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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休即位之时，东吴国力已开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实力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激烈，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孙休即位之后，魏国不断地寇略边境，交趾郡（今越南北部）吕兴等人也起来造反，沿海一带又有海贼骚扰，真是内外交困。孙休想行惠政，重农桑，整顿吏治，增强国力，本意原是不错，他派使者四巡，察看民情，整饬吏属，又多次下诏劝重农桑，但终因即位日短，权力过小，整个统治日益腐败而收效甚微。
孙休富有学识，眼光过人，往往能言人所不能言之事。即位之始，有人请求朝廷为故元辅诸葛恪立碑，以表彰其功勋。孙休说：“诸葛恪刚愎自用，不听众人之言，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能谓之能；恪居于元辅之位，受托孤之任，死于逆臣竖子之手，不能谓之智。为何还要立碑？”众人都叹服其过人之见。
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七月，孙休突发重病，神智虽清，但口不能言。左右人慌了手脚，连忙将休安置内宫，一边寻医觅药，一边安排后事。休知自己死期将近，便手写诏书命丞相濮阳兴入宫。濮阳兴到时，休命太子出来拜见。休把着濮阳兴的手臂，指着太子，双目含泪，将太子托给濮阳兴。濮阳兴与太子痛哭流涕，拜于御床之下。不一会，孙休双目一闭，溘然而逝。
孙休在位7年，死时仅30岁。死后谥号曰“景皇帝”。
第四十一章 末帝孙皓
孙皓字元宗。父孙和，祖孙权。吴景帝孙休时，皓被封为乌程侯。就国期间，与左典军关系极好。曹魏成熙元年（公元264年），孙休死后，东吴国内叛乱频繁，加上西蜀新亡，曹魏虎视眈眈，极想凭灭蜀之余威，一举荡平东吴。因此，东吴举国恐怖，希望有个年长的国君当政，以便固国自保。这时，万彧屡次在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面前对孙皓大加赞扬，说皓年方23岁，年轻有为，聪明好学，遵守法度，英识决断，大有明君之相。一时间说得濮阳兴、张布的心也动了。于是三人一同去劝说孙休妃朱太后，立孙皓为嗣君。朱太后说：“我一个寡妇，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只要你们觉得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就行了。”于是，大家迎来孙皓，立为吴帝。改元为元兴，大赦天下。
孙皓即位之后，颇有振兴之象。他发布优诏，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又将后宫内宫女放出以配无妻之人。于是朝野一片赞誉之声，人们暗自庆幸：吴国又得到了明君。
谁知好景不长。孙皓即位不久，即暴露出骄暴淫佚的本性，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问政事。这样，连濮阳兴和张布也后悔了。有人趁机对二人加以谮毁，而孙皓也忘记了二人的迎立之恩，借机诛杀了他们，并夷其三族。
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七月，孙皓又遣人诛杀朱太后。朱太后死后，孙皓不让在正殿停灵，却让人将尸体停放在花园里的小屋中。本来，在迎立孙皓为帝事上，朱太后同意了张布等人的意见，孙皓才得以登基为帝。现在孙皓却恩将仇报。治丧之时，众大臣知道朱太后死于非命，既为她惋惜，又痛恨孙皓的暴虐。不久，孙皓又将孙休的四个儿子遣送到一个偏远小城，旋即杀害其中两个稍长者。
第二年夏六月，孙皓命工匠营建昭明官。造宫殿需要大量巨木，皓下令官吏中二千石以下者都入山中，督率民工伐木。冬十二月，宫殿竣工，孙皓志满意得地搬入宫中居住。昭明宫豪华壮丽，穷极技巧，方五百丈，宫内陈设富丽堂皇，连宫外也有许多假山楼观，整个工程花费数以万亿计。
这期间，奸臣何定秽声远闻，却备受重用。何定善于谄上欺下，曲意媚主，虽仅为殿中列将，但对孙皓百般讨好，不久即获得了孙皓的信任，不断地委托他办各种事情。何定也由此弄权作威作福。何定曾为其子求少府李勖女为媳，李勖根本瞧不起何定这种奸佞小人，坚决不许。何定大为恼恨，于是挟私忿在孙皓面前谮毁李勖。孙皓不分青红皂白，将李勖一家大小全部诛杀，还焚烧了李勖之尸。何定性好饲犬，常以搜求御犬名义让诸将为他寻求好狗。诸将一来惧怕何定的权势，二来又想讨好何定，纷纷远至千里之外，不惜重金拼命网罗搜寻好狗。狗价因而大涨，有的狗一条竟值数千匹绢。仅御犬佩戴的缨络之类，就值一万。何定规定一条御犬配一名士兵，专门捕捉野兔来喂养犬只，群情为之哗然，而孙皓却以为何定忠心勤谨，竟赐爵列侯。后来何定劣迹昭彰，秽声远扬，朝野一片谴责之声。孙皓见众怒难犯，才不得不下令诛杀了他。
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使百官瞠目结舌的事。孙皓的爱妾经常命人去市场公然抢掠百姓财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司市中郎将陈声，也是孙皓的幸臣之一，凭借着孙皓的宠幸，又想树立自己执法严格、刚正不阿的形象，就把抢掠者绳之以法。爱妾哭着告诉了孙皓，孙皓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找借口将陈声抓获，残酷地命人把陈声的头锯断，又把他的身子扔在别处，以让爱妾解恨。
吴天册元年（公元275年），会稽郡一带大旱，民众获粮甚少，饥民不得已联名要求政府给予赈济。会稽太守车浚，素来为政清廉，忠直不阿，见此时民情可愍，遂命开仓赈灾。孙皓昏暴之极，却说车浚欲树私恩，遣人将车浚斩首，并传首京师。尚书熊睦见孙皓暴虐太甚，微有谏词，孙皓即遣人以刀环等撞杀之。熊睦死后，体无完肤。
孙皓性情忌刻，昏庸猜疑，经常滥杀忠良大臣和胜于己者。侍郎张尚，因多才多艺、言语敏捷，每使孙皓忌恨，终因言语忤皓而被杀，中常侍楼玄以身作则，奉公守法，经常仗义执言，切谏孙皓，名声极佳。皓素忌楼玄名声，后来因他人诬告楼玄诽谤时政，皓遂借机下诏责问，送付广州。楼玄不久被迫自杀而死。中书令贺邵，奉公贞正，为皓亲近小人所惮。后来群小共谮，孙皓便将其革职。以后贺邵又得以复职，可不巧又患风疾，口不能言。孙皓疑他装病，令人百般拷问，邵始终未发一言，卒被杀害。
孙皓荒淫好色。当初，以张布女儿为美人，甚见宠爱。一天，孙皓故意问张美人：“你父亲到哪儿去了？”因张布原被孙皓所杀，张美人愤而答道：“被奸贼杀死。”皓大怒，命人以木棒将其捶死。后来，孙皓又思恋张美人美貌，命人刻制她的木像，整天放在座位旁边。有一次，皓追问左右：“张布还有女儿吗？”有人报告，尚有一女儿已出嫁。皓马上命人将其抢夺入宫，对其大加宠爱，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她欢宴，不理朝政。皓又命工匠以金子制成各种首饰，数目以千计，命宫人戴着这些首饰摔跤相扑，孙皓等观以为乐。这些首饰往往早晨戴上，晚上就坏，坏了马上更换另作，再加上工匠趁机偷盗，吴国库藏为之一空。
孙皓并未独钟于左夫人张氏。昭明宫内姬妾如云，人数不下数千，佩皇后印玺者也比比皆是。孙皓犹不厌足，又使宦官巡行各州郡，采择无已。孙皓规定二千石以上大臣女，都要每年报名，年龄在15岁以上者要一一挑选，不中方许出嫁。
孙皓整日沉湎于酒宴，长醉不醒。每次酒宴，孙皓都要令侍臣任意嘲弄公卿大臣，以为笑乐。皓又逼令参加酒宴的大臣必须喝个尽醉。他设立黄门郎10人，终日站立，专门检司众公卿酒后之过失。罢宴之后，黄门郎即刻禀报，哪怕酒后胡言乱语、或略有失礼之举者，无不一一禀报。甚至若有人平视孙皓，亦成大罪。原来，孙皓最恨别人看自己，所以群臣晋见，都不敢平视。而酣饮之后，谁能保证不看孙皓一眼？于是，因酒醉失态获罪的官员不少，重者大加威刑，轻者也以此获罪。
孙皓还命人将水流引入昭明宫内，后宫姬妾们若有不合意的，马上杀戮，用水冲走。孙皓杀性一起，或剥人的面皮，或凿人的眼睛，残酷之极，亘古未有，加上他宠信奸邪，残害忠良，屡兴劳役，众庶皆苦。所以，到了吴国末年，已是国无宁日、上下离心了，孙皓也已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冬，西晋派大军分六路向东吴进攻，而吴国朝廷内早已人心涣散，军队又久未征战，一触即溃。晋军所至，吴军防线立刻土崩瓦解，几乎没有抵御之人。翌年三月，晋将王濬率军攻到建业。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得自缚双手，带着棺材，率百官到王濬大营中投降。晋军即派兵将孙皓一家押至晋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赐田30顷，岁给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孙皓便开始了亡国之君的屈辱生活。在吴将亡之前，孙皓曾给其舅何植一封信，承认：“现在国土不守。不守者，不是粮不足，城不固，乃是将士背战。将士背战，孤之罪也，并非天亡东吴，是孤所招也。”皓又给群臣书道：“我自即位以来，思虑失中，多所荒替，旁边有奸佞小人，残暴酷虐，朝廷有忠烈大臣，皆被杀害。我错暗不觉，倾覆社稷。”最后他哀叹道：“覆水不可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惟有投笔而已！”孙皓亡国之后，有何反思，史无明载，但即使悔悟也为时晚了！就这样，孙皓在洛阳过了将近4年苟安日子之后，终于病死，结束了一生。
第七卷 西晋
第四十二章 武帝司马炎
一、争当太子以柔治国
公元265年，在洛阳的一处宫殿里，新皇帝正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口吻，语言接受着魏帝曹奂的禅让，这个新皇帝就是司马炎。至此，司马氏家族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也开始了他25年的皇帝生涯，死后被谥为武帝。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与司马昭抗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才得以成为父业的继承人，并最终登上皇位。
司马炎接受禅位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二、攻灭吴国发展生产
正当司马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