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坐台”、“出台”，是她们的行话。“坐台”即指一般人说的“三陪”，而“出台”则指三陪之外的特殊的性服务了。她们夜夜歌舞，日日宴饮，对那种生活既说不上喜欢，也不觉痛苦，仅仅是做生意。所有的调笑、戏谑和殷勤，都不过是机械的、程式化了的商业行为，脂粉涂就的假面，华丽包装的交易。我很想知道，那些处于“买方”的人，是什么驱使他们挥洒大把的金钱来买笑？是坐台女的青春、美艳和性感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还是对风尘女子多少残存着一点眷怜？“就像玩一只猫”，有位男士这样表达他的感受说，“看她为了你抛给她的那个‘毛线球’，做出种种媚态取悦于你，有一种快意”。坦率得残酷了些。不过坐台女对此也心知肚明：没人会动真情，我们也只是趁年轻多赚他们点钱。她们有时也很厌恶这种生活，可是见了钱就又什么都忘了。
有人说，坐台女是欢笑赌青春。可是抵押上青春的游戏，能有真正的欢笑吗？
当然，也有坐台小姐称，自己是只“坐”不“出”。在“坐”与“出”的区别上保留了一点道德上的骄傲。当然坚持住最后的底线总比没有任何道德的边界好。可悲的是，女人的被商业化在于每一个部位都可成为“按质论价”的商品；红唇、美目、巧笑……
当然，简单地谴责她们是无益的，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她们不过是一些生活阴湿的负面生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菌子——女人的商品化是市场化最丑陋的副产品。有买方市场才有卖方市场，要女人不再为金钱而取悦男人，那么首先应该要男人不再用金钱购买女人——无论是购买她的全部还是仅仅买笑。
赵铁林（男，记者）首先“三陪小姐”的定义不够明确，陪舞，陪饮，还陪什么？
当然如果被客人领回公寓，或把客人领回“香巢”之类，那就有失大雅，属于政府明令禁止的范围。但如果仅仅上述两陪，所在地的执政官员就大可不必伤脑筋，虽说是有碍“风化”，但毕竟解决了诸多女孩子就业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化妆品及时装销量大增，餐饮业也会好转，都市的夜生活也丰富热闹了起来……，有弊亦有利，关键问题是加强引导和管理。
追溯“三陪”小姐的来历，也不一定非是外国腐朽思想的入侵，其实“三陪小姐”
在西方还处在中世纪的蒙昧时期，中国的“三陪小姐”就已经很发达了，不过叫法不同，服务的对象及服务的范围也很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旧时某官吏“坏了事”，男丁克军，女眷入籍强迫她们为还没有“坏了事”的达官贵人提供性服务，而且还要请技艺高超的乐师，为其训练必要的歌舞技能，以便使这种服务更富于艺术性，起码要够得上士大夫们的情趣爱好。
到了后来，由于它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稳定便进而推广到民间。纵观中国历史，凡哪朝哪代鼎盛之时，都是说歌舞升平，市井繁华，这歌这舞其实不少是“名妓”的功劳，也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三陪”小姐，文人墨客将她们写入词曲，编成戏文，演义了不少美妙的故事，《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社十娘》中的杜十娘，《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等等。
时代进步了，这种少数人的专门享受也就进入寻常百姓家，商品社会不仅使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且也使“类”劳动变成了商品。三陪小姐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理论构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
骆冬青（男，青年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对坐台、三陪甚至卖淫现象不能光从道德角度来看。
过去，我们读了太多的批判现实主义故事，以为生活也跟书里写的一样，以为女人都是被生活逼得没办法才去卖笑。其实人性里面潜伏着某种隐秘的欲望，不论男人、女人，都有一种想卖的冲动，这种东西表现在某些娼妓身上就是“娼妓性”。
很多妓女认为出卖色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者可以出卖思想，运动员出卖肢体，歌星出卖嗓子，同样都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为什么色相就不能拿来换钱呢？这种想法貌似有理，实质上是错误的、表面的。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远比女人出卖色相更有害的出卖行为，也是事实，政治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手段，学者出卖良知，好商出卖灵魂的欺诈，卖身求荣、忍辱苟活的小人物出卖人格或友谊，等等，谁能说比女人出卖色相更好一些？扪心自问，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卖的经历，为什么要把那些卖笑的女人看成低践的一群，归入不耻于人类主流的那一类？
其实，把性的问题总是看得过于严重，多少也见出中国封建道德意识的残余。道德风尚的败坏是浮在时代生活表面的泡沫，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导致社会堕落的原因。要改革社会，改造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比风化问题重要得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重视、去研究、去处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像千百年前的道学先生那样，把一切事情的祸水归结为女人，就太过可悲而又可笑了。
宋歌（男，机关干部）我认为，卖淫嫖娼、三陪活动首先与人的本能需求有关，而且这是主要的。在人所有的自然需要中，继饮食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其次，这些现象与社会环境（不是制度）有关，与法治、管理有关。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卖淫嫖娼现象在各种制度的国家都存在，而且禁而不死。
既然卖淫嫖娼、三陪活动与人的本能需求有关，就说明其存在必然有合理的一面，对其治理就只能采取“疏‘而不是”堵“的办法。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反而唤起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一种病态的还想。
而“疏”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加强法治，一是通过让其合法化的办法解决，也就是通常意见上的设立“红灯区”的办法，在划定区域内合法经营，征高税，加强管理，反而能减少其社会危害。事实上，没有专门的“红灯区”，结果只能是到处存在“红灯区”
而已。当然，这种办法目前的可行性如何，我不得而知，只是一种想法罢了。
程素梅（女，南京某中学教师）只要想象一下，我都觉得难受，对着各种各样的男人说着重复了无数遍的甜言蜜语，为了钱可以容许自己像一条污水沟。我真不知道她们如何在肉体的交易后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她们在用“挣来的”钱享受生活时有没有失落？我难以想象，一个女人在与许许多多陌生男人有了肉体上亲密的接触、有了性的关系后今后如何面对她所爱的人，甚至她的孩子。漂漂亮亮的女人可以选择的生活太多了，上帝对她们如此垂青，给她们姣好的面容，动人的身材，可她们偏偏选择这种生活。
难道女人天性中真的那么懒惰而又虚荣，为了得到体面，就可以选择放荡、堕落吗？男人也真是奇怪的动物，连动物的追逐和调情里都含有道德、美感的成分，可他们偏偏需要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姜波（女，某杂志社编辑）人对金钱和享受的需要是无法满足的。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向下堕落很容易，甚至有种甜蜜的感觉，而要向上，就费劲得多，需要力量和意志。我觉得女人还是应当自尊、自重、自爱。女人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她要做母亲，要抚养教育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女人也是一个国家的母亲，可以影响民族精神里有多少向上的东西。
小资料自1997年4月1日起，沈阳市向娱乐服务业（包括歌舞厅、咖啡厅、桑拿浴、洗头点及其他场所）提供临时性服务取得报酬的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至该年底，近万名娱乐业的临时性服务人员从地税机关领取了“纳税证”，其中约九成为女性。另据报道，福州、合肥的税务部门也开始向娱乐、服务机构从业的服务小姐征税。
对娱乐、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征税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沈阳市公安机关认为：三陪小姐的一个很重要的赚钱手段，就是出卖色相，向她们征税，等于承认了她们所从事的“服务”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公安部门还一时难以从法律条文上找到查禁的依据。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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