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16）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入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庸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汉时匈奴王廷直代、云中。左方王将直上谷，以往至岁貊、朝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略也。（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以司马谈任太史令。
［何按：本年，乃汉武帝于建元改革失败之后，重掌权力而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可称“元光决策”。
汉武帝之政略设计，一来之于汉初之贾谊，二来之于董仲舒。贾谊乃荀子隔传弟子。（荀子传《左氏春秋》于张苍，张苍传贾谊。（清汪中云：“《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传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救，救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
贾谊上文帝之“陈政事疏”，曾提议“更化”、“改制”。更化即悉更秦法，变法也。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传》）。建议：贾谊还向文帝（1）裁抑诸侯王国，（2）抗御匈奴（此二条为晁错建议汉景帝实施），（3）教育太子及王子（针对于当时贵族列侯家政之腐败），（4）尊礼大臣，（5）阐扬文教，（6）转移风俗（钱穆谓：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而美）。故武帝时代复古更化之变制，贾谊开其先声。
董仲舒建议武帝：（1）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2）为博士立弟子员，启以学入仕之途。（3）设郡县察举官吏之制，（4）禁官吏兼营商业，（5）限民名田，强化土地之国有民营之制，杜塞土地兼并之途，（6）废除奴隶制。“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食货志》）
董仲舒闲居在家，凡朝廷有大议，武帝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武帝命张汤受令更改制度律令也。］
鲁恭王刘余得古文经。
［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包括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何按：据《史记》恭王以景帝前三年徙鲁王，历26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则其作宫坏壁发书，似应在元光年间。故系于此。］
冬11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演变，成为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其基本命意在于举贤用贤，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遂被破除。］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设《春秋》、《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五经的博士。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重用儒士的时代来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京城长安出现了武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天气。万物在这适宜的季节充满勃勃生机，长安的街巷里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这几天，京城显得尤其的繁忙。因为汉武帝改元之后，向全国发布了第二个征召贤良的通令。这是一个有为时代来临的预兆。全国各地成百的读书人，紧张地聚居京城的馆驿，等待汉武帝的考试。
所谓贤良，是指在某一方面治学有造诣的大家或饱满学之士。他们中有一些人虽享受国家提供的很微薄的俸禄，但都没有现职。贤良是汉代进仕的一种资格条件。
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接到被征召的通知后，即从家里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准备接受策试。
董仲舒清楚，这次策试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很重要。对他自身来讲，这是一次机遇。他早就是《春秋》博士，但一直未被重用，满腹的抱负至今未被明主发现，无法实施。对国家来说，这是西汉有为时代的开始，它将一改以往无为而治的清明如水的过谦局面，变成一个激进、拓展的大帝国。
这次策试对汉武帝也相当重要。它既是一种标志，也确是新时代的开始。策试虽然已被几代人所使用，但这却是他即位以来真正能按自己的意志来做的第一件大事；接待、考问天下贤才良能之士，以便找到适合的人物帮自己出谋划策。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17）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结束了。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一改前代“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积极有为，想成就伟业。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他所求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正可以作为政治一统和社会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董仲舒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巩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但同时，儒家思想却正好摇身一变而成为汉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还是是综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家思想与道、法、阴阳学兼容。
刘向（汉代大学问家）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也有人称仲舒为“儒者宗”，这是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
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前就是社会中流行的一股思潮。
在石渠阁考试，石渠阁是汉代政府的皇家图书馆，也是学术会所，是皇帝召集天下贤才、专家，集中研讨问题的地方。
汉武帝表现得很谦虚，他志在直接获得较为理论化的、系统的和完备的治国之策。］
元光二年（B133，戊申）24岁
冬10月，行幸雍，亲祭社神，祠五畤。
方士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遣方士入海求神仙。
［何按：方士之兴，是对天命论之反制也。方士可祈禳灾异，延长人寿，故人主信之。］
任公孙弘为左内史。擢拔主父为大夫，“岁中四迁。”
［“主父偃欲因卫将军（青）入荐。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听。乃自行上书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