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说吧。我想，爽快！
于是出来外面的大办公室，找了一个格子坐下，写什么呢？苗炜和邹剑宇商量了一阵，说刚好不是出来一个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据这个写一个吧。我想了想，说这么短时间，好像不方便采访，写个评论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觉得合适的路子写吧。
我看看表，大约也十点多了，说好吧，我就吃饭前交稿吧。于是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写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搞了1000多字，跟苗炜说完了。苗有点吃惊，说打印出来拿给主编看吧，你就先回去。邹剑宇也说，我得忙着写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阳光明媚，这一条肮脏的胡同也分外安静，感觉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闲聊，接到邹剑宇打来的电话，说稿件主编挺满意，而且了解你的财经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可是什么证书都没有带来啊，要什么手续吗？邹剑宇说，你就赶紧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去，结果被拉到朱伟的办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挤进来了9个人，那就是朱伟、方向明、苗炜、舒可文、李鸿谷、邹剑宇、高昱、吴晓东和我。第一次参加编委会很新鲜，大家谈的选题构思都很独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样，我看到大家慷慨陈词，也给感染了，神神道道跟着摆活。
例如把编前会的时间提前，用周刊的节奏来处理选题和稿件，尤其是经济部门训练新人培养记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来的，似乎也有点效果。
于是，在那一个号称是北京历来最多雪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三联〃火红的媒体生涯。
大干
入伙杂志之后，除了工作，偶尔也有娱乐。其中主流的集体娱乐只有两种，其一就是互相联网打星际，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时候杂志由双周刊改为周刊，而人手只是加了两名主笔数名见习记者，而且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一本成功的综合周刊，因此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内部气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实到版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很不一样了。真正是应了那一句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好在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64页的全彩色杂志，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时间，留给记者的采访写稿时间，不过四天。这本杂志又坚持记者亲自采访写作，很少外稿，结果每期差不多40页，5万多字，就是靠10个左右的记者撑着。那时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号称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转年3月，一场连着一场，大家就常常在冬夜里写稿到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杂志社之中单身汉很多，加上美术和制作人员，于是几乎每天晚上的编辑部都有七八个人在。然后总有一个人提前嚷嚷起来，不写不写先歇歇，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一起开打星际。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联合着一起对战电脑，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干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殴的话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时候实在心情好也会相互交锋。记得在那个冬夜里面，先后和我们对战的有专栏作者、漫画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闲着没事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即使星际争霸怎么激烈，怎么刺激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了。
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2）
原来，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游戏，很可能就是让人去办一本有理想的周刊。
所以，那时候打完游戏和做完一期杂志之后，和两三个疲惫的同事，踩着肮脏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无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鸡胗，偶尔加上两只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乐趣。一口气吃完了这些物事，不过十多二十元结账，然后大家懒洋洋地出门，往往已经是两三点辰光，吸一口凉气，踏着掩盖了垃圾的大雪，隐约觉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2001年时，生活周刊里面的人大都极有个性，主编就不消说了，连很多新来的年轻人，干起活谈起内容来都特有主见，杂志里面一派干劲。
记忆之中，招来的两位女翻译，一位姓纪，一位姓甄。本来只是希望他们做好编译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她们虽然不是记者出身，但是却很警醒，拿到外电资料，还能配合着做采访，搞出来的报道还很有〃三联〃风格。还有一位经济部我们招来的年轻女子张姑娘，那时候她才刚毕业，有干劲但是确实不懂写稿，更加不懂写〃三联〃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们觉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联〃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记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着除了底薪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张姑娘韧性十足，即使经常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总能隔三岔五写出一些有特色的报道，硬是坚持下来了。给任何人机会，这样也是〃三联〃的好处。到我离开时，她已经是蛮成熟的财经记者了。这两年也在一线财经媒体历炼，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了，也是佳话。
编辑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炜。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很少见他生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是总能够突如其来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点怕他，不是怕他骂，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题目做得水了，在编辑会上，他常常会很不屑地对太多的题目一扬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这事情没啥意思，你丫咋这么多话。别做好了。〃
苗炜的文笔有口皆碑，脑子也活。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着《时代》周刊琢磨杂志应该怎么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写关于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人文类的东西，换了很多笔名，不过总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显着机灵的字里行间，很有点渴望国际大同大家发财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我后来常开玩笑，说他的《生活圆桌》类文章是〃心灵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样，苗炜平时很少说笑话，但是喜欢听笑话，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来形容我们几个主笔的尴尬年纪和心情，他每回听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摇大摆地踱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去打游戏了。
自称布丁以及使用无数武侠小说人物名字的苗炜，这个和《三联生活周刊》血肉相连已经七八年的后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编，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没办法》的黄皮书，不过十几万字。
想来也有点让人感慨，这么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活圆桌》随笔，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册，和街上老是认识不过来的N个青年小说家一篇篇的大部头没法比。不过，布丁的这些透着机灵和犬儒色彩的东西，可是某一批年近30在北京读大学的女生成长过程中的贴心小棉袄和生理星巴克，里面充满了某一类人的情感代码和心灵暗号，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圆桌》文体的时候，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怎么看都有点像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
2002年，婚后的苗炜买了房子，装修了好几个月，又买了车，让老婆开着接送上下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圆桌》上就少了他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或者说窃喜？
因缘
2001年的头两个月还比较顺利，大家慢慢适应了周刊的节奏，广告也慢慢好了起来，大家春节之后刚刚歇口气，又有新的变故，就是要搬出净土胡同原来的办公室。
因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经基本做好的杂志，还留在原来的机器里面，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机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和商园家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家苦中作乐，说有点搞《挺进报》的味道。
记得当时搬家时候比较乱，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生活周刊的员工们都很负责，大家自发地想方设法把最有价值的资料转移出去了。然后在新找到的安贞大厦27楼办公室，很快进入角色，采访的继续采访，制作的继续制作，财务也有条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运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生活周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作战，永远不是孤单上路。具体来说，就是和你有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同事，总能够多做一点，很少有互相推诿的时候。记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刚出来，标题上多打了一个字，结果一晚上，几乎路过会议室所有看到这个错误的人，包括实习记者，都主动联系责任编辑，想错都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很多年轻记者做一个选题有什么问题，心里面也不会很慌，因为他知道总能在编辑部里面找到人求助。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放大了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媒体的成员那么厉害，但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3）
这几年我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体有关，因此，很多〃三联〃现在和过去的同事，也总会联系。最多的是李伟，他是很年轻很能跑的，所以总有做选题的时候互相找的时候。现在他也成了主编，很动力澎湃。还有MSN上长期见得到的尚进，他堪称媒体圈里的〃百晓生〃。谁谁谁收了多少红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这些消息他那边总能够第一批知道，而且细节生动，非常过瘾。他说，写北京媒体史作者非他莫属。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我和黄河在深圳有一段时间还是同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选题，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过瘾。不过他生就闲适的性格，不太愿意回到铁马金戈的一线媒体生涯，现在成家之后，每个月写一两篇宏大叙事的长文，间或写写读书文章，真个是乐在其中。而大约一年见上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总是难免讲起彼此的〃三联〃岁月，分外唏嘘。
我加入媒体行业已经11年，但是真正觉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么做选题写报道，还是来了〃三联〃之后。这也是我这几年来，谈起媒体运作经营的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援引〃三联〃的经验和例子的原因。那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和一群优秀的媒体人合作或者交锋，因此也有幸能够琢磨出一些门道。人的一生很多东西真是有际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周刊，我可能就已经读了MBA，然后做企业。又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五迷三道的职业。说不定已经发迹了，也说不定混得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专注在财经新闻领域，也不可能写出两三本这样的书。说白了，直到今天，听到别人谈起《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关注一些。因为我实在觉得和这个刊物有一种莫名无形但又冲不淡的联系。我相信这一种感觉会在未来维系很久。
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