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在局里处理常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蒋介石急问道：“后来有人愿意去吗？”
毛人凤抹了把眼泪，道：“还好，有沈醉不怕死。”
蒋介石说：“你怎不叫他来见我？”
毛人凤说：“报告校长，沈醉和我一起来了，现在在外头听候吩咐。”
沈醉被召进来，蒋介石握着他的手道：“嗯，不错，干革命就是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完成任务我还要奖励你，现在时间来不及了，你会跳伞吗？”
沈醉摇摇头：“报告委座，不会。跟我一起去的都不会。”
这时，宋美龄在一旁插话道：“跳伞是很容易学的，最主要的是掌握着地时注意屈腿，免得骨折。”
蒋介石说：“夫人是航空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你回去照她说的练习，另外再找个飞行员，直接辅导。”
晚上8时，毛人凤又来汇报，蒋介石劈头问道：“沈醉他们去了吗？”
毛人凤说：“报告校长，沈醉还没有走。我刚刚收到李人士发来的电报，说是17日午后，军统局情报人员发现有一架军用飞机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坠毁，我怀疑就是222号专机。”
蒋介石点头道：“很好，沈醉就不要急着去了，你命令李人士查一查，222号专机上有不少金银古董，只要找到一件就可证实。”
19日早晨，蒋介石刚起来，电话铃就响了。那头，是毛人凤的声音：“报告校长，李人士刚刚来了电报，说机上的文物都被当地老百姓捡去了，只寻得一枚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现在可以肯定那就是222号专机。”
蒋介石指示：“继续调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五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
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骸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和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惨不忍睹。
李人士当即组织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十三具。由于每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焦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辨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了“困雨沟”中捞出来的一具尸体是戴笠的。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六颗金牙认定戴笠尸身的，他十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几乎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机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县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过去，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坐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竟没有一个人同意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变脸何其快，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嘱咐人将戴笠的尸体送往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笠的尸体装殓放入李崇诗从上海购买来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立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勘察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宝。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白玉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龙泉宝剑。之前此剑虽遭烈火焚烧，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
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为了给活着的特务以安慰，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1946年4月1日，军统特务在重庆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所有内外勤大特务全部到场，蒋介石也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要继承戴笠的遗志，努力工作，并设法让自己流出了泪水，与会的特务也跟着一起哭了。
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然后趁机脱身，追悼会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葬礼。出席葬礼的人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邵力子、陈立夫……蒋介石亲自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此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几千种，但没有一联出色，蒋介石很不满意，对教育部长陈果夫道：“戴笠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你要发动全国有名的文化人给他写一副出色的挽联，将来好能流传下去。”
陈果夫不敢怠慢，找来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流，要他们写几副挽联，悼死扶生。
名流们一想到戴笠一生纷繁复杂，难以定论，纷纷急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站起来道：“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戴笠交谊匪浅，且才高八斗，这挽联的事非章翁莫属。”
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不好推诿，稍加思索，提笔写：“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众人哗然，满座名流无不由衷折服，对章士钊点石成金赞不绝口。
早在半个月前，蒋介石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从灵谷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了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一个有水塘的地方，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
下葬当天，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陵古寺志宫殿。
送葬队伍一律素服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指挥。
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由沈醉指挥几个手下用泥水炭渣浇灌，将棺木和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已防止将来有人盗墓。
蒋介石与毛人凤一直守到一个新的坟包在由他选定的地方隆起，才慢慢顺道下山，并不时回头望一眼。直至看不见戴笠的坟了，蒋介石才回头问毛人凤说：“戴局长死了，军统局的情况怎样，大家的情绪是不是很低落？”
毛人凤说：“报告校长，情绪低落倒是没有，就是大家通过戴先生的死，觉得冥冥之中，人的生死、命运仿佛是由天注定的。”
蒋介石拧了一下眉毛：“你也信吗？”
毛人凤顿了很久，道：“是，我有点儿信。”
蒋介石不悦道：“你一个革命者，怎么也相信这种玩意？”
毛人凤说：“可是，现实不由我不信。比如戴先生命相缺水忌土，从1926年投军黄埔开始，改名‘戴笠’‘雨农’，结果命运亨通。等他当上特务处长后，代名都是水汪汪的，如汪涛、江汉清、徐清波、沈沛霖、洪淼……去年底，考虑到洪淼的名字用得太久，准备换一个，偏偏戴先生那一段时间在上海、北平、南京、天津飞来飞去不回来，只好要秘书室秘书袁寄滨拟一个代名，袁是不信命相的，有意拟了一个‘高崇岳’的代名，我也来不及看，结果，还没几个月戴先生就……”
蒋介石摆着手道：“这纯属巧合，是信不得的！”
毛人凤说：“就算这是巧合，那么，戴先生摔落的地方叫戴山，不但同姓，而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沟叫‘困雨沟’，戴先生的尸体恰被雨水冲入此沟，校长，你说这该如何解释？还有，戴山下还有一座‘戴家庙’，这不是天意是什么？”
蒋介石一时无言以对。
毛人凤又道：“早年有个命相家送给戴先生两句偈言：‘遇山即止，逢桥必回’，当时戴先生请我破译，我说什么也想不通，还说是命相家故弄玄虚。现在飞机撞上戴山而终止，戴山又属板桥镇，刚好应验了‘逢桥必回’……”
蒋介石怒道：“放屁！一切都是命定的，我们干革命的还有什么用处？回去告诉你的部下，要相信自己，相信枪杆子，相信暴力。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权力、眉宇间随便得来的富贵荣华，只有像戴局长一样，用千万颗人头垒砌自己的地位，用成河的血水泛起权力之舟，这才是命，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你懂吗？”
毛人凤摇摇头，又点点头。突然，后面传来一阵聒噪，蒋介石和毛人凤回头望去，只见一群乌鸦飞落在戴笠的新坟上，风扑面而来……
创作谈：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戴笠
至今仍然记得小时候，那些夏天的夜晚，村里的小孩子坐在古树下，围着老人听故事的情景。记忆中，好像老人们都有一肚子的历史故事：刘邦项羽鸿门宴，曹操刘备三国演义，秦琼尉迟恭说唐，林冲宋江水浒梁山，包龙图展昭三侠五义……当然，讲得最多的，还是我们隆回的魏源—在隆回民间流传的有关魏源的故事，不知有多少，虽然真真假假，难以辨别，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故事委实在我心里种下了最早的历史爱好因子。
后来上大学，阴差阳错填了法学专业，毕业以后从事企业管理，虽然忙碌，但是忙里偷闲的时候，总是放不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热情，而在纷繁的中国历史中，我尤其喜欢民国史。因为民国时，中央权威丧失，群雄纷争，逐鹿中原，这和我喜欢的另一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类似。尽管无法否认这两个时期的精彩历史都是以人民的苦难和凋零为代价的，但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这两个时期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数不清的杀伐、吞并、背叛、权谋、狡诈、豪杰、忠义、英雄……这一切都是精彩和丰富的历史富矿。
考虑到时间限制以及史料的丰富程度，我最终选择了民国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始在工作外的业余时间，搜罗各种资料，研究民国人物，准备从具体的人物着手，一个一个地打捞他们的人生故事—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们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总是一个镜鉴。
而注意到戴笠这个人，要从我写作《军统魔王毛人凤》说起。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兼同学，两人具有许多相似点，经过戴笠的引荐，才走向高升之路，最后竟然飞黄腾达，接替戴笠，成为军统大佬。由于两个人的这种关系，我在写作毛人凤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许多有关戴笠的材料，有关戴笠的生平史料，也陆陆续续收集了不少。因此，再接着写作一本有关戴笠的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小时候坐在村头听故事的情境，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回放出来。当年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信以为真的“历史”，在长大了见识多了之后才知道，其实都是“故事”。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利用高超的文学手法将历史史实串成逻辑清晰、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似乎比正儿八经的历史更加亲民，更能流传多年，广为传颂。因此我在写作这两部传记小说时，不仅在历史事实方面务求准确，还设置了许多悬疑情节，使之读来悬念迭出，欲罢不能。
也正因为如此，有几句话，在这里不得不提出来说说：
首先，虽然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力保证搜集到的材料真实可信，大部分史料都有出处，但本书的写作体裁是历史小说，因此读者大可将之作为休闲消遣的读物看待，如果要做研究，引用书中涉及的史实则需要进行更为认真细致的查证。
其次，对于本书主人公戴笠，也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戴笠可以算是民国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起军统这样庞大的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敌后谍报工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是，由于戴笠顽固地站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最终成为执行南京国民政府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刽子手，许许多多的进步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牺牲在他一手缔造的军统“魔窟”中。
正反两面，功臣和魔王，汇集于戴笠一身，正如章士钊先生在戴笠死后所送的挽联中所写：“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虽然作品写完以后，预先看过的友人都觉得本书写得客观生动，但真实情况怎样，还是等读者看完之后做出自己的评价吧！
作者
2013年3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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