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编织的舱底富有弹『性』，也随着右舷的下沉往右弯曲，倒并没有折断。
我们刚想把诺曼的箱子被砸烂后留下的空隙填补起来，可还没来得及填满，一道巨浪又从柳条的缝隙里冲进来，把他的另一个箱子也打破了。我们身下的箱子一个接一个地裂成碎片。箱子裂得越多，要保住余下的箱子就越发困难了。因为现在这些箱子有足够的空间活动了，它们驮着草褥，两两成对，就像是两艘小船在略显拥挤的港口漂浮着。舱内每卷起一阵回浪，我们的袜子啊、内衣啊就被淹没不见了，接着再从别的地方冒出来。诺曼和卡洛干脆搬了出去，躺在舱前屋顶下的食物篮筐里。尤利还没来得及把身底下箱子里的『药』品腾出来，那两只木箱就被砸破了。碎玻璃瓶、压扁了的软膏管、纸盒、『药』片、『药』膏和试管撒了一地，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现在要是从箱子上掉下来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把褥子、睡袋或其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塞到缝隙里，来挡住涌进船舱的海水，这样我们才能安全地躺在余下的箱子上。尤利也搬了出去。舱顶中部已经越来越低，离我们的脑袋更近了。我们只得把摇摇晃晃的煤油灯挂到角落里，因为那里要比中间高许多。搬到船舱外面的三个人互相开着玩笑，他们的哄笑声不时地透过薄薄的柳条壁从另一面传来。看来舱内外的人都仍然情绪高昂。
外面狂风大作，电光闪闪，但是我们听不到雷鸣，因为海水轰地一声穿过右舷舱壁冲了进来，在船舱里绕了一圈，又透过右舷舱壁哗哗地流了回去，这些巨大的声响压倒了一切。如今在船尾的船桥上值班可真是苦差事，所以我们尽量勤换岗。船桥右侧的桩子早已随着右舷的纸莎草陷下去了，舵手站立的桥面已经和屋顶的斜坡一样陡了。我们也无法够到右舷的舵柄了，只能守着左舷那个角落，也就是船桥的最高点。但是我们想出了一套办法来掌握航向，这办法极富创意，但也很费力。我们在右舷舵桨的舵柄上系好两条绳子，另一端分别系在一个人的脚上和手上，然后靠那个人在水里前后游动来旋动舵桨。当然，只有在光靠左舷的舵桨无法控制航向的时候，我们才这么干。有时我们把绳子都暂时固定在某个地方，以免使自己筋疲力尽。毕竟最重要的是使那船帆鼓满风。船帆各角的上下角索都系在船桥的栏杆上，万一舵桨无法应付，舵手还可以通过转动帆桁来让船帆鼓满。船桥上铺得满是绳索，而那没入水中的船尾拖在后面，俨然一个变幻莫测的巨桨，使掌舵变得异常复杂。如果我们不再控制草船，任凭“太阳”号在暴风雨中自由地破浪前进，那么最危险的就是桅杆，它定会连根拔起，或者顶穿船底。因为我们的草船已经被海水浸透了，再也不会倾覆，遭殃的只能是桅杆了。
7月14日这天，我们通过无线电与“谢南多亚”号联系上了，它正从巴巴多斯岛向东行驶。他们也遇上了风暴，浪头一直打到快艇二十英尺高的『操』舵室上方。因为这艘快艇无法抵御特大风暴，他们还曾发出“发生危险”的信号，也曾考虑过返航。只是想到我们也同样遭受着风暴的侵袭，而且还在海洋深处，他们才决定继续向东迎着风暴进发的。船长下令以最高航速八节全速前进。这要比“太阳”号快三四倍，但在这样的大风暴中，航速势必会缓慢许多，最早也要一两天才能迎上我们，而且这还必须以我们在同一航线上相对行驶为前提。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给我们发来他截取的消息：我们所在位置的三十里远处有一艘商船，万一我们需要支援，可向他们求救。但是我们全都想要由我们自己继续往西驶去，不打算寻求帮助。
半夜1点钟，尤利在黑暗中突然大叫起来，他说帆桁发出了可怕的声响，一定是断了。大家都跑了出来。但是谁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船帆依然挂在一根直直的帆桁上。就在此时，掌舵突然变得异常艰难。整整一夜，我们都挨个轮流值了班，一致认为掌舵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太阳”号根本不听舵桨的指挥。直到太阳升起，我们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还是卡洛发现的。原来我们舵桨的桨片早没了，我们一直在用舵杆掌舵。那根厚厚的、用木材加固过舵杆的舵桨又一次被折断了，像是被巨锤砸断了似的。那桨片早已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利听到的那声巨响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握着光秃秃的舵桨拼命掌舵，累得要死，“太阳”号却自顾自向前驶去，只有没在水中的船尾才是它惟一的舵桨。
7月15日这天，风暴达到了高『潮』。船帆再也经不住暴风的冲击了。阵阵狂风猛地向我们投来，换做普通的小船，早就倾覆了。船帆在狂风中的拍打声已如霹雳大作，我们把它收了起来。电光闪烁，大雨倾盆而至。没有了船帆，桅杆只剩下两根光秃秃的桅脚，颤悠悠地竖立着，闪电过处，竟形如一具骷髅。没有了船帆，我们感到一阵可怕的空寂和清冷。我们的速度减缓下来，海浪攻击我们的势头似乎更猖獗了。余下的几个厨房用具箱也都沉入海中。有一个坛子也被打碎了，一时间，只见碎鸡蛋和石灰末在卡洛的腿旁打转。不过，前甲板和左舷还堆满了完好无损的坛子，里面装满了食物，坛口用盖子封得严严实实。香肠和火腿依旧吊在舱顶和桅杆的步梯上。蛋黄倒无所谓，可恶的是我们身边突然冒出来许多“葡萄牙军舰”，伸出长长的、黏糊糊的丝状物，把所有东西死死缠住。我踩上了一个水泡，但没有被蜇到。乔治和阿布杜拉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忙着在被绳索磨断的地方缝补上新的绳索，结果他们的腿都被那丝状物缠住了。他们赶紧用尤利独创的天然『药』物─『尿』彻底冲洗了一遍。阿布杜拉说他一点都不疼。不过他身上倒是有许多被烟头烫伤的伤疤，这是他自己在胳膊上烫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乍得人是不畏惧疼痛的。
在风暴最为猖獗的时候，我们只有待在舱外的左舷才最安全，而且这里比较干燥。在这里，我们坐在舱门外靠着舱壁摆放的坛子上。我们的胶卷和贵重的装备都存放在这里，几乎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了。那只鸭子和那只猴子现在都待在各自的篮子里，就叠放在我们的私人用品上面。海浪涌入舱内，继续大肆破坏，箱子一个接一个裂成了碎片。到傍晚时分，只剩我和阿布杜拉还能继续睡在舱内，其他人都搬了出去，睡在柳条筐上、桅杆底下，或是舱顶上。而那舱顶已经歪斜得十分厉害，很难支撑两三个人的重量。起初给我们做床板的十六只箱子如今只剩下三只还完整无损，两个是阿布杜拉的，一个是我的。因为我们的箱子最靠近左舷，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不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其实，我腿下面的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衣服和书本混杂在一起，仿佛粥里的果肉一样在我们周围漂来漂去。我用脚跟小心地把一个箱盖搁在我仅剩的那只箱子边缘，压在自己的腰下，然后翘起双脚，顶着舱顶或是舱壁。这样一来，浪头奔涌而至时，我身下的箱子就不至于被掀翻了。这副景象极为怪异。阿布杜拉跪在舱门口祈祷了一番，然后钻进睡袋，躺在他那两只完好无损的箱子上安然入睡了。我们身边的水流声在黑暗中听起来异常凶暴。一不小心，我的枕头滑落到水里，马上被在舱壁之间回旋的大旋涡吞噬了，这大旋涡什么都不会放过。这里就像是大鲸的肚子，柳条墙就是鲸骨，把食物都拦在里面，只把海水放行出去。我一把抓住漂在水里的枕头，还捞上来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不对，是橡胶的手套，就是尤利做手术用的手套，它灌满水胀了起来，就成了手的形状。这太可怕了。我坐起来，把煤油灯吹灭了。紧接着，我的头就撞上了舱顶，舱顶帆布里兜着的一大片水都向我浇了下来。这下子，我小心翼翼护着的搁脚箱盖也掉进了水里。我仅剩的一只箱子也被掀翻了。我爬出舱去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下雨时似乎在舱外更安全一些。船舱曾经是我们温馨的小窝，如今，只剩下阿布杜拉还在下风一侧呼呼睡大觉。
7月16日，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恢复了同“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我不停地转动曲柄，一次又一次地试听，终于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无线电通讯员金属般的声音。他们的船长让我们趁着天还没亮发『射』一些信号弹。风已经停了，暴风继续向西去了，这时恐怕已经登陆了。此间，只有鸭子辛巴达的腿折了，除此以外，我们均未受伤。诺曼取出我们割开救生筏时保留下来的信号弹。可是它们都泡了水，用火柴怎么也燃不起来。我们这时才看到一个标签的碎片上写着：“保持干燥”。我们只得让“谢南多亚”号来发信号弹了。过了一会儿，船长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号弹也点不起来。风暴过后，我们谁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但据我们判断，我们仍在同一纬度上相对而行。
那个无线电通讯员让我们一刻不停地转动手摇发报机，以保证持续发出信号，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收到我们的信号。因为，虽然风已经停息，而且大雨平息了汹涌的海浪，但是我们的船都不大，在远处都看不见对方。我们了解到，那摩托艇约有八吨排量，长七十四英尺。我们坐着摇着手柄，注意到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沥青油块，就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海水冲刷着草船，又从缝隙中流走，那些沥青块就留在了纸莎草上。我收集了一些作为样本，准备写份报告一并给挪威代表团送去，上呈给联合国。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甚至大洋中间都发现了这些污染物。
诺曼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不停地摁着那按钮，戴着耳机接听，我们其他人则轮流摇手柄，这时卡洛给我们端上了一些冷餐。他感到很抱歉，厨房无法正常使用了，一半是因为所有的锅都漂走了，一半是因为汽化炉已经沉到了大西洋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吃熏肉或是埃及鱼子的话，他总算还留了一把刀。“木乃伊面包”不再定量供应了，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不管是抹上柏柏尔黄油和蜂蜜，还是和着油浸胡椒羊『奶』酪一起吃。暴风雨对食品坛子倒是手下留情，它们还都完好无损地堆在柔软的纸莎草上。只有木箱被打坏了，纸莎草、绳索、坛子、皮囊、柳条和竹篾都没什么问题。不管到哪，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败下阵来的都是硬邦邦的木材。
7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天又放晴了。我们在舱顶和桅顶四处望。尤利在摇无线电发报机，诺曼不停地对着话筒发送我们的信号。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坐在舱门口双手摁着按钮的诺曼，突然双眼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激动地说道：
“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你们没看见我们吗？”
大家莫名其妙一言不发地围坐在诺曼身边，突然大家回过神来：他是在对“谢南多亚”号的无线电通讯员说话呀！“谢南多亚”号呀！我们猛地扭过头去。乔治正站在舱顶望，可是方向不对，卡洛攀在桅顶，随着桅杆猛烈地摆动着，相机就挂在胸前。
它就在那儿！它时隐时现，就像是远处浪尖上的一颗白『色』沙砾。当它驶近一些时，我们发现它摇晃得十分厉害。而我们的“太阳”号，虽然备受颠簸，有些残缺不全，但是在浪涛里穿行还是比它平稳得多。简直就是个奇迹！可是我们的确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岛外的洋面上相遇了。两艘船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向前行。一只大黑鸟在我们头上盘旋起来。鲨鱼鳍也开始出现了，划开了“太阳”号周围的水面。它们一定是追随着快艇，从西印度群岛跟到这里来的。我们都为对方照了相，还摄了像。但是这一切还是迟了一天。因为“太阳”号的主帆在前一天就已经收起来了，再也不能挂起来了。现在只要在桅杆上挂上一小片帆，就会把那薄弱的右舷戳穿。
快艇上放下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阿布杜拉看见一位与同他肤『色』相同的人前来同我们相会，不禁欣喜万分。他先用乍得阿拉伯语，然后用法语向他大声地打招呼，而那黑人却用英语回答了他，这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阿布杜拉在美洲遇上了非洲人，可是这非洲人早已变为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
我们首先把探险期间所拍的胶卷，全部转移到了在水中不停跳动的救生艇上，然后分批划过去，同快艇上的人会面。他们都是欢快直爽的人。这艘快艇十分漂亮，上层结构很高，船身很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在“太阳”号上呆了八个星期，如今站在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反而有些站不稳了。卡洛和吉姆分别负责拍摄对方的小船，他们一致认为在草船上拍摄快艇要容易得多。
船长和海员都是年轻人，大多是临时雇用的。他们全都急切地希望我们转移到他们的船上去，他们就可以立即掉头返航了。但是这不符合租船契约的规定，“太阳”号上必须得有人留守。“谢南多亚”号给我们每人带了四个橘子，还给圣地亚哥带了一盒巧克力。但这些临时凑齐的船员出航时都没有发现，船上的给养主要是瓶装的啤酒和矿泉水而已。所以船长坚持要在食物耗尽前返航，而且还要赶在另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离开。我们借用他们的救生筏从“太阳”号搬来了整条的火腿、腌羊肉、香肠以及几坛其他食物。“太阳”号上的食物和水还够我们维持一个月呢。
因此，“谢南多亚”号留下来等着我们。“太阳”号左舷仍完好无损，但是右舷已经丢了好些纸莎草，再也不能支撑这三十英尺高且又极其沉重的双脚桅杆了，我们决定将它砍倒。一直傲立船头的桅杆倒入海中，诺曼随之又把两根长十五英尺的桨，上端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双脚桅，还挂上了一小片临时凑成的船帆。“太阳”号继续前行。7月17日和18日，我们把一切不必要的物品都搬到了“谢南多亚”号上去，而且把纸莎草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