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黑暗中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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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黑暗中呻吟-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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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作者的意思,灵与肉本为一体,是因为人要超越自己,试图摈弃相对卑贱的肉体,而升华为灵性的或曰精神的人。我不禁疑惑,是谁赋予你无可置疑的判断,要把灵与肉分为对立的高下之别?它们真的是必需的吗?耶稣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同诱惑斗争,但这斗争真的是必需的吗?即使仅仅是讨论这个问题,就已让人不胜其烦。当我看完这部影片时,首先庆幸的是自己幸好不是基督。
  我想到伟大的惠特曼,想到他那些歌唱世俗欢乐、歌唱肉体情欲的诗歌,与耶稣的崇高境界相比,我更愿意在惠特曼的放浪和无羁中无忧地纵情。他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写道:“你们是肉体的大门/你们也是灵魂的大门”,在《我自己的歌》里他更是明确地宣称:“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占有天堂的愉快也占有地狱的苦痛//前者我把它嫁接在自己身上使它增殖,后者我把它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
  灵肉本来就不该分裂,事实上,也无法分割。所有的分割说,都有自欺欺人之嫌。
  
电影外的午餐(1)
酒店二楼的电梯旁,我等待她从九楼下来。
  身穿碎花旗袍的迎宾小姐问我:几位?
  我说,还不知道。电梯门开,她走出来,独自一人。我步行穿过三条斜街、两个停车场及一个有红绿灯的丁字路口,花了三十八分钟来与她相会,吃一顿电话临时约定的午餐。
  她坐在我的对面,背后是银晃晃的镜墙,她的头发短得能看到头皮。她的脸色白里透红,已经三十岁了,模样仍像十八岁的少女。她的身上散发着香奈尔的气味。
  我不喜欢香奈尔,不管是香水还是那首关于《香奈尔》的歌曲。
  红衣黑裙的服务小姐在镜里镜外像燕子般飞来飞去,但我们要的饭菜总也上不来。
  墙角的电视里正播放一部外国电影,是路易·马勒导演的《与安得雷晚餐》:两个老朋友相聚在一家小饭店,与现在的我一样。他们吃着简单的晚餐,事实上,这个只是形式,其目的也是导演的意图,即让他们在晚餐上侃侃而谈。安得雷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生活,他以为很传奇,但在我听来却极其的庸常和冗长。在这部电影中,路易·马勒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理念,想拍摄一部完全即兴的电影。为了让谈话不至于过度乏味,他请来的是两位老练的电影编剧出演,通过他们即兴讲述的故事,表达一种或多种人生的况味。这一切我都知道,因为我看过这部影碟。我很奇怪,电视台为何敢把这样一部极为探索的影片放进大众的娱乐节目里。
  关于吃饭的电影还有很多,比如西班牙的《极乐大餐》,几个壮汉吃饱了撑得要找死的故事,还有香港的《满汉全席》等等。在华语电影中,真正吃出了人生的色、香、味,吃出了丰盛文化的上品,应该说是李安的《喜宴》和《饮食男女》。但我最喜欢的,是彻头彻尾地围绕着一顿奢侈的晚饭而铺排的《芭比的盛宴》(Babette誷 Feast)。1987年,奥斯卡把当年的最佳外语片奖颁给了这部丹麦影片。
  《芭比的盛宴》,想想都是色、香、味的诱惑:一对姐妹为宗教信仰放弃世俗情感,两人清心寡欲,在偏僻乡间寂寞枯燥的厮守中日渐老去。一天,一个名叫芭比的女人从大革命的法国来此避难,成了姐妹俩的炊事员。芭比其实是一代名厨师,在某次摸彩中,她意外地中了一张彩票,有了一万法郎的飞来之财。她恳请收留她数载的姐妹允许她实现一个夙愿:为她们做一顿真正的法式大餐。影片大概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让观众领略从采购到制作和享用这顿盛宴的繁复、奢华和排场。戏的高潮自然是盛宴的过程,靓汤鲜果、生猛海鲜、美酒佳酿以及餐前餐后的精致糕点,让人觉得人生的所有璀璨莫过如此。品尝美食成了宗教的一次盛典,那些平时不食人间烟火的教徒们在盛宴中完全乱了方寸。席上的一位将军回忆起早年在法国享用过的某次豪华盛宴,他借评价当年的女厨师表示对芭比的称赞:“她能使一顿普通的晚餐,变得好像是一场秘密恋爱。”
  当然,这场盛宴就像某次一夜风流的秘爱,为了它,法国名厨芭比花掉了她彩票赢来的每一个法郎。这是值得的,真正的美食和真正的恋爱一样是无价的。
  一顿普通的晚餐或午餐,完全可能是一场秘密的恋爱。
  坐在我对面的女子说,她是三十岁的身体、六十岁的牙齿,这是医生的结论。因为牙疼,她想吃比工作餐更软的,这是我们放弃免费的工作餐而来这昂贵酒店的缘由。
  我们喝菊花茶,等待饭来菜来。
  一片菊花瓣贴在齿龈上,我把它吐出。我说,有股腐败的味道。她掀开壶盖看,说,菊花有点腐败。我说,是啊。她说,我的牙齿也腐败。我说,就像当今官场,腐败无处不在。
  我看着镜子里她娇小的容颜,和我苍老而暗淡的肤色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使我想到北方明媚的春天和阴沉的冬天。
  一个高大的服务小姐在镜前风摆杨柳地飘过,高耸的胸脯上方有张红亮的大嘴,这样丰满的胸部,在中国女人中很少见,尤其在广东。在这平常的中午的平庸而昂贵的酒店里,使人有一种偷窥的心跳。
  想起了香港以大波著称的影星叶子楣。像叶子楣这样的女人,在这阴天的正午该干些什么呢?也许刚从迷离的梦中醒来,正懒懒地伸着她那魔鬼的腰身?很多男人指责叶子楣的Cheap(低俗),但在私下里又会捧着她富于挑逗的艳照浮想联翩。叶子楣是位善于突出自己性别特征的“野兽派”艺术家,她使无数女人妒火中烧,使无数女人感觉自己不像女人。
  服务小姐应声而来,我让她去催一下我们的饭菜。服务小姐说,我们的饭菜全要一样样现做。奇怪,不是现做,难道还是要昨天做好的吗?
  我们只好接着喝茶,谈起了孩子。她说,你儿子很像你,很任性,让他做一个挠手的动作,他就是不做,等你不看他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做。他才七个月就这样,长大了肯定个性强。


  她谈起儿子来眉飞色舞。
  在银晃晃的大墙镜里,我试图再看一眼刚刚飘过的那位丰乳肥臀的服务小姐,但她已不在镜子里。
  镜里观佳人,便觉得镜中别有一番魔幻的天地。
  男人们当然会鄙视至少是不屑地看待那些搔首弄姿的女人,却又身不由己地被诱引着投入热切的目光。而真正的风流往往无须搔首弄姿,女人们所以如此,只是要令你关注,挑起你的爱欲,让你心痒难当,又叫你难以如愿,以此张扬和焕发她们恒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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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外的午餐(2)
男女之情上这种爱与欲、进与退、委身与拒绝的复杂性,萨特在其早年的《存在与虚无》中已有分析。
  镜子里又有两只燕子平飞,相貌都实在不敢恭维。真正的美人如同富有者总是少数。
  我很想知道那个有着一张红亮大嘴、丰乳肥臀的服务小姐在何处,但不好意思回头。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谁知这衣内乾坤是真是假?
  叶子楣说,男人中十个有九个喜新厌旧。她很清楚这一点。其实,又何止男人。可贵的是,她清楚这一点又能乐观地对待。男人喜欢她的直率,直奔主题又能巧妙迂回。在男人导演的戏剧里,她的受害受宠都不是无辜的,她善于迎合社会的好恶,使无数男人欲罢不能又自觉英雄气短。
  谁能说这不是做人的尤其是做女人的高境界?
  三个红衣的服务小姐鱼贯而入,在漫长的等待中,一个小菜都不给你上,而现在却一下给你上齐,刚才空旷的桌子,立刻挤满了盆盆盘盘。
  这真像马太效应。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抓紧吃,否则菜冷汤凉。
  她说,我不能吃太多,只吃一点。
  有趣,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英国作家毛姆早期的一篇小说《我只吃一点点》,写的是“我”早年间请一位女读者吃饭的故事。女读者口口声声说“我只吃一点点”,点的却都是最昂贵的菜肴,且胃口大开地吃个不停,让囊中羞涩的“我”胆战心惊地为买单忧虑。但“我”最终复了仇:二十年后,她的体重达到三百磅。
  正午的阴郁的时光在吞咽中悄悄溜过。
  坐在我对面的女子真的是“只吃一点点”,她吃猪肠猪肝白米粥,只能吃米和汤。她说,原以为肠和肝会很软,结果还是咬不动。她吃猪红韭菜煲,猪红(血豆腐)如牛筋,还是无法吃动。我说,当你的牙齿无法消化社会时,你只能吃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牙能咬动多硬的东西。这就是生活。她无奈地笑笑,说,是啊。
  我尽其所能的横扫餐桌,但终因胃口有限而放弃了很多别具风味的好食品。
  我总结说,的确,很多特别风味的东西在家常菜里无法做到,因为特别的风味需要专业的水平。
  她说,是啊。牙很疼。
  这顿阴天的午餐花去了我十五天正常工作午餐的费用,她吃得不好,但愉快。
  我搂着她的肩膀走出酒店。分手时,我看到那个高大的有着红亮大嘴、丰乳肥臀的服务小姐就站在门口,但我没再向她多看一眼,头也不回地沿着来时的路步行回单位上班。
  与我一同吃午餐的短发女子,是我儿子的母亲,我的新电影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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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影碟的洞孔(1)
梁二平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甚至一天看两场……那个时候,电影就是我的世界,是我周遭那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天地。不过对我来说,银幕上所见才具有世界的独一无二性……而银幕外堆叠的,只是那引起仿佛因际会才凑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元素,以及在我看来缺乏形状的生命实物。
  这是卡尔维诺给费里尼的《我是说谎者》一书所作的《序言》之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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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先看“序”是一件特别小儿科的事,没办法,我生来就这么土。那天,翻开王樽的新著《与电影一起私奔》,我甚至连目录都没翻就直奔《序言》:《文学与电影的神秘私通》。说到《序言》,不得不先放下书的作者王樽,先说说《序言》的作者崔建明。这个我有时叫他建明、有时叫他老崔的人,对外介绍他时,我总是叫他为“深圳碟王”。现在,每年想找一两本看了不反胃的、不烂眼睛的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一批爱看书的人转行看碟,碟送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世界。碟即影,那为何不叫崔建明为影王?因为他从不进电影院。他每日里走出家门是与天斗与地斗,与投入产出斗;但回到家里,他只和他收藏的差不多近一万张的影碟斗。崔建明通过对影碟的不懈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江湖上认可的电影专家。
  作为专家,建明也像大师卡尔维诺似的先放下费里尼的著作不说,横空出世先扯上一大段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这一点,我也很理解。对于电影,我们几位朋友都像在路灯下看到一盘残局,每个人都憋不住撸胳膊挽袖子上去支上两招,耍弄一番。建明的这一番耍弄,占去了《序言》的大半笔墨。但耍弄得也很精彩:
  关于电影,我总是有话要说。
  我个人认为,就电影发展而言,真正具备开拓意义的电影大师不过三个人:格里菲斯、爱森斯坦和威尔斯……用如此多的文字来叙述我心目中的电影大师,是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这三位之后,电影已没有大师。《一个国家的诞生》告别了电影的襁褓期,《战舰波将金号》创立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而《公民凯恩》则是传统电影和现代电影的分水岭,电影美学规则的构筑从此完成。而电影如今已是华丽包装下的游戏。即是游戏,那就看谁会玩,玩得认人面红、耳赤和心跳……电影的观赏无非是一场合法的色相偷窥……但我也注意到有一种人并不满足于电影商人提供的大众消费—
  接下来,他提到的当然是王樽和他的这本书。关于他夸奖王樽的话我不能再引了,因为,我还有话要说。建明在这个《序言》中,除了气壮山河般地概说了一通独具眼光的电影史话,为一部关于电影的文字作了某种阅读的热身之外,他还恰到好处地为王樽的这些文字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电影随笔。他用的是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说,所以,引出了我下面的这些闲话。
  应当说,“电影随笔”这个词对我刺激很大。算起来我与电影的文字关系大约有近二十年了。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混迹于长影的“七放”或“十二放”等小放映室里,观看当时的所谓内部电影,《教父》、《八部半》、《去年在马里安巴》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就拿电影当成一件文化大事来研究,一直写影评,也算个资深影评人了。近两年碟看得多了,我反而突然不写了。恍恍惚惚地觉得影评,尤其是我的那种一吐为快的影评,已经不是东西了。这个感觉最初是从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关于电影的文字开始的。她从电影里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写出了更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那种另类的思想与文字,令我汗颜。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电影随笔对影评的打击。但我没能想到的是,在我的身边还潜伏着更贴近的打击,王樽的这些文字也在那两年就动手了,只是发表在远离我们视野的杂志上,有些根本就没有发表,静静地伏在电脑里,等待着某一天猛然跃起出击。
  榴莲的气味最是无敌,老远你就可以闻到,不,是感受到。成熟的榴莲因过分甜腻而发散的呛人的恶臭,像堕落又招摇的女人,让人避之不及,既厌恶又满是诱惑。她们成群结队,混杂着既低劣又高贵,既热烈又冷漠,既肉欲放荡,又清纯无辜,总之是极其复杂多义的感觉,那感觉波涛汹涌,势如破竹,卷地而来……
  这篇名为《榴莲的气味》的文章,碟友们一看名字就会猜到他是要写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但文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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