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院热”。当时在英国，甚至令人赞羡的异端学院都未能获得学位授予
权，而美洲各个教派的学校却僭取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才有的崇高地位。到
美国革命时，几乎每个基督教教派都有了自己的学院：新长老派教徒建立了
普林斯顿学院，浸札会教会复兴派建立了布朗学院，荷兰改革派教会复兴派
建立了拉特格斯学院，一个公理会牧师将一所印第安传教学校改成达特茅斯
学院，圣公会教徒与长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国王学院（即后来的哥伦比亚大
学）和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每个由某一教派自建的学院，是所有其他教派自建学院的另一个充分理
由，即要使更多的美利坚人摆脱自己竞争者的虚伪说教。而所有这些教派学
院叉为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自建学院提供了这么许多充分的理由，即要把青
年从愚昧的教条中拯救出来。这是个加速运动，一旦开始便难停止，仅在美
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才受到耽搁。1746 到 1769 年间，殖民地建立的学院为
前一百年的两倍，而 1769 到 1789 年间，又比前二十年增长一倍，并如此不
断发展着。这个运动势头正猛，似仍下会停顿下来。
这种竞争附带造成一种自由化的影响。尽管建校的那个教派可望控制学
校，但却不敢加以垄断。在美洲的条件下，十八世纪下半叶日益激化的宗教
对抗实际造成了跨教派的管理机构。虽然学院院长通常来自占主导地位的教
派，但通常必须为安抚敌对教派而让它们的代表参加理事会。国王学院是一
个圣公会的学校，但其首届管理委员会包括了四个其他教派的牧师；布朗学
院的管理委员会尽管是浸礼会教徒主持，但其成员中也有许多公理会、圣公
会及贵格会教徒。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从一个非教派学院发展起来的）的
二十四个理事中，六人代表了所有主要教派，包括罗马天主教。
在这许多新学校之间兴起了招徐学生的激烈竞争，因为在地广人稀的美
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个教派能单独提供一个学院所需要的全部学
生。因而，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学院不得已都不对入学学生进行宗教考试。由
此，一种非教派主义——它井非抽象的信仰自由理论的产物——成为美洲高
等教育的理想。埃兹拉·斯泰尔斯对此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 1778 年出任
那鲁学院院长，当时该学院依然受着冥顽不灵的托马斯·克拉普（他在 1740
至 1766 年间任院长）的狭隘正统观念的折磨。斯泰尔斯的宽容有助于复兴
该学院。他自然承认自己主观上偏爱公理会派，但却不敢受其支配。
在新教的所有教派中都有如此之多的纯洁的基督徒，我以自己的宽厚友好之情热情地拥抱他
们。每个教派都有如此之多的欠缺之处，所有各派都需容忍并友好相处。我不打算将自己的任
期消耗于派别纷争，我将以主要精力抵制任何教派追求至高无上和优越地位的全部要求和努
力，同时将促进和平、融洽与友善。
美洲殖民地已然开始发现多样性中包含着安全。仅在十年之后，《联邦
党人》（第五十一篇）的作者以预言般的智慧评论道：“在一个自由政府中，
公民权利的保障必须同宗教权利的保障一样。它在一个场合存在于利益的多
样性之中，在另一个场合则存在于教派的多样性之中。”十八世纪美洲的教
派增多和宗教热忱增长，已经产生了未曾预见和未经筹划（常常也是未如人
愿）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一个教派都缺乏强制的力量，而全都明智地“选择”
了以理服人的做法。
地理距离与地方自尊。遥远的地理距离不但驱散了宗教激情，同样也驱
散了那种本来会集中于一两个高等学术中心的文化激情。在美国从未出现过
要求建立一所全国性大学的有效活动。数量众多，种类不一的美洲学院，由
于彼此相距甚远，从未形成一个自觉的学人社会。在十丸世纪以前，争取使
各学院采取统一的录取标准及成立一个各学院总的社团的种种努力，也是软
弱无力和不成功的。PBK 联谊会（建于 1776 年）之类组织，虽然目的在于
成立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的跨学院社团，但影响甚微。美洲的院校显然
只是当地社会的学校。哈佛、威廉与玛丽以及那鲁都是由各自的殖民地创设
并为之服务的，它们所得的资助来自当地。
美洲学院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增加这个大陆所拥有的有教养者，而是为本
地区输送有学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袖。传统的英国学术的
大学中心与伦敦这一巨大的政治商业中心远远隔离，而早期的美洲学院却势
必居于各个殖民地事务的中心地区。威廉与玛丽学院设在威廉斯堡（布朗、
那鲁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所在地也与此类似），这就把学术活动和公共生活
联系了起来。在那里，杰斐逊那样的学生得以乘暇顺便旁听民众代表院的辩
论。这种所在位置既象征着美洲高等学识同整个社会的自由交流，也象征着
各地领袖人物与当地特殊问题的密切联系。
在英国，显贵家族将其子弟送往几个最好的“公立”学校，以后这些青
年绅士便聚集到了牛津与剑桥，即使仅仅为了狩猎与纵酒。于是，任何能担
负起此种花销的人就到一个远方的，国立”学校去。G·基特森·克拉克解
释道：“即使他回到故乡工作也不再是一个当地人。他说的是不同于故乡居
民的语言，他的友朋联系使他的思想脱离了故乡的界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
和同乡们缺乏那种年轻人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或许是那里所有的最为密
切的邻里关系。这情况也许进一步阻碍了生气勃勃的地方生活的发展，而这
种发展是英国曾经并且继续需要的。更为糟糕的是，它促成了一种等级制度，
突出了同辈人的社会分裂，在一个财富日益增加和社会紧张状态日益加剧的
时期，这种同辈人的分裂尤为危险。”然而在美洲，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地域
性的；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美洲高等教育的扩散滋养了联邦的地方根基。
在附近学院就读离家不远，费用低廉，看来这是美国革命前许多学生选择在
哪个学院读书的决定因素。
美利坚人开始相信，一个社区没有自己的院校决非完整的。1785 年《土
地法令》和 1787 年《西北土地法令》中著名的有关教育土地基金的条款（它
们后来成为州立大学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具有这样的动机。十九世纪
初的房地产开发者把建立院校的方案纳入其规划，以便为新城镇招徕移民。
社会与地理流动性：招徕学生的竞争。这些立足未稳的新学校在为声誉
名望、财政资助以及首要的是为招徕学生互相竞争。新泽西学院和罗得岛学
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和布朗）因收费最低，达特茅斯则因有些学生可以工
助学，入学人数迅增。费城学院与国王学院，有时彼称为“绅士学院”，几
乎未从远方招来多少学生，学生人数最少。
现代招徕学生的技巧，除了足球奖学金外，在殖民地时代结束前几乎都
已应用。利用书刊鼓吹及校友做招生工作亦不乏其例。伴随着的是入学与毕
业的较低标准以及“大众化的”课程，以便吸引学生，因为他们的学费乃是
极端必需的。康涅狄格的约翰·特朗布尔 1773 年抱怨说：“除了一个邻近
的殖民地外，愚昧无知的浪荡汉都安然无事地混迹于我们的学院，种种考试
已沦为形式，在昏昏沉沉地度过四年之后，没有人因为愚钝和无能而被拒绝
给予学位的荣誉。”
美洲的学院已开始用其钱财来建造它们所不大造得起的富丽堂皇的校
舍，而不是用于购买书籍或延请有才能的教师。在美国革命前的二十五年间，
这些殖民地学院中有五所花费了大约一万五千英镑修建与改造校舍。此种开
支据认为可带来声誉，从而招徕学生。但在宾夕法尼亚学院与罗得艾兰学院，
庞大的创办费用使得学校几乎在开学前就破了产。
尽管各学院之间存在竞争，但高等教育费用仍不低廉。在十八世纪中叶，
食宿费和学费的总数从每年十英镑（新泽西学院和罗得艾兰学院）到两倍于
此数（国王学院）。一个富有的学生或许会花费五十镑，一个学院教师则为
一百镑左右，一个事务兴隆的律师也才挣五百镑。尽管雄心勃勃的父母会举
债供儿子上学，但学院教育显然不是为穷人开办的。那时还不存在正规而普
遍的奖学金制度，并且除了达特茅斯之外，学生以工助读念完大学的做法还
不常见。然而通盘考虑，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在那里要取得高等教育的费用
决不少于每年一百镑。
＊ ＊ ＊
学院的这种分散与竞争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学院所授学位在数量上的增
长，尽管并非质量上的提高。在 1747 年前的三十年中，约有一千四百人从
三个殖民地学院毕业；在其后的三十年中，英属北美的学院颁授的学士学位
是此数的两倍多，增长数中大约有一半是出于新成立的学院。任何在四年里
付得起每年十镑学费的人，只要他愿意，就不会得不到受过“高等”教育的
标记。美洲的学院不仅是在向许多人分发那在英国为少数特权者保留的东
西，也是在发行一种膨胀的知识通货。
早期殖民地的分散确立了一种从未被打破的模式。在美国革命后，建立
一个得到国会赞助的独一无二的伟大学府的宏愿曾不时表露出来。这个学校
将位于国家首都，能招收来自国外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学生，能集中全国
的知识源泉，也能消除地方偏见。甚至在联邦制宪会议中也出现过此种谈论。
查尔斯·平克尼的议案明确赋予联邦立法机构在政府驻地建立一所国立大学
的权力，麦迪逊似乎赞成这种权力。在最后表决时这项议案被否决，这或许
是因为与会者们认为这权力已经含蓄地颁授，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不可取。
乔治·华盛顿曾为这样一个观点所吸引：在首都建立一所学校“使学生有机
会出席国会辩论，由此更能接受并更为熟悉法律与施政原则”。但开国元勋
们却支持业已涌现于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
直到将近十八世纪末尾，典型的美国学院设有一个校长（他通常是一名
教士，有时是邻近教堂的牧师）以及几个（很少超过三个）导师，这些导师
本身通常是学习充当教士的年轻人。很少有“教授”（即精通其专业的成人）。
在此条件下，美国学院的课程，与它们的组织结构不同，必不可免地仍是传
统的。尽管有几个突出的例外以及英国异端学院与苏格兰诸大学的一些影
响，但美洲殖民地的学院仍墨守师师相承的课程。这些课程最终可以追溯到
英国的大学及其中世纪的祖先。使美洲的学院独具一格的不是其知识集成，
而是传送这些知识的方式、时间、地点和对象。
随着学院日益扩散并发展其跨教派主义和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它们也日
益摆脱同任何特殊职业的密切关系。十八世纪期间，充当教士的美国学院毕
业生越来越少。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即使出于教会目的而建立的哈佛，也已
从工匠、商贩及农民子弟中招收了不少学生。到十八世纪末，全部美国学院
的毕业生仅有四分之一成为教士。同时，缺乏专门的法律与医学训练，影响
了这些需有学问的职业本身，而使其更加依赖于非正规的学徒制。
旨在培养良好公民的美国学院，只是偶尔才造就学识渊博或勇于冒险的
学者。查斯特罗侯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周游我国时评论说，在这里，哲学家
需要的不是促进教育机构，而是扫除阻止其进步的障碍。他着眼于英国的弊
端警告说：“让猫头鹰与蝙蝠在或明或暗的朦胧暮色中去振翅吧，美国之鹰
的眼睛将紧盯着太阳。”
美洲学院的特殊前景在于它所拥有的数量。从一开始，美洲学院同英国
的学院相比，更急于去传布而非去深化高等学术。一个具有二百万左右居民，
散布于一个广袤大陆的狭长海岸上的社会，本来会将其傅学之士集中于某些
美洲的雅典之中，假如这些个雅典能极为有效地互相激励的话。然而那里并
不存在美洲的雅典，美利坚人开始估价在扩散中长成的知识品质，即相关意
识和社会同其教师之间经验的自由交流。如按照古老的标准，美利坚人不算
那么有学问，但他们正对学问的价值形成新的检验标准。他们固然未能精通
神圣的经文，但他们正打开数以千计的窗口。
30．无差别人的观念
当欧洲文化已发展出种种精巧的方式，把人类知识的各个片断以及人类
功能的各个侧面加以分解、专业化和垄断时，美洲的文化却自始就使许许多
多的这种片断与侧面汇集起来。美洲的生活促使人们关于知识及其自身的看
法产生了一种新的流动性。它产生了一种新奇而不甚明晰的教育观念——无
差别人的观念，它是由深深植根于殖民地时代的生活事实所培育出来的。
美洲社会阶级的混淆不清。中世纪的教育观念，即使一无是处，至少还
是明确的。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以前很久，传统的“自由”教育己被规定为学
习七门（既非六门，亦非八门）文科的入门学科。这些都是适宜于自由人的
学科，故称“自由”教育。同样明确的是，“高等”的大学科目包括神学、
法律和医学。在美洲的条件下，无论自由教育或职业教育，都不能保留其古
老的明确性。在新大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变动不定的，他无
法事先知道哪类学问特别适合于自己。在欧洲文化中，社会地位的区别已经
呈现在专业的区别中：适于“自由”人的“自由”学科是脑力劳动，而“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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