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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你去哪里？”
“南京。”
“票呢，拿出来我看看。”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4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地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唱昆曲姑娘的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了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的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刑讯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惟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二哥才是最该死的！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
我的家就这么毁了，而我却因此而生。天塌了！灾难让我走出了困境，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的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的血。第一件事，我要找到二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想吴丽丽可能会知道，便去找她。丽丽姐的男人在上海是有家室的，军统工作又秘密，去会她的机会其实很少，大部分时间她是一个人，很无聊，便经常邀母亲和二嫂去打牌。上海沦陷前我陪母亲去过多次，房子很好的，一栋黄色的独门独户的小别墅，有一个佣人叫何嫂，我也认识。那天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何嫂才来给我开门，开了门又不想让我进去，说丽丽姐不在家。我问她去哪里了，何嫂说她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我注意到，何嫂神情紧张，说话语无伦次，便不管她阻拦，硬推开门闯进去。
屋子里很乱，楼上的家具都堆在楼下，显然是要搬家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要搬家吗？”何嫂说：“是的。”我问：“搬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预感是出事了，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我问：“陈先生呢？”我问的是丽丽的男人。何嫂说：“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一回，说这儿已经被鬼子盯上，让我赶紧整理这些东西，准备搬家。”我沉吟一下，问她有没有见过我二哥，她说十几天前见过，最近没见过。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她说：“咋不知道，出事后二少爷就躲在这儿，天天哭呢，天杀的鬼子！”我问她知不知道现在二哥躲在哪里，她不知道，说：“满大街都贴着他的头像，我想他应该不在城里。”会在哪里？我看见电话机，决定给罗叔叔打个电话问一问。
我打通电话，罗叔叔一听见我声音非常震惊，问我在哪里。听说我在吴丽丽这儿，他在电话那边不禁地叫起来：“天哪，你怎么在那里，马上离开那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在那里，快走，越快越好。”我小声说：“已经有人看见了。”他说：“不管是谁，一定要堵住她嘴！”他给我一个地方，让我速去那里等他。我挂了电话，联想到何嫂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测现在这儿可能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便吩咐何嫂：“不要跟先生说我来过这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鬼子都以为我死了，谁要知道我还活着，万一被鬼子盘问起来，对你反而是多了一件事，知道吧？”何嫂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还是不放心，走出门又交代她：“你就权当没看见我，万一刚才有人看见我进来，你就说不认识我这个人。”何嫂说：“好的，我知道，你快走吧，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我知道你家一向对吴小姐好，我不会伤害你的。”说着流了泪。她这话、这样子让我更加认为，丽丽姐已经出事了，肇事者可能就是她男人，陈录。
果然，见了罗叔叔后，罗叔叔告诉我：丽丽姐已经死了，就是被她男人陈录害死的。“为什么我叫你赶紧离开那儿，”罗叔叔说，“陈录是个混蛋，跟日本人绞在了一起，他要知道你的下落也会把你卖给鬼子的，吴丽丽这次就是被他卖了，包括你二哥。”我急切地问：“我二哥怎么了？”他笑了，说：“别急，你二哥是虎，虎就是猫，有九条命。”罗叔叔说，“这个王八蛋就是命大，把你父母亲害死了，自己却几个生死劫都挺过去了。”
“他现在在哪里？”
“你想见他？”
“是的。”
“算你幸运，掐着点冒出来了。”
原来罗叔叔已经安排二哥这天晚上离开上海。几个小时后，在江边的一个阴冷潮湿的涵洞里，我见到了比父亲还要老相的二哥——见到之初，我以为是父亲！他已在这个鬼地方躲藏三天了，一直在等机会离开，今天晚上恰好有一艘船要给鬼子去嘉兴运粮食，船老大是个地下党，姓赵，与罗叔叔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是老乡兼老战友，交情笃深。他妻子姓郭，是个大胖子，比赵叔叔要大半个人。后来赵叔叔和郭阿姨都跟高宽去了南京，郭阿姨代号老P，就是香春馆里的那个老板娘。赵叔叔代号老G，一直跟着我和高宽，名义上是我的管家，实际上是我们电台报务员，同时又兼管高宽的安全工作，高宽外出时一般都带着他。别看赵叔叔个子小，力气可大呢，扛着两百斤一袋的大米上船，如履平地，面不改色，大概是经常撑船锻炼出来的。
从见到我开始，不管我问什么、说什么，二哥一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他不但老了，还傻了。悲痛让他变成了废物，变成了哑巴，变成了一个痴呆人。我以前从没有见二哥流过泪，可这一路上他都在流泪，无声地流泪，常常泪流满面，睡着时也在流。最后，泪水变成了黄水，有一股脓臭味，显然是眼肉被泪水灼坏了。等我们下船时，他双眼已经肿得像嘟起的嘴巴，眼皮子红红的，鼓鼓的，眼眶只剩下一条线，根本睁不开眼——这下子，他不但成了哑巴，还是个瞎子，走路都要人搀扶。
赵叔叔把我们安排在嘉兴码头附近的一户农户家里，主人家的老爷子懂一点中医，给二哥熬鱼腥草的水喝，又用艾草灸脚踝上的两个穴位，两天下来眼睛的肿总算消了下去。第三天，有只小木船来接我们，上船后我发现竟是阿牛哥！
原来，罗叔叔想把我们送回乡下老家去避难，又怕鬼子去过村里，有埋伏，所以先去侦察一番，结果遇到了阿牛哥，便让他来接我们走。罗叔叔真是我们的福星，我们三个天各一方的人，就这样又有幸相聚了。
二哥见了阿牛哥后，号啕大哭一场，这才开始张口说话。一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向我和阿牛哥讲述了他干的傻事——帮钱叔叔行凶得赏，和这一个月来东躲西藏的经历。这段经历里，吴丽丽和她男人陈录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高宽牺牲后，组织上让他接任老A的工作前，曾要求他对这段“历史”有个文字交代，为此他专门写过一个材料，如下：
我家被鬼子满门抄斩后，我没地方藏身，就去找了吴丽丽。当时陈录不在上海，说是去浙江了，一个月都回不来，吴就把我留在她的屋里。但事实上陈根本没离开上海，陈所以这么骗她，是因为吴老嫌他来看她的时间少，缠得他心烦，才撒谎说走了。我呆到第三天，陈得到口风，说我跟吴住在一起，当天夜里就闻来捉奸。我越窗而逃。毕竟是匆忙逃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