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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14年8月的照片。“Taken by Marie Brady； August，1914。”（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如果胡适在8月初读到卡莱尔“爱国说”的时候，还会说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到了10月底，他的看法丕变。他开始认为战争的祸首不须外求，就是国家，就是那狭义的民族主义。10月底，美国“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讷司密斯回旖色佳看望父亲的病。讷司密斯是康乃尔大学1906级的毕业生。26日下午，他到“世界学生会”的寝室去看胡适。我们在上节提到的胡适的“一致之义大矣哉”的论点，就是他们当天谈话的一部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分了两则来记载。“一致论”是写在后一则。前一则是记录他转持不抵抗主义的第一篇重要的文献。任何读者想要了解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都必须仔细地研读这则日记。他在10月26日的第一则日记里，说讷司密斯到他的寝室，他们
谈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之沿革甚久。讷氏素推崇英人安吉尔（Norman Angell）。安氏之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以为列强之侵略政策毫无实在利益，但有损害耳。不惟损人，实乃损己。盖今日之世界为航路电线所联络，譬之血脉，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响。英即败德，不能无损其本国财政也。德之败英法亦然。能知斯义，自无战祸矣。其书颇风行一世，谓之安吉尔主义（Angellism）。余以为一面之辞耳。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4＇
胡适说安吉尔“愚”，其实只是凸显了他自己当时的天真、稚嫩与无知。安吉尔说战争是一种浪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得利；英国即使打败了德国，对自己的财政也是不利，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胡适说安吉尔的这个说法是本末倒置。对当时的他来说，欧战的根源是大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他说，当欧洲的人民为了狭隘的爱国心，视生命和金钱如草芥，两者皆可抛的时候，谁还会在乎经济？因此，胡适认为安吉尔所谓经济因素，等于是能明察秋毫，却不能见舆薪。其实，这个时候胡适自己还没读过安吉尔的《大幻觉》。他所犯的错误就是他所常批评的“以耳代目”的毛病。当时还在康乃尔唯心论大本营念哲学的他，一听说安吉尔是用经济的因素来宣扬弭兵论，就把他打入社会主义、物质主义者的阵营，所以嗤之以“愚”。一年后，胡适认识了安吉尔，读了《大幻觉》，他便收回了前言。比如，他在1915年7月1日追记的日记里说：
吾初以安吉尔为一种唯物的理想家，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知识，读书甚富，经验极深。能思想，每遇人质问，随口应之，条例井然。其所主张，虽着意于经济一方面，然其所主以为思想乃制度之母，其根本主张与社会党大异。安吉尔志在改良今世关于国际伦理之种种谬说，其人盖今日第一流人物之一人。＇5＇
然而，这是胡适变成不抵抗主义者以后所说的话。1914年10月，他自以为找到了欧战的根本起因。所以他在对安吉尔嗤之以“愚”以后，接着说：
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ü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此真今日之大患。
胡适的治本之法，是“世界的国家主义”。六个月前，他还抨击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说他们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他当时的想法还是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现在，他把这个国家、世界的顺位刚好倒了过来，把国家放在世界的脉络之下：
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6＇
1914年10月26日的这则日记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作为记录胡适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一篇重要文献，就是因为它记录了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这不抵抗主义跟胡适新揭橥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断定了狭义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祸根，在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作为正本清源之法以后，他又发现了不抵抗主义的福音。原来，欧战初起之际，讷司密斯正在英国。比利时被德国攻下以后，讷司密斯冒险到欧洲去访察战情。他告诉胡适不抵抗主义在欧洲战场上成功实践的一个实例：
吾此次在大陆所见，令我益叹武力之无用。吾向不信托尔斯泰及耶稣教匮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谓“不争”是也），今始稍信其说之过人也。不观乎卢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时以抵抗而残破乎？比利时之破也，鲁问（Louvain）＇今译：鲁汶＇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路塞尔（Brussels）＇今译：布鲁塞尔＇之城独全。卜城之美国公使属匮克派，力劝卜城市长马克斯（M。Max）勿抗德师。市长从之，与德师约法而后降。今比之名城独卜鲁塞尔岿然独存耳。不争不抗之惠盖如此！博士之言如此。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7＇
鲁汶因抗拒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对胡适来说，这直如醍醐灌顶。他简直不能相信老子、耶稣那看似不切实际的教诲，居然可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里实践。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喜欢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理。他留美的第一年几乎受洗成了基督徒，后来还参加读经班，着实地研读基督《圣经》。他非常佩服耶稣“人批其右颊，再以左颊就之”的道理。但这是第七章的主旨。无论如何，鲁汶和布鲁塞尔的故事，让胡适醍醐灌顶之余，突然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进退的依据。他在引了老子“柔弱胜刚强”、耶稣“以左颊就之”的教诲以后，说：“此二圣之言也。今之人则不然。其言曰：弱肉强食；曰：强权即公理；曰：竞争者，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间，果孰是而孰非耶？”＇8＇
讷司密斯是目击者，而且言之凿凿。然而，布鲁塞尔居然可以在强权之下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胡适怎么想，都觉得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必须找到其它的目击者，他须要求证。11月13日他终于如愿以偿：
今夜遇＇康乃尔大学＇休曼校长之子Jacob G。Schurman； Jr。。其人当比利时被侵时适在布鲁塞尔，亲见鲁汶之残破及布鲁塞尔之获全。因询以讷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确实。休曼君言布城之获全，实出美公使Brand Whitlock＇威洛克＇之力。其时市长M。Max＇马克斯＇有本市民兵二万，枪二万支，已决以兵力拒数倍之德师。赖美使力劝以抗拒之无益，乃降。余询以美使是否属匮克派＇Quaker，不抵抗主义者＇，休曼君答云：“此则非所知也。”＇9＇
讷司密斯的故事既经证实，布鲁塞尔的故事说明了在强敌压境之下，不以卵击石的智慧。胡适觉得豁然开悟，他的不抵抗主义于焉肇始。11月17日的日记，他记了他跟旖色佳监理会牧师的谈话。胡适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航路、电线、铁道、无线电、海底电，皆团结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之畛畦耳。”＇10＇月25日，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几则“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
亚里斯梯帕司（Aristippus）＇公元前约435356，苏格拉底的学生＇说：“智者的国家就是世界”；
戴欧吉尼斯（Diogenes）＇公元前约404323，犬儒派哲学家＇：“人问他是哪国人，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苏格拉底说他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腊人，而是世界公民”；
培恩（Thomas Paine）＇17371809，《人权》（Rights of Man）作者＇说：“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葛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说：“世界是我的国家，人类是我的同胞。”＇11＇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所引的这些格言里，国家都不再是一个认同因素；所有这些格言都超越了国家，都是仰天长啸的世界颂。
国家既然在世界大同主义者的认同里退位到次于世界、次于人类，则当国家的行为与全世界、全人类的福祉相抵触的时候，世界大同主义者所该效忠的就不是国家，而是世界。这包括不为不义之国执干戈的权利。胡适在“世界学生会”的朋友，德国人墨茨（John Mez），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3年“国际学生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F。I。d。E。）在旖色佳开会，全美“世界学生会”议决加入“国际学生联合会”。当年“国际学生联合会”选出来的会长就是墨茨。胡适在1914年12月6日的日记里，描写墨茨凛然从德国遁入荷兰转道赴美拒绝从军的义举：
欧洲战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时，不欲牺牲其主义而从军。遂间关走荷兰，由荷至美。今自纽约来游，相见甚欢。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执其所谓“是”者，不为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于理想家之寥寥。今见博士，如闻凤鸣，如闻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此其所以为理想家欤？＇12＇
到了1916年7月14日，胡适放弃不抵抗主义，而转向仲裁主义了。当天，他听说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因鼓吹人民有权反战而拒服兵役，而被剑桥大学革职。他在《留学日记》里说：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参加“反对强迫兵役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作文演说，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他有违反“祖国防卫法”之罪，罚金。康桥大学＇剑桥大学＇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数学原理教职。“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赵＇元任来书＇注：是英文信＇论此事，云：“有什么蠢事是战争不能造成的！我们必须夙夜匪懈，否则布鲁诺（Bruno）＇注：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反对太阳绕地球说，被绑在火刑柱上火刑＇的年代会阴魂不散的。才把旧的给拱走了，它又会化身而回。”＇13＇
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轫于1914年10、11月之间。11月的时候，韦莲司刚好回旖色佳探望父母。有一天，胡适和她在街头散步，话题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韦莲司说：“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4＇胡适则以讷司密斯的故事相告，并援引他1908年在上海时写的一首七律《秋柳》：“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5＇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只是一个雏形。我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中国应该具有能赖以自保的国防力量的想法。他在8月5日那则分析欧洲战祸的日记的结论里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观乎比国乎？”＇16＇布鲁塞尔因为投降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他觉得作为弱国的中国也可以像柳条一样，在“萧飕万木摧”的情况下，“尚余垂柳拂人来”。
然而，事实证明胡适不抵抗主义的路才走了一半。他虽然重复着讷司密斯的故事，又把《秋柳》一诗的哲理添将进去，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想说服韦莲司，不如说他想说服自己。不抵抗主义，他的嘴巴接受了，但他的心还在抗拒着。韦莲司在感恩节之前就回纽约去了。胡适在韦莲司父母家过了感恩节以后，在那个星期六，11月28日，他由朋友开车到纽约州的西腊寇思（Syracuse）。当晚，他对西腊寇思的“国民兵”（NationalGuard）军官演讲，＇17＇题目是：“一个东方人对大战有感”（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从欧战所得的教训有两个。一个是针对中国。他说日本对德宣战以后，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租借地，以及租借地范围之外的胶济铁路。条约既已变成废纸，中国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未来会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必须武装起来，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但是，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欧战的发生，显示了人类的文明出了问题。这是因为丛林的法则（law of the jungle）、强权就是公理这种哲学主宰了国际关系。欧战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去求治本之道。人类的文明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推翻丛林法则、强权就是公理的说法。“把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人都能享公道、正义与爱的基础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人道法则（law of Humanity）。”胡适说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墨子都早已说过。其原则就是毋用双重标准。正义、公道只有一个标准；事物无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