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奔，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
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此事。王崇古与方逢时商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把汉那吉来投，实质上成为明朝要挟俺答的人质。于是，王崇古指示方逢时派出500骑士的仪仗队，隆重地把这个失恋青年迎进大同巡抚衙门，奉为上宾安置下来。
把汉那吉来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朝廷内的激烈辩论。有人主张不受降。他们引宋代接受郭药师、张毂投降，以致引起极大的战祸为证，认为应将把汉那吉送回去。还有人提出，收容生祸，不如全部杀掉，以绝后患。而主张接纳的一派也振振有词。双方针锋相对，争持不下。穆宗在权衡全局利弊之后，采纳了接纳派意见，向汉蒙言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把汉那吉南奔之后，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依克哈屯昼夜啼哭，并派人报信给正与吐蕃作战的俺答。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子的爱人，但他疼爱孙子的心并没有变，他也经不起依克哈屯的哭泣，便立刻率大军向长城袭来，要索回自己的孙子，整个北部边境立刻紧张起来。
兵临城下，朝野震动，不仅反对派认为“接纳”引起了祸患，就是中间派也认为捅了乱子。如果穆宗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就会前功尽弃。幸而穆宗不是朝令夕改的优柔寡断之君，他继续给接纳派以坚决的支持。在皇帝的庇护下，张居正、王崇古等接纳派不改初衷，在坚守备战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俺答的攻心战。
俺答虽然来势汹汹，但他清楚地知道，隆庆以来长城边防正在逐日加强，明军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此次进攻并没有决胜的把握。俺答正在犹豫之时，明朝使者告诉俺答，明朝出以诚心，厚礼接待把汉那吉。并不是明朝引诱把汉那吉，而是他厌恶陋俗，仰慕中原文化，自愿来降的。按照明朝的法律，斩获敌人首领及其子孙头颅者可以赏万金，封爵位。我们并非不能斩首请功，但为双方友好没有这样做。如果您要接他回去，理应好言好语商量。您现在恩将仇报，举兵要挟，难道我们的将帅会害怕您吗！一旦战争爆发，必然加速把汉那吉的死亡，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呢？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使者的一席话打动了俺答。他为讨还孙子而来，怎么会置他于死地呢！他立即派使者打听孙子的消息。使者在大同看到了把汉那吉容光焕发，绯袍金带的神气样子放了心，俺答闻讯也放了心。对使者鲍崇德说：我是不愿与朝廷为敌的，过去的战事都是汉奸赵全挑唆的结果。如果皇上能封我为蒙古王，统率蒙古各部，我哪里敢继续作乱呢。即使我死了，我的孙子受朝廷衣食优待之恩，更不会背叛朝廷，但愿朝廷能明白我的心意，允许我们进贡称臣，开放边境贸易，使蒙汉百姓都能各得其所！明王朝答应了其要求。俺答立即吩咐手下人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奸捆起来，送到明军大营。
穆宗得到俺答言和献俘的消息，大喜过望。赵全勾结俺答20多年来屡次进犯，京师数度危急，是朝廷的心头之患。今天俺答称臣，奸人就擒是自己圣明决断的结果。他决定一定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来庆祝这一胜利。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二月，穆宗亲自在皇宫午门楼主持受俘仪式，接着又大张旗鼓地行祭天、告太庙之礼，向祖宗显示自己的赫赫功绩。
在一派光宗耀祖的胜利气氛中，穆宗乘兴传旨：用最优厚的礼节护送把汉那吉回蒙古。把汉那吉奉旨感激不尽，依依不舍地跟王崇古等人洒泪告别。他身穿明朝赏赐的红袍回到了俺答的帐幕。俺答和依克哈屯看到孙子神采飞扬的高兴样子，百感交集，一齐流下兴奋的眼泪。俺答立即向穆宗上表称谢，从此，俺答和明朝结束了战争关系，打开了和平友好相处的大门。
隆庆和议，是明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最成功的一例，也是穆宗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三、心在后宫纵情声色
穆宗登位之初即打定主意，要当天下之主，而不是管家；要享主人的权威富贵，而不必付管家的操心经营之力。不是灾祸临头，无路可走，他是不甘心把时光用在治国上的。他认为他有的是卓越干练的大臣，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地去操那份心呢？
穆宗的心思被善于察颜观色的太监们摸得一清二楚。掌司礼监大权的几位大太监滕祥、孟冲、陈洪乘机诱导穆宗玩乐，博得其欢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初穆宗未即位时，处境微妙，自己也处处小心，好玩之心一直被压抑着，不敢有稍微的放肆。如今，一切顾忌都没有了，那能不加倍地补偿呢？滕祥等人要为他造宫殿，搭秋千，他欣喜得意；要陪他游玩射猎，他乐不可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元宵节之夜，太监们在宫中张挂了成千上万的花灯。入夜，偌大皇宫彩灯齐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穆宗高兴得赞不绝口。平时太监们也精心安排了无数酒宴，花样无穷的山珍海味，妖艳妩媚的宫女陪酒歌舞，使正逢壮年的穆宗的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宫里玩腻了，太监们就陪他出城游玩。隆庆二年夏天，太监们告诉穆宗南海子如何杨柳清风，荷花掩映，无穷景致，勾起他游兴大发。太监们马上传令赶造龙凤舰，安排出游的巨细事项。
游幸南海子的计划，遭到以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皇帝玩乐之心日盛，为宦官所操纵，迟早累及国家，于是一次接一次地上疏劝谏。吏科给事中石星的奏章写道：我看陛下陷入通宵酒宴之中，纵情声色，朝廷大事不过问了，几个太监作威作福，天下如此便不可救药了。我请陛下注意六件事：一是养精蓄锐，保重身体；二是学习经典，效法圣贤；三是经常上朝，接见大臣；四是尽快批复臣子奏章；五是广开言路；六是明察秋毫，不近奸佞。石星的意见很中肯，却不对穆宗的心思。太监从中一挑拨，穆宗大发肝火，命令给石星廷杖六十，罢官为民的处分。60大板打完，石星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消息很快传出宫外，石星的妻子郑氏误以为丈夫被打死，悲恸至极，一头撞到柱子上气绝身亡。京师官员百姓闻讯没有不难过的。不久，多次劝阻穆宗游南海子的内阁首辅徐阶失宠。太监们乘机说了徐阶不少坏话，穆宗烦恼之中就打发他回家养老去了。自此之后，他纵情声色更是无人敢于拦阻了。但只经短短几年时间，本来身体强健的穆宗由于纵欲享乐耗尽了精力。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宗正在坐朝，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不断地歪动，显然是中风了。文武百官目瞪口呆，一派诚惶诚恐。司礼太监冯保和大学士张居正连忙赶上扶住。穆宗被扶入乾清宫。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随即被宣入宫。只见穆宗斜倚在御榻上，已奄奄一息。3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穆宗命冯保宣读诏书，命死后太子继位，期望3人能尽心辅佐。高拱等人泪流满面，叩头谢恩。第二天，36岁的穆宗皇帝就死去了。
第三百四十九章 神宗朱翊钧
一、严督学习贤臣柄政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10岁的太子朱翊钧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朱翊钧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权力的巨辇奔忙了48年。从而使早已衰败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为宫女李氏。李氏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谋略，而翊钧前边有两个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钧成为了独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宠爱。翊钧5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翊钧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实上翊钧也的确聪明慧敏。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便正式册立。
上学不久，每当李贵妃带儿子给皇后请安时，皇后经常取经书来，将学过的内容逐段逐句考问。翊钧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张居正是翊钧的师保，对翊钧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神宗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及国子监官员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是讲官和内阁学士的日常讲学。那时，神宗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汇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神宗阅读。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神宗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皇帝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神宗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使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始，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减少开支。万历五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土地丈量完毕，共查实田地700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300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四点：（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在蓟州一带，张居正继续重用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为害边境的建州卫部落，斩女真都指挥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辽东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对军事上的这些改革、特别是选用将领，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神宗也十分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六月，张居正去世。神宗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明朝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万历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造成了说不尽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于太监冯保被逐。早些年，冯保曾将极受万历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万历对此十分难过，所以就恨造成这一事端的冯保和张居正。张诚拜辞时，万历暗中交待他离宫后要留意探明冯、张二人的劣迹。冯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张居正，人虽能干，政务上也很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廉洁自好，他招权树党、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库资产等，也是有的。这一切，都被张诚探了个清清楚楚。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进宫，便尽其所知一一陈奏，同时，建议万历先由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