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诺夫皇朝之倒也，不足惜、不足悯，因为倒的是一家、一朝、一独夫。论代价，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才、生命、资源的浪费。胡适之所以会颂赞“新俄万岁”，他所颂赞的与其说是革命，而毋宁说是“沙俄”的终结，“新俄”的开始；他所颂赞的，是社会的浪费的终止，他所希冀的是“规划”、“管理”和“控制”的开始。胡适对“新俄”的期待或许是一相情愿，不过那不是重点。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任何人如果用后见之明来讥诋胡适的不能有先见之明，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见，没有领悟出胡适颂赞的重点。
＇1＇《胡适日记全集》，1：492493。
＇2＇《胡适日记全集》，1：417427。
＇3＇“Social Study Will Forestall Revolution，”Cornell Daily Sun； XXXIII。183，May 30，1913，p。1。
＇4＇“Wise Legislation Best Avenue to Justice，”Cornell Daily Sun； XXXIV。15，October 8，1913，p。1。
＇5＇《胡适日记全集》，2：490491。
＇6＇《胡适日记全集》，2：507508。
＇7＇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77。
第八章 诗国革命，造新文学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最不朽的贡献，恐怕就是新文学运动了。这个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在美国的旖色佳。它的来龙去脉，可以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寻得痕迹。胡适后来又用很生动的文笔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就是他在1934年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后来收为他的《四十自述》的附录。胡适晚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很可惜没有添增任何新的资料或历史的回顾。根据唐德刚的的回忆，胡适《口述自传》里相关的四节，是他跟胡适从《逼上梁山》那一章翻译成英文的。＇1＇
胡适一辈子爱说他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2＇他又爱说自己是一个有“历史眼光”（historically minded）的人。＇3＇然而，每当说到自己的时候，特别是关系到他思想发展上的关键问题的时候，胡适却常又为德不卒，不能贯彻他这个追本溯源的态度。其结果常是驱使旁人去猜谜。如果他愿意夫子自道，许多有关他的争议就不会成为历史的公案。可惜，他常在关键点上卖关子。人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文章”，硬是吹皱了一池春水，他胡博本人却逍遥在一旁，不置可否。白话文学运动的缘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胡适留美的时代开始到今天，胡适的文学革命的灵感来源就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论题。到现在，还有人错误地说胡适文学革命的灵感来源是西方的近代文学潮流，特别是意象派（Imagism）；有的人则同样错误地把它归为是本土的。
只有傅云博（Daniel Fried）最具慧眼。他独排众议，说胡适的诗学革命的灵感来源不是“近代”的，而是“传统”的。他说：“胡适所没有透露的，大多数读者所没有发现的，就是《尝试集》里的新诗之所以看起来会是‘现代’的，完全是因为语言上的错置（dislocation）＇所引起的错觉＇。事实上相当讽刺的是，胡适的诗体所用的典范很明显的是传统的英诗。在康乃尔大学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所念的诗主要就是当时美国大学生读的标准教材：伊丽莎白时期、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期，特别是布朗宁（Browning）和邓耐生（Tennyson）的诗。即使胡适当时读了当代的英诗，他所读的也是发表在通俗杂志里的一些文体相当传统的诗，而不是发表在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刊物里的诗。他所涉猎的都留下了印记：不管是从用字遣词、意象、主题还是音律来看，胡适所写的诗都非常接近那些传统英诗的范例。”＇4＇
傅云博接着从用字遣词、意象、主题、音律来分析了几首胡适体的新诗和胡适翻译的几首英诗。他同时也注意到胡适留美时期所写的英诗。在这两相对比之下，其结论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傅云博说，我们不须要去寻找胡适新诗的灵感究竟是从哪一位大师那儿得来的。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会了作英诗。他的中文新诗就是从他实地的英诗写作的经验中转借、挪用过来的。最其讽刺的是，胡适所学、所写的英诗，放在英文的语境里，也充满了其所自有的陈腔、对仗和套语。那跟胡适立意推翻的传统诗词里的陈腔、对仗和套语，其实有异曲同工的意味。“然而，对胡适来说，学习这些章法来写英诗一定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同时，把那些章法运用到白话诗上，对读者来说一定是一件更新鲜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梅光迪跟其他批胡者说胡适的诗学革命严格来说不是他的发明，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只是，革命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路障，使他们都找错了门路：影响胡适的不是《诗刊》那一类杂志里的激进理论家所写的诗，而主要是维多利亚体的诗。不管那对美国的现代派诗人来说是多么的陈腐，对写英诗是新手、而他本人又身在英诗的体制之外的胡适来说，却是很具革命性的。”＇5＇
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所谓“逼上梁山”者也，就是“予不得已也”的意思。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解释给英文读者说：被逼上梁山作“好汉”，是“中国的一句成语，意味着一个人在违反初衷之下，被迫铤而走险”。＇6＇我们当然可以说，“逼上梁山”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即使形容过当，似乎也没有特别去吹毛求疵的必要。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比喻失当的地方，就在于它适足以抹杀了历史——胡适自己的心路历程史——而把他的文学革命，截断其流，硬是把它产生的缘由给斩断了。更重要的是，白话文学革命的历史跟胡适个人的文学教育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所受的英国文学教育，也就不会有白话文学革命。胡适所提倡的诗国革命绝对不是逼上梁山，而是经由他自己实地实验——包括英诗的写作——以后所取得的经验、心得与信念的发挥。他不但不是被“逼上梁山”，而且，即使他是上了“梁山”，那也绝对不是违反初衷，而其实是梦想成真。胡适为什么会把他的文学革命的缘起作了这个截流的举措呢？他为什么会把他私心企盼的文学革命说成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呢？也许，这又是他丢给后日为他立传的历史家的挑战。即使后日为他立传的人不去找他在康乃尔选修的英文课，光是他在《留学日记》里留下来的资料，就足够历史家去按图索骥了。
胡适自己说得好：“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7＇这段话当然不完全适用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毕竟不是美国人；作为一个外国学生，他对美国政治、社会、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透过美国大学的这面棱镜，这包括他选修的课以及他的交友圈。换句话说，留学生其实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然而，胡适在这段话里所强调的“寻因”，则是完全适用于研究文学革命的缘起的。
胡适在《逼上梁山》里，为文学革命说了一个缘起的故事。他说当时清华驻华盛顿的学生监督处有一个英文秘书，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名叫钟文鳌。胡适说他是个怪人。他每个月寄支票给庚款生的时候，总要在信封里夹一些他自己印制的宣传品。内容大致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他说庚款生平时收到这些小传单，总是顺手把它向字纸篓里一丢就算了。可是有一天，胡适说大概是1915年吧，他又收到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他说要教育普及，非得用字母不可。胡适说他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说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那封信寄出以后，胡适就有点懊悔了。他后来觉得：“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胡适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这是他后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缘起，但他很明显是把这件事作为促因。他说：
那一年恰好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我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我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君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我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8＇
人的记忆不可靠，这里又提供了一个实例。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科学研究部”的由来，用当时留学生的翻译是“中国学会留美支会”。顾名思义，是虚位以待，让总会将来设在中国。而且它的英文名字不是“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而是“The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这个“中国学会留美支会”设立的时间是1910年，也就是“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该年在康涅迪克州哈德佛市（Hartford）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举办的第六届夏令营时成立的。＇9＇“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第一届年会（1911），是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第七届夏令会中举行的，地点是普林斯顿大学。＇10＇由于留美学生所组织的学会团体叠床架屋，美东、美中西以及美西的联合会在1911年统合成“全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以后，就出现了合并学会团体的呼声。1913学年度“全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郑莱宣布“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与“留美工程学会”以及“留美农林学会”已经成功地合并。其合并以后的名称，用胡适的译名来说是“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Groups）。＇11＇
从这个合并、改组的意义上来说，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这个“文学科学研究部”是新成立的，这并不能算完全不正确。至于他说他是文学股的委员，就太过谦逊了。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记载：“四日晨，赴习文艺科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郑君莱主席。先议明年本部同业会办法。众推举余为明年东部总会长，力辞不获，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12＇这时间是在1914年9月4日。当时他去参加“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安谋司举办的第十届夏令会。有关他的职称，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回忆才是正确的。他说：“我碰巧是该部门＇‘文学科学研究部’＇的会长。”然而，他说他和赵元任都在留学生的夏令会上宣读了论文，则又犯了语焉不详的毛病。＇13＇“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第十一届夏令营，是1915年8月底到9月初在康涅迪克州中城（Middletown）的卫思理言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召开的。当时，胡适由于准备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并没有参加。他在8月26日的《留学日记》里所记载的才是正确的：“作一文（英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将乞赵君元任于今年东美学生年会时读之。”＇14＇
胡适在《逼上梁山》里的这一段回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误导读者，以为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的传单，就是他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灵感或促因。《逼上梁山》是在1933年12月3日脱稿的，次年1月1日初次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当时白话文学革命早已是功成圆满了。胡适在文中摘述了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里的要点。其中，旧的汉文教授法有四弊，第一句话就是：“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任何读者读到这句话，自然就会联想到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时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的宣言。读者很容易就会作这种跳跃式的结论，以为胡适在1915年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已经在倡导白话文。人的注意力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引着的。《逼上梁山》的读者既然已经有了胡适说过文言文是死的文字的观念，他们就很容易忽略胡适后来所说的一句话：“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15＇
当然，我们可以说读者被误导是读者自己的问题，因为胡适已经声明他当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然而，我认为这个误导是胡适的写作策略有意产生的结果。胡适在《逼上梁山》里所作的摘述也是选择性的。他刻意淡化了他当时把文言的不普及归罪于教学方法的不良，而不是文言已死的事实。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摘述了他那篇论文的四点大旨：一、在拼音字母还没制成以前，“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因为那是全国说不同方言的人之间唯一能藉以交流的媒介，是当时的教育所唯一能使用的教学工具。二、汉文的中心问题，在于它是否可以作为教育的利器。三、“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第三点是关键，因为他说汉文之不易普及之罪不在汉文，而在教学法之不当。而其补救之法完全是他后来在《四十自述》里的夫子自道。这也就是说，那就是他小时候由于他母亲多付几倍学费，要塾师逐字讲解古文，所以让他能了解文意的教学法。四、旧教学法之弊，有四点：（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二）“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凡象形会意之文字，乃视官的文字；而字母谐声之文字，皆听官的文字也。”视官文字的教学法应该强调字源学。对启蒙的学童来说，这就意指从简单的象形、指事字入手，再渐次及于会意，以至于形声字。胡适说这种教学法除了能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