大一岁！
丧事当然是只能简单办了，因为大伙都饿得没力气抬人了。我爷爷从5斤高粱面中拿了一部分，掺上些地瓜秧和甜草根，给大伙蒸了两锅窝窝头，大队里又挤出20张煎饼，算是给送丧的人填了肚子。
我奶奶的坟就在我三奶奶与我小姑的坟旁边。这是按她生前的愿望办的，她生前还说，若是我爷爷老了（即去世的意思），也要和她们埋在一起。她说，活是一家人，死是一家鬼。
村里人说，我爷爷在我奶奶的坟头坐了整整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睡。村里人都说，三爷爷又发神了，吃阳吸阴喝露水，这样能待七天七夜（当然是夸张）。我爷爷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想我奶奶当年骑着毛驴第二次上山找他的情景；也许在想她养育我爸爸及我叔叔的艰辛；也许在想她充当月老为我爷爷和三奶奶当媒人的美事；也许在想她日常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淡无奇。但就是这些抹不掉的记忆，却是俩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40余年的历史见证。生活原来很平凡，但又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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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第51章
我奶奶饿死啦……（2）
1960年的麦季终于来到了，饥饿的恶魔开始退却。
在小麦麦粒还在发育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偷夏”。人们什么也不顾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天一黑就拥进麦地里，贪婪地捋着麦穗，然后放到手心里拼命地搓一搓，吹一吹，不等麦芒全部搓掉就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大口地咀嚼着，没等吃出麦香，半半拉拉的麦粒早已下了肚。
当然，面子上是不允许偷的。集体的财产嘛，哪能随便偷呢？于是，已经有了经验的穆三胖依旧背着他的那杆苏式步枪，带着几个基干民兵去“巡夜”。他们往往站在地头高喊：
“不要偷麦哟……”
“不要偷麦哟……”
但这种干喊很容易让人理解成：
“都来偷麦哟……”
“都来偷麦哟……”
往往是他们绕着麦地喊上一圈，然后也躲到一边搓了起来。
谢谢大自然，谢谢苍生。人们终于熬过了1960年的大饥饿。
但悲从喜来。在人们有了食物的时候，反而又出了人命！这回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撑死的？你有没有搞错……肯定，读者都会这么问。告诉你，我没搞错！
还记得那个因为私藏铁锅而被游了街的王中农吧。这回故事就出在他身上。那天，王中农实在是饿极了，就偷得特别多。而吃了麦粒是很渴的，渴了就喝水呀。这一喝不要紧，胃一涨，本来就有胃溃疡的王中农竟一命呜呼，给活活撑死了。
人命关天，一死人是要上报的。而公社正好要抓“偷夏”的典型，活该王中农又是中农成分。蒋大喇叭一声令下，让公社的民兵，押着王家的儿女，由其儿女将王中农的尸体抬到了公社大会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大会开了一整天，全公社所有大队的代表都发了言。蒋大喇叭意图很明确，想以王中农为典型，切实刹住遍布全乡的“偷夏”活动。
大家都知道，割麦的时候气候就已经很热了。王中农的尸体经过一天的暴晒，本来就鼓胀的肚子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大皮球，肚皮被胀得薄薄的，上边布满了粗粗的青筋，甚至隐约可见一粒粒没有消化的麦粒。那种惨景是很多人不曾见过的。
天傍黑时大会才开完，蒋大喇叭也许太忙了，竟忘了说句话，散会后，王中农的尸体就躺在台子上没人管了。王中农的两个儿子干巴巴地等在台下，也不敢去搬抬。这样，又给晾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太阳一晒，肚子终于爆炸了。臭烘烘的、血淋淋的肠子、肚皮炸开了一地，引来了三四条狗。消息传到蒋大喇叭那儿，他才发话可以埋人。王中农的两个儿子这才急急忙忙将老父亲的尸体埋了。
多少年来，关家桥的老百姓只要一提起这事，一个个仍是不寒而栗。麦收一过，虽然离着秋收还有段日子，但半生不熟的棒子、地瓜以及柿子、核桃、梨、苹果却能接上茬了。老百姓终于可以饿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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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秋收是个平年，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一个最大的丰收年！
还有件高兴的事从天而降。这天一大早，县里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来到后就到处的找季风。最后，在后山的山坡上找到了他。当时，他刚要解开羊圈去放羊。
“你是季风吗？”同行的两个人表情严肃。
“是呀……”
“我们是县委的。奉上级指示，从即刻起，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返回原单位。”
“你们说什么？”季风以为是在做梦。
“从即刻起……”县委的两位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季风呆呆地站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是……是真的吗？”
两位干部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干吗要开玩笑。瞧，这是上头的文件。”
不错，是份红头文件，季风记得当年打成他“右派”的也是份红头文件。
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季风是丝毫不夸张的。如果这时的当事人有心脏病的话，绝对是要犯病的。
“那……那我去和乡亲们告别一下。”
“恐怕来不及了，还是请季风同志抓紧收拾一下行李，立刻上路。”没想到县委的两个同志毫不通融，“我们将负责把你直接送到益都火车站。”
“为什么？”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安排。行啊，摘帽了，好事呀，你就快点吧。”
就这样，季风几乎是被十分突然地押离了沂蒙。这种突然性丝毫不亚于当年被打成右派时。真是成罪也匆匆，平反也匆匆。
以后季风才了解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为了怕平反时“右派”闹事，采取的“突然平反，即刻回家”的办法。像季风等单独改造的“右派”还好说，而那些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就是防范的重点了。
季风很快给村里和我爷爷写了一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别的什么没说。那时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我爷爷很快回了信，信上说：“此乃好事，应感谢这个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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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1961年初，形势又有所好转。当时由刘少奇出面主持全面工作。很快，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班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政策。在农村，政事更是大踏步“后退”，实行“三自一包”，社员可分得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村，可以开出小片荒。
崮下村没别的，就是有荒地。所以，多年来，崮下村老百姓自己的荒地一直比别的村多。这时，原支书穆蛋又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穆三胖又去扛他的苏式步枪啦。
最倒霉的是公社蒋书记蒋大喇叭，他于1961年4月被抓，罪名是“领导不利，饿死人太多”，两个月后被枪毙。整个审判程序很快，甚至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蒋大喇叭终于哑巴了，但关家桥公社的老百姓却对他恨不起来。那些平日里骂他的人，反而在他死后，常去他家看看，送米送面。其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会到……
第六部分
第52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
稀里糊涂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至今，我在填各类表格的“籍贯”时还是犯愁，是填沂蒙呢，还是填枣庄呢。填沂蒙吧，我既没在那儿生也没在那儿长；填枣庄吧，那儿确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家。
我生于1957年元旦。按阳历算，是属鸡，但按阴历算，却是十一月，就是属猴。
因为生在元旦，我的名字最终被定为“新年”。这是在我快满月时才定下的。因为我出生后，爸爸非常高兴，便专门给老家的我爷爷写信报喜，并请他为我这个长孙起名子。不料我爷爷回信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一定要那么讲究。名字嘛，就是个记号，是个称呼。既是元旦生人，干脆就叫新年吧。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这段时间，是我爸爸妈妈工作、生活最为顺心的日子。那时我爸爸已在枣西煤矿担任了矿行政办公室主任，这为他在后来担任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矿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枣西煤矿是枣庄矿务局较大的一个煤矿，位于枣庄以西、薛城以东（即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的临城）。以生产肥煤著称（有点近似无烟煤，上海的钢铁厂最喜欢要，再则是支持越南，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我妈妈那时在矿工会工作，矿上没有专门的妇联，就在工会设了这么个位置。矿上的女工不多，所以我妈妈的工作不是很累。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九岁，根本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爸爸就给我爷爷奶奶写信，想让他们俩来枣庄帮着带带孩子。我爷爷很快回了信，说一时来不了，主要是队里正搞高级社，社员们都不想参加，并且在偷偷地杀猪宰牛，想着在入社前吃光喝光。现在，他要配合队里做工作。另外，还对我爸爸说的“不舍得放矿托儿所”的想法作出批评。说孩子从小不能过分溺爱，该历练就历练，并说自己打生下来，就由奶妈带着，一岁半就被强迫断了奶（为的是让孩子吃饭）。三岁就开始自己单独睡，五岁摸毛笔杆，8岁练打拳。一句话，孩子不能惯。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的爷爷奶奶就更顾不及来看我了。所以，我奶奶直到去世，都没有看上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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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上小学了。我背上妈妈为我买的大花书包，一蹦三跳地上了矿小（枣西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来到了我们家。
这个时候，正是我六岁、我弟弟四岁、我妹妹一岁半的时候。于是，矿上的人们就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爷爷怀里抱着我一岁半的妹妹，右手领着我，我再领着我弟弟，一块去矿门口的铁路桥上散步。那时，枣西矿的干部家属宿舍是在矿里，矿工家属宿舍是在铁道西。这甚至成了“文革”中矿领导挨斗的原因，说他们住在矿里是搞特殊化。
我爷爷这次来枣庄，也是我爸爸动员来的。因为我奶奶不在了，他也早在1962年7月退了休（工资当然照发。1983年以后，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竟又让他进了县政协）。我爸爸怕他一人在老家寂寞，就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让来枣庄。
当然，我爸爸掩盖了他的另一个打算：给他在矿上找个老伴，以便彻底死了他再回老鹰崮的心。
为了消除我爷爷的寂寞感，我爸爸专门给他找了几位当年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来跟他聊天。这样一来，我们就免费听了不少打鬼子的好故事。
最常来我们家摆龙门阵的是住我们后排房的（那时的宿舍多为平房）洪大爷。洪大爷似乎岁数比我爷爷大，他是从通风区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洪大爷是铁道游击队的副中队长，参加过扒火车和夜袭临城，会使双枪，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如“噢以噢以，你洪脑，核以达散以，即噢达散以，考老拿散以（日本人，缴枪不杀你）”。但我只学会了两句：“八格牙鲁是混蛋，米西米西是吃饭。”
洪大爷是典型的枣庄矿工出身，为人豪爽耿直，说话一口一个“姐”字，就连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也是这样：“姐——，那个小鬼子刚要跑，我照他的腚就是一枪，一枪就把他打趴下了，姐——”
“你是哪一部分的？”洪大爷第一次见我爷爷时，问的是句老行话。
我爷爷说：“鲁中军区独立团的。”
“鲁中……姐——那是沂蒙山区腹地，我最多到过费县、沂南，是1943年底，让小鬼子撵得没地方去了。姐——咱都是115师的。”这一句话拉近了他与我爷爷的距离。
洪大爷很能喝酒，他爱喝那种高粱和地瓜干酿造出来的枣庄白干。喝的时候可以不就菜，只须几个鲜红的大辣椒即可。一开始，他要同我爷爷拼酒，我爷爷说不会喝酒，他还有点不高兴。
“王矿长能喝，你不能喝？”
“爹是爹，儿是儿。”我爷爷正色说道，“我随我父亲，他随他奶奶。”
洪大爷琢磨了半天，才搞明白：“姐——那我自己喝了。”
我爷爷就给他斟酒。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我爷爷是团长时，曾连连向他敬礼：“原来你是团长，姐——厉害。我这人好扛上，到头来只闹了个中队副。姐——”
但我爷爷仍给他斟酒：“老洪哥，看你喝酒我也痛快……”
“姐——那我喝……”洪大爷就抓起大茶杯喝下半杯。
他们在一起讲打鬼子的故事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围在他俩周围听。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是洪大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