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们无话不谈，看守所对我还是网开一面，不刻意限制我们谈话的内容。当然咯，公务还是首要的。比如我律师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尽力为我辩护，争取弄个无期徒刑或死缓，虽然这大有难度（他说到“难度”时有一种架势，就好像他做这行就是要挑战难度，迎难而上似的）。他还劝我在初审判决出来后一定要上诉，这是体现法律公平性的一个必要程序，即便无法改变初审判决（他说初审定罪铁定是死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可以拖一拖时间。当然，他最关注也最感兴趣的，还是想通过谈话找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迹象和证据。可惜没有找到，谈下来他反而发觉我思维敏捷，逻辑缜密。本来就是嘛，我一向就是一个正常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要是他竟然发现我精神有问题，那我敢说全世界的人精神都有问题。
律师找不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证据，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他观念里，一个精神没有问题的人做出杀人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越是不可理解，他越是对我的人生观起了兴趣。他转而想从人生观上找到一个解释的途径，也就是说，他想通过思想层面来追问我杀人的动机。总之，一定要找出一个动机，甚至我看他那架势，就算没有动机也要造出一个来，因为凭他所学，没有动机在犯罪学上说不过去。他说他看过一些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不用问就知道是些什么混账书。
顺便一说，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正是心理学。在我看来，那些教科学全他妈是瞎扯淡，那帮脑残的鸟人为了混个教授，你抄我我抄你东挪西凑胡编的，拣人家吃过的剩饭，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真正的经典却没几个人去读，比如我最欣赏的心理学家是弗洛伊德，可是一提到弗洛伊德，人们就把他说成是泛性论者，搞得弗洛伊德这名字简直成了性的代名词。其实这些鸟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是性，一说到性就全他妈想到男女之间那些混账鸟事上。
“作案总得有个动机呀！”这律师说（他坐在我对面一米五左右，以便近距离观察我），“你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
“我没有动机。”我说，望着地面，“你看的那些书全是扯淡。”
“扯淡？”他笑了一下，“当然，我知道你学心理学的，不过……”他又笑了起来，仿佛在提醒我一个基本的常识：“杀人怎么能没有动机？”
“没有动机，——什么动机都没有，”我说，依然望着地面——近来我和人谈话总喜欢呆望地面，只偶尔抬头瞟一眼对方。
“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嗯？”律师问，顶了一下眼镜——他每半分钟要顶一下那混账眼镜。
“一定要解释？”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当然，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也是分内之事嘛。”
我只能向他说，在我看来，人的行为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动机；我干掉那四个同学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傻瓜都知道情绪不可能有什么鸟动机，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憋久了要透口气一样，完全发自一种本能。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时候的情绪？”律师问。
“说不清。情绪是混沌的，语言是线性的，要用线性的语言来表达混沌的情绪，说不清楚。”
“不这么绝对吧？难道不能说是一种愤恨？”
“不是，不尽然是，——甚至就不是！”我干脆说，“我觉得人类所有的形容词都无法表达我那时候的心理。”
律师摇了摇头：“我看你是不想说吧？”
“不是。我想说，但确实说不清。愤恨呀，疯狂呀，激动呀，自尊呀，随便你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够准确，我那时候的情绪要复杂得多。”
“阿——气——”律师猛打了一个喷嚏，那眼镜差点被震飞，幸亏他手快捧住了，连忙掏一张纸巾来揩嘴，一边说：“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感冒。”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倒不是笑他打喷嚏，而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比喻。律师用疑问的眼神瞟了我一眼，以为我是笑他打喷嚏呢。
我忍住笑，问他：“请问你打那个喷嚏有什么动机？”
“哈哈，”律师笑了起来，“你这家伙还有点冷幽默哩。”
“幽默感还有点，但我并不幽默。”
他愣头愣脑望着我，好像听到了一句荒谬透顶的话。我不想给他解释，只撇嘴笑了一下。要我说，幽默感和幽默其实是两回事：幽默感是一种对幽默的感觉，而幽默是一种行为。老实说，我对幽默有很好的感觉，可我他妈并不幽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天生就这样。与其说幽默，倒不如说我更倾向一种讽刺的性格，我一碰到那些混账鸟事就想冷嘲热讽，控制不住。要是我他妈足够幽默，大概也不需要用铁锤来解决问题了。
律师揩过嘴，又取出一张纸来擦擦脸，少不得又顶一下眼镜。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频频顶那混账眼镜，因为顶上去不到一秒钟那眼镜又滑下来了。说来还真是，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了等于没做，可你偏偏要去做，顶眼镜就是这种混账事情。
“打喷嚏当然没有动机；”律师说，“不过你当时的情况恐怕不能和打喷嚏类比吧？”
“作为比方，我觉得可以。”
律师暂时不再问什么，抚弄着手中的笔记本。他好像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追问动机的思考方式本身有问题。因为事情明摆着：我当时被那一团鸟情绪攫住了，以致有那些行动。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怎么来的，我可以搬出当时的情境来解释，可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有什么动机，那就像问突如其来的一股风到底有何贵干一样。可是有些人总喜欢带着一堆先入之见来想问题，简直就像带着地球引力来走路一样。
不光我的律师，还有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女的，是个教授还是什么，我不太关心这些，大老远从北京跑来，专门对我做了一个问卷，想从我身上获得一些说服人的研究成果。出于礼貌，经看守所允许，我配合她完成了问卷。可是说心里话，那些问卷在我看来全他妈瞎扯淡，都是一些脑子进水的先入之见，不可能调查出什么鸟成果来。如果她竟以为获得了成果，那我敢打赌，这些成果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活在人的头脑中了。说白了，那不过是一些妇孺皆知的老常识，老得掉了牙。她大可不必来调查我，干脆就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一边品茶一边整出一篇什么混账研究论文来还省事。
“你现在最牵挂的是什么？”一会儿后律师又问。
“我妈，”我说，“还有我女朋友……”
这是心里话。我做出这种事来，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愧对我妈。我爹去年过世了（死于肝癌），撂下我妈跟我哥住。我妈过得不开心，因为我那鸟嫂子不怎样，做人不够大方，婆媳之间不和气。要命的是，我哥偏偏又是个怕老婆的人，至少可以说是个没立场的人，我总觉得他活在世上的最大使命就是在母亲和老婆之间左右为难。面对这种景况，你可以想象我妈多么盼望我毕业，找份什么工作，然后她来跟我生活。这也一直是我心中设想的，可是一切突然就……他妈的不说这些了。
我还有个姐姐，大我不到两岁，我俩很他妈合得来。可她不该嫁给一个小里小气的混账男人，这简直让我无法忍受。什么都可以忍受，男人的小气我无法忍受。这且不说，那鸟人还爱赌博，简直嗜赌如命，在赌博上可以说他天下最慷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丢到麻将桌上毫不可惜，可你要想从他那里拿到一个钱，那比登天难多了。当然，就凭我那么讨厌吝啬鬼，我就是饿死也不要他的鸟钱。这些都还不要紧，更要命的是，我姐之所以嫁给这个小气鬼，是且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臭工作，有个政府部门的臭铁饭碗，老天爷，我简直说不清我姐究竟是嫁给了一个男人，还是只是嫁给了一个铁饭碗，但我敢拿我的脑袋打赌：她绝对不是嫁给了爱情。反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这些问题的，她只关心麻将桌上的事，这倒和他那鸟丈夫是同道中人。可她毕竟是个很大方的人呀，就因为那个臭铁饭碗她居然能容忍丈夫的小气，仅此一点我就无法不蔑视她，就算她是我最要好的姐姐。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我现在的牵挂，因为我妈跟我哥过得不开心，跟我姐过也不可能开心——我妈讨厌吝啬鬼的程度简直和我不相上下。我妈是个非常大方的人，我爹也是，其实我家每个人都挺大方，可是嫁出去的却嫁了个吝啬鬼，娶进来的也娶了个小气鬼，所以就难免矛盾重重。
“既然你那么牵挂你妈，你就不该让她失望啊！”律师说。
“我也知道不该让她失望，这哪用说！”我说，几乎有点愤懑起来了，“可是当时一切都被那种情绪支配了，什么都不管了，想管也管不了了！”
“你那时候是不是有点疯狂了？”
“差不多。”我说，少不得又提醒他一遍：“但是我求你千万不要想只用一个词就能表达我那时候的心理。”
律师笑了一笑，说：“从你作案的过程来看，一步是一步的，这哪里像是疯狂？”
“所以我说你不要试图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突然低头不语了——我不想说；当时的实情只有我心里清楚。
“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吧？”律师看我半天不说话，换了个话题。
“没什么好说的，”我呆望着脚尖的地面，可我他妈什么也没看到。
“你对大学不满？”
“无所谓满不满。”
“你觉得大学怎么样？”
“无所谓怎么样。”
律师又笑了起来，显然我这种一无所谓的态度让他有些无可奈何。他半抬屁股，挪了一下凳子，距离我稍远了一点，仿佛他想通过拉开距离来让我放松心态。
“大学总给你留下点什么吧？”律师又问了，“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没什么最深印象，”我依然故我。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种记者式的弱智提问。其实，我觉得大学简直就同监狱是他妈一回事，不同只在于，监狱里充满了悔恨和期待，而大学则是一座充斥着无聊、空虚、做作、机巧、苟且、虚伪、虚荣的混账监狱。上大学将近四年，我没认真上过几堂课，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听的，真正讲得好的老师实在是凤毛麟角。不想听却假装在听，这让我无法忍受。在课堂上心不在焉却装模作样在听比逃课更可恶，更不诚实。要我是老师，我会叫那些不想听却装模作样的鸟学生全他妈滚蛋，哪怕走光了，我对课桌自言自语都比对一群演员讲课强。
而且，大学的考试在我看来也全他妈是形式主义，考不出真水平。我的语文自认为还可以，可是《大学语文》这门混账课我考试不及格，只拿了30分。这本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答题，而是在上面写了一篇痛斥大学教育的东西，再过一万年，我也还记得那篇文章，题目叫《“天真的人”的“不识时务”》。不是我故意要特立独行张显自己，实在是那考题太他妈滑稽，尽是些弱智到极点的混账问题，比如：小说的三要素是什么呀？文学的四大样式是什么呀？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是什么呀？诸如此类脑残的问题。我把托尔斯泰三大长篇和所有中篇都看了个遍，可他妈就是不考实质的内容。我实在觉得荒唐透顶，忍不住就写了那篇文章，痛快淋漓批判了一通。这篇文章写得真他妈叫痛快，我敢打赌，你要是看了准会拍手叫好。可结果呢，我只得了30分，蛮中庸的一个鸟分数。我搞不懂为什么会得这个混账分数，要我是那老师，要么给100分要么给0分。我倒希望得0分，总比这不痛不痒的30分来得痛快。后来我也没去补考，教务员通知了几次我都没去，我他妈压根儿就没把狗屁文凭当回鸟事。我成天就把时间花在看书上，不分古今中外，不分文史哲，只要是经典，喜欢的就看。如果说大学还有什么鸟意义，那就是我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可是话说回来，傻瓜都晓得这不一定非得在大学才能做到。
说到这里，你肯定注意到了，我说话喜欢带些脏话，什么鸟啊，混账啊，他妈的啊。不是我天性喜欢说脏话，我他妈并不天生就是个喜欢说脏话的种，实在是大学这几年把我塑造成这样的。你想想，成天被一群鸟人包围着，尽干那些混账鸟事，满耳朵都是“他妈的”，我再怎么出淤泥而不染，也不可能一点都不沾染上，除非我练就了一副可以不呼吸空气的本领。再说，“他妈的”固然有点刺耳，可却实实在在挂在人们的嘴边，为什么我要回避这一事实呢？况且，我觉得“他妈的”也挺能表达我内心的一种特别情绪，有时候简直非说不可。真要说起来，学会说“他妈的”，这简直称得上我大学生活的重大收获，其重要性仅次于看名著。
律师听了我对大学的看法，简直哭笑不得。他又翻开笔记本看了看，那上面他准备了一些问题，他可真有点像个混账记者。
“你有自己的信仰吗？”他又开始提问了。
“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我说，这个问题我思考过不止五千遍了，但目前我只能这么说。
“什么意思？”
“我一直在寻找信仰，……就这个意思。”
“还没找到？”
“无所谓找到，也无所谓没找到。我觉得信仰就是一种寻找的境界……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只要你去寻找信仰，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境界。”
律师消化我这句话有分把钟，点点头，努努嘴，就好像他在品尝一枚味道怪怪的坚果。
“你信上帝吗？”律师又问道。
“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
我还没说完他就笑了：“我就知道你这么回答。”
“我有自己的上帝，”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上帝就在我心中，但不是基督教那种上帝，好像上帝是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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