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来日方长么。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 ，“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 ，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所严重损坏。
成宗、武宗都因为饮酒而短命，不知道仁宗为什么就没有从叔叔和兄长身上吸取教训。
皇帝需要能臣、需要诤臣，但也需要佞臣，因为皇帝也有见不得人的事需要人来做，能臣和诤臣是不屑去做的，但佞臣就可以。
铁木迭儿既然可以和太后有私情，自然也愿意帮助皇帝达成自己的愿望。皇帝不喜欢自己，因为江南经理的事情更加厌恶自己，自己要在中书右丞相的位置上待下去执掌大权，就必须为皇帝做点什么。
对于仁宗来说，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铁木迭儿终究成为了皇帝所需要的人。
【正文】
皇帝和太后都想易储，事情自然好办了。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的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剌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剌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置周王常侍府，命常侍府随员跟着周王经陕西、四川到封地云南就藩。常侍府秩正二品，设常侍七员，中尉四员，谘议、记室各二员。常侍府之下还设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署官六员）、饮膳署（署官六员），这看上去是相当丰厚，周王的派头可是不小。但和世剌是武宗长子，天潢贵胄，被封到云南那么边远的地方，怎么看都像是流放。仁宗作为叔叔，对侄子可不算是“仁”。
叔叔不仁，侄子自然有借口不义，和世剌行至陕西延安，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来会，这些人看到少主人受到这样的欺负，无不愤愤不平，想为少主人出气。正好，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都对仁宗不遵守前约不满，双方一拍即合，顿时演变成一场兵变。
在阿思罕等人的率领下，关中驻军立即成为了周王和世剌的“伸冤义军”，在驻地造起反来，攻潼关、河中府，声势颇为浩大。
若是按常理演进，这次兵变必然会掀起一场叔叔和侄子之间的全面战争。因为支持武宗儿子的，不仅仅有陕西关中驻军，在西北防备察合台汗国的众多边防军，如大将床兀儿所部，也都是武宗旧部。双方一旦陷入长时间对峙，西北驻军完全有可能倒向和世剌——这也是和世剌敢于以一省兵力便掀起反旗的原因。
可惜，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在和世剌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塔察儿、脱欢便袭杀阿思罕，率部反正。和世剌顿时陷入极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这也先不花是笃哇的儿子，承袭汗位后背弃了父亲与元朝的友好亲睦政策，从武宗末年便骚扰元朝边境，并扣押多批元朝派往伊儿汗国的使团。仁宗即位后，更是从皇庆二年开始，正式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但也先不花的能力远不如乃父，笃哇尚且在元朝手中找不到便宜，他就更惨，刚一交手便屡屡失败。而仁宗则亲自策划，元军兵分两路攻入察合台汗国本土，将也先不花的冬营地亦思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占领。
也先不花屡战屡败，可突然间元朝前任皇帝的儿子突然跑来投奔，真是又惊又喜。他隆重地接待了和世剌，将其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
也难说也先不花没有拥戴和世剌“打回老家去”的想法，顺便自己也捞些便宜。可和世剌毕竟是武宗的儿子，并不想引远亲攻打自己的国家，从此便在察合台汗国安居下来，“每岁冬居紥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使得“十余年间，边境宁谧” 。
直到十五年后，他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回到家乡，成为元王朝的明宗皇帝，走上了再次争夺皇位的不归路。
解决了侄子，仁宗终于可以放心册封儿子了。延佑三年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 。
仁宗违背誓言的行为，在宗室勋贵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一系列政策本就让大家少了不少好处，如今自己有于理有亏，一些胆大的宗王都开始蠢蠢欲动。
从硕德八剌被立为太子开始，元王朝屡屡0出现诸王的叛乱。
延祐四年，有诸王脱火赤之乱。延祐五年六月，有魏王阿木哥“潜谋备兵器、衣甲、旗鼓”，“ 俟时而发”的事变。是年七月，又有诸王不里牙敦之乱。
若在以前，仁宗除了镇压之外，不会有其他动作。但他心中有愧，便会想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便想补救。于是，当初的改革措施，被他自己逐渐破坏。
延祐四年六月，仁宗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之多。
曾经认为正确的事被自己亲手推翻，仁宗没有败给别人，而是败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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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仁宗私心所酿成的问题，最严重的还不是对宗室勋贵管制的放松，而是太后答己愈发干涉朝政。
原本就有太后撑腰的铁木迭儿，如今又抓住了皇帝的软肋，更加为所欲为、以至于“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 。 延祐二年十月，答己太后便降旨，晋封铁木迭儿为太师。时为中枢参知政事的张珪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儿非其人” 。铁木迭儿怀恨在心，竟然趁着仁宗去上都之机，以太后的名义将张珪召进皇宫施以杖责，差点把张珪打死。时任仁宗侍卫的张珪之子张景元为了照顾父亲伤势仁宗请假，仁宗大惊：“乡别时，卿父无病。”张景元不敢说实话，只是顿首涕泣。仁宗得知真相后，虽心中愤恨，却也不敢得罪母亲，只是派人给张珪送去御酒以示慰问，并拜大司徒。可张珪受到这样的折辱，身心俱伤，带着家眷离开大都，谢病家居了。
张珪是世祖时灭宋功臣张弘范之子，十六岁时便接替父亲摄管军万户。十七岁时受封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其人文武双全，多次平定匪患，在成宗朝历任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中奉大夫、浙西肃政廉访使等职，“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余人、府史胥徒数百，征赃巨万计” ，是个反腐先锋和能员干吏。其家族属于汉军世袭贵族，算是“有跟脚”的勋贵，竟然也能被铁木迭儿摧残，铁木迭儿的跋扈和太后的擅权也可见一般了。
易储之事后，铁木迭儿愈加放肆，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广布党羽，“以憎爱进退百官” ，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江浙行省黑驴（音译，又作赫鲁，其人品不好，便作黑驴了）及木八刺、赵世荣等人为羽翼的集团。有了朋党，自要党同伐异，在培植势力同时竭力排除异己，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肯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百般罗织罪名，欲将其置之死地。所幸仁宗心里有数，就是不准铁木迭儿的诬告，才没有酿成冤案。
延祐三年后，仁宗已经倦于政事，又不得不屈从于母亲，但作为皇帝，也不能容忍铁木迭儿独霸朝纲。延祐三年，仁宗特卓拔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超授银青荣禄大夫、崇祥院使。同时，任命杨朵儿只为御史中丞。
萧拜住是契丹人，成宗朝任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为官清廉，理政有方，因父丧丁忧时，当地百姓焚香祷告祈求他早日归来。他的事迹为仁宗所知，于是推荐给哥哥武宗，因此一路升官，在武宗朝任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仁宗即位，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
杨朵儿只是党项人，为仁宗潜邸旧人，在成宗去世后的定难中，他和李孟一起面见哈剌哈孙，商定了政变日期。在政变发生时，他“讥察禁卫，密致警备”，是仁宗的贴身保镖，“仁宗嘉赖焉，亲解所服带以赐”，也是定难功臣。仁宗为皇太子时，他任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侧”，仁宗即位后，因屡屡直言劝谏，“特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以奖其直言。”其人忠心耿耿，刚正不阿。
萧拜住和杨朵儿只都属于清廉耿直之臣，而且是仁宗在潜邸时便重用信任的心腹，在铁木迭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时对二人擢拔重用，有着明显的制约意图。
对于仁宗的这种手段，铁木迭儿并没有放在眼里，李孟如何？秃忽鲁如何？不是皇帝心腹就是勋贵重臣，都不敢和自己正面交锋。这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但他错了，李孟、秃忽鲁都是有私心的人，面对危险，首先考虑的是自保，只有在自保无虞的时候，才会出而兼济天下。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却是公而忘私的人，是道德感极强的正人君子，越是知道危险，越是能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他们早就看不惯铁木迭儿，“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是绝不会苟且的。
终于，双方的激战，在延祐四年，爆发了。
这一年六月，向人放贷的上都富户张弼死后，其子向人讨债不得，竟将人活活打死。欠债自要还钱，杀人也需偿命。张子遂被上都留守贺胜逮捕下狱，眼看就要被正法。张家有钱，自然不甘引颈待死，便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钱，托他为自家少爷开脱。
铁木迭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于是派心腹家奴到上都，威胁贺胜，让他释放张弼之子。
这贺胜是世祖朝功臣雍国公贺仁杰之子，从小和大儒许衡学习儒家经典，通经传大义，也是个耿忠之人，再加上是勋臣世家，哪里会受铁木迭儿的威胁，非但不放人，反而将案情原委据实上奏朝廷。
一直在寻找机会扳倒铁木迭儿的萧、杨二人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杨朵儿只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纠合玉龙帖木儿、徐元素等四十余名监察御史，与萧拜住一起向仁宗上书，弹劾铁木迭儿。
萧、杨等人早就暗中收集铁木迭儿的罪证，这篇奏疏不仅仅是揭露其包庇罪犯，而是列出六项大罪，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这条外，还有“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 窃食郊庙供祀马”，“ 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 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陵虐官府，为害百端”——从收受贿赂，霸占宗室、庙产、军产，盗窃皇家财产，到任用私人，可说无所不至。
在奏疏最后，杨朵儿只更是将话说得毫不留余地：“以致阴阳不和，山移地震，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 ——铁木迭儿之罪和前朝的阿合马、桑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处以极刑才能以儆效尤。
这场御史弹劾丞相的“省台之争”并非仁宗所授意，但他却是乐得见到这样的情况，他当然想借此除掉铁木迭儿，为自己的儿子留一个清净的朝堂，避免儿子如自己一般被母亲的阴影所笼罩，终身不能挣脱。
于是，仁宗表现出了以往从没有过的暴怒，闻奏“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 ，下诏逮问铁木迭儿，并且“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 ，连酒都不喝了，专门准备杀人。
杨朵儿只得到皇帝允许，立即率人四处捉拿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这下可真的害怕了，连忙逃进太后宫中，请太后救命。答己当然心疼情人，将铁木跌儿藏起来，并派人申斥紧追而来的杨朵儿只“违旨意”。杨朵儿只义正词严：“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可作为臣子，他是不能闯进太后宫中抓人的，只能向仁宗报告。
面对母亲的故意徇私枉法，仁宗除了心中埋怨杨朵儿只行动太慢之外，只能徒唤奈何，“帝仁孝，恐诚出太后意，不忍重伤咈之”。铁木迭儿到底逃得一命，但中书右丞相的位子又丢掉了，只能回家赋闲。
宰辅空了出来，仁宗任命蒙古勋贵伯答沙为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后裔，成宗、武宗朝都担任重要怯薛，武宗去世后，他守陵三年之久，其人“清慎宽厚，号称长者”，为相则端拱朝堂，无为而治，虽然未能有什么成就，却也保持了政局平稳。
树欲静则风不止，仁宗及其宰辅都不再生事，但太后答己缺仍然要逞其私欲。延祐六年四月，答己再次从中宫降旨，重新起用铁木跌儿为太子太师——现在宰相当不成了，那就先当个太子的老师，等到新皇登基后再复出。
答己的这种安排，明显是已经看出仁宗来日无多，开始着意准备在儿子死后全面接管政权了。这样的用心，更引起正直大臣的愤怒，萧拜住、杨朵儿只以及另一位御史中丞赵世延再次联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掀起弹劾风潮。可结果仍是“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
此时的仁宗已病入膏肓，对母亲倒行逆施，他早年就无法阻止，现在更是无法抗拒。
母亲，应代表着圣洁、无私和富于牺牲精神的母爱。但在政治上，有很多母亲都代表着蛮霸、恐怖和冷血，从汉朝的吕雉，北魏的胡太后，唐朝的武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