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统一的，比如说，端方跟张人骏的拨款是以银两计的，而社会通用的是银元。表2。1的统计所用的单位是银元，但并没有告诉我们银两与银元的兑换比率。其次，表2。1“补助”栏里的数目，也大于端方和张人骏拨款的总和，究竟这个差异是因为换算成银元的结果，还是中国公学另有其它补助来源。如果是后者，则表2。2的捐助名录里，并没有其他拨款的来源。如果把表2。1跟表2。2的统计数字拿来相比，我们就更可以看出这些统计资料是不精确的。比如说，表内胪列的捐款数目有几项是笼统的总数。捐款的总数也与表2。1的总数不符。当然，这除了可能因为是表2。2只列出超出百元或百两以上的捐助款项以外，也可能又是跟兑率有关。无论如何，端方除了拨款补助中国公学以外，还拨了吴淞公地百余亩作为新校址。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117143。＇3＇
1908年，中国公学得到大清银行贷款十万两为建筑新校舍之用。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新校舍还在兴建的时候，中国公学的大多数学生就因为与学校行政人员的争执，而集体罢学。退学的学生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了中国新公学，留校的学生，则于1909年搬进吴淞的新校舍。中国新公学坚持到该年冬天，终于以维持困难而解散，与原校合并。有关这点，我们下文还会谈到。
胡适在1906年秋天进入中国公学，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是这样总结他在中国公学的经验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第一是学会了‘普通话’。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我那时年纪轻，学话很容易，所以不上一年，我居然能说很普通的官话了。第二是认识了许多年岁比我大的各省朋友，不但学得了一点成人的习惯，还使我认得中国之大，从一个上海学生渐渐变成了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第三是学会了做中国诗词，使我渐渐走上文学的路上去。第四是学会了做白话文。一班同学办了一个白话的《竞业旬报》，要我投稿；我投了一些稿子，后来竟做了这个旬报的编辑人。这一年多的白话文试作，使我明白白话文是差不多可以‘不学而能’的一种工具；使我试用这种新工具发表我少年时代的思想，因此把我早年的一点知识思想整理出一点条理来，至少把自己的思路弄清楚了；最重要的是这点训练给了我不少的自信力，使我能在七八年后大胆的提倡白话文学运动。”＇4＇
就像胡适在这个总结里所说的，他在中国公学的收获，主要不在学科，而是在课外方面。事实上，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的程度很浅，特别是英文和数学。然而，即使如此，很多课程还是必须请日本教习来教，例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等。这些日本老师用日文教授，然后再由懂日文的同学翻译。根据胡适的回忆，聘用日本教习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说，当时“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胡适在这一篇回忆里，还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当时中国教育的怪现象。比如说，以他后来最喜欢非难的文言文教学来说，他说：“我在上海（最开通的上海！）做小学生的时候，读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东话逐字逐句的解释，其实是翻译！做的是‘孝悌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义’、‘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外文跟外国史地则必须请青年会或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教员来教。更有趣的是澄衷所用的西洋史教科书。他说：“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5＇其实这个有关Peter Parley的回忆不很正确，详情请看下文。
中国公学的成立，既然是以留日罢学归国的学生为骨干，其所来自的省份与年龄自然极不整齐，不像一般地区性的学校有较高的同质性。胡适说他刚搬进中国公学的时候，看到各色各样的同学。许多人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完全是一副日本人的样子；还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6＇后面这一句话，显然相当夸张。中国公学的学生的年龄，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都是偏高，也不致于会像胡适说得那么离谱。表2。3的学生年龄分布，可以让我们知道学生的年龄最小十三岁，最大三十二岁，绝对还没有到需要戴老花眼镜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学生当中有“内地刚出来”，“捧着水烟袋的老先生”，则显然中国公学的成分极为复杂，并不像传言所说的尽是革命分子。
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中国公学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这句话不算夸张。胡适说中国公学，“学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学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7＇表2。4中国公学1906年学生省籍最高六省分布表，证明了胡适的回忆是正确的。1906年中国公学学生最多的六省依次是：四川、广东、湖南、河南、浙江、江苏。河南人在中国近代教育界的资源和地位所占的比率向来不高，而在中国公学则是例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人在为中国公学的捐输上，比起其他沿海更富庶的省份还要踊跃，虽然在捐款总额上其实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表2。4的学生省籍分布表只取了最高的六省。其实中国公学学生省籍分布表，一共列了十二个省，第七到第十二顺位依次是：广西、江西、陕西、安徽、湖北、福建。胡适是安徽人，该年中国公学的安徽学生有1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3。31％。在省籍统计表所列出的十二省里占第十顺位，亦即倒数第三名。此外，表2。4的统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推测胡适在中国公学究竟是上哪一班的资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只说他在甲班，但没有说明他是在高等普通预科甲班，还是普通甲班。表2。4显示这两班都刚好只有一个安徽人，根据表2。3，高等普通预科甲班最年轻的十七岁；普通甲班最年轻的十五岁。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提到他的年龄的时候，用的都是西洋的算法，但是，当时的算法是传统的，所以胡适说他1904年离开家乡到上海去念书的时候，他名为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用这个传统的算法来算，胡适1906年可以名为十六岁，所以，当年中国公学高等普通预科甲班唯一一个安徽来的学生，可能就是胡适。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87112。＇8＇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85116。＇9＇
由于学生来自的省份这么多，中国又是一个方言极多的国家，于是就必须寻求一个共同的语言了。胡适在1931年写《四十自述》的时候说：“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教授，决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更有趣的是，因为中国公学的同学里四川人最多，所以胡适在上海所学的“普通话”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10＇
不管是以今天或当时的眼光来看，中国公学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校。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即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
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11＇在《四十自述》里，他说：“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到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12＇
这种“民主国政体”的组织，必须是建立在学校财政独立的基础上。从1907年正月，端方拨的款开始进来以后，这个独立的条件就消失了。胡适说：“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13＇其实，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只实行了九个月，丙午年二月到十一月，即1906年3月到12月。他说该年冬天的时候，学校就已经改组，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个人做中国公学的董事，董事根据新章程选出监督，于是以学生作为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以董事会作为主体的制度。在开始的一两年里，由于监督不常到学校，学生也就不觉得监督制的可畏。问题是，在董事会和监督的制度之下，干事就不再由学生公选了。同时，新章程里边也没有评议部。于是，原来由学生公选的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改为由学校聘任。根据中国公学的校章，学校组织的变更必须经过全体三分之二的承认。现在董事与干事片面修改学校组织，学生当然反对。
评议部取消以后，中国公学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是一个“学生会”。学生会和三个干事争了几个月以后，干事终于答应校章可以由学生修改。等学生会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拟出了草案，再经过几次的会议，好不容易订出了一个新校章以后，却得不到监督与干事的承认。这一年多来的争执，终于在1908年9月底白热化。27日当天，监督发出布告，否认学生有修改校章的权力。同时，又发出布告，禁止学生集会演说，违者以开除处分，限一日内搬出学校。群情激动的学生，就在28日全体签名罢课，在操场上开大会。当天就有七名学生被开除。冲突越演越烈，即使有董事会出来调停，事情已经无法挽回。10月3日当天，校方发出公告，宣布次日起停止膳食，学校即日起关闭，等事情了结以后，再行通告学生复学。愤怒的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另创新校。这就是中国新公学的开始。那一天，下着雨，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退学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着雨搬到爱尔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14＇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中国公学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很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纪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15＇既然如此，胡适对这个风潮的描述，也就是说，从争执白热化到中国新公学的这一段，他的描述应该是他亲身经历的。然而，前一句话就有稍作补充说明的必要。这是因为胡适长期告假有两次，两次都因为是脚气病。第一次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是在他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以后，时间可能是在1907年初。我所以会作这样的推定，是因为他在1907年3月初参加了中国公学到苏州的旅行；4月，又参加了中国公学去杭州的旅行。这第一次病假，时间应当不长。胡适人是留在上海，就住在他们家在上海南市开的瑞兴泰茶叶店里。当时，他偶尔还会回学校看同学。第二次病假比较长，因为胡适是回家养病，时间可能是在1907年6月底到10月初。作这样的推定，是因为胡适是在10月14日从上庄回到上海的。当时，从上庄走到上海要花掉大约七天的时间，而胡适在途中显然又顺道凭吊了一些古迹。所以，他应当是在10月初离开上庄的。胡适说他回家住了两个多月，以此推算，他应当是在6月底（农历五月）回家的。以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说，脚气病（Beriberi）是维他命B1的缺乏症。在当时则不然，胡适说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换句话说，徽州人相信脚气病是一种水土不服的病。
胡适说中国公学风潮初起的时候他还是新生，又因为请了长期的病假，因此他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之间的争执。这些都是实情。而且我们从胡适的描述，知道中国公学的民主政制实际上只实行了九个月。从1906年底董事会成立、监督制形成以后，中国公学的学生其实已经失去学生治校的权力了。因此，中国公学学生与干事之间的争执，实际上从1907年初就开始了，只是争执的白热化，要到1908年春天才浮现。我们在第一章的启始引了胡适在1908年春写给家乡朋友程春度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胡适说：“公学近日几起大风潮，苟非监督明白事理，则公学已破坏矣。”换句话说，中国公学的风潮，前后算起来，一共延烧了一年十个月。
胡适在中国公学风潮最激烈的时候是主要的参与者，“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