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朝廷一直有禁酿造、买卖酒的法令，虽然因为地域、时段不同，常有“稍驰”的解禁，可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开禁，还是第一次。其三是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拿出二升交税，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二。富人多交些税，也是天经地义。其四追征各地逋欠钱粮，这也类似于钩考，各地向中央交纳的钱粮总是拖欠，自然要追讨，而其中有各种中饱私囊和盘剥百姓的行为，自是不可避免。其五是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
这些政策，大都是世祖时代尚书省玩剩下的，本无新意，而程度也远不如阿合马、桑哥等人干的过分，说不得是什么恶政。然而成宗一朝“赋不略加”，到武宗这里破了例，可算是不肖。
在这里需要特地提一下第五项政策“拘收外任官职田”。很多人论起元朝来，都说元朝官员没有俸禄，朝廷放任官员贪污。这不啻是最具煽动性的抹黑了。在蒙古帝国时期，因为实行分封制度，贵族、官员们都有自己的属地、属民，自是没有俸禄。而到了元朝，忽必烈从建国之初便开始逐步完善俸禄制度，中统元年（1260年），首先确定皇室官员俸禄，中统二年在六部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中统七年在经历以下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所谓“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均没有不给俸禄的” 。同时，各级官吏还有职田，也就是国家发给你田地，田地所有权不是你的，但田地的收入则拿出一部分作为你的工资。而职田收入往往高于俸禄，例如，中书左、右丞相俸禄是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而江南地区一个上路达鲁花赤的职田便是八顷（原为十六顷，后减半），一顷是一百亩，按正常收入算，元代一亩田产量平均为一石，八百亩就是八百石，虽然不可能全部作为收入，但拿出一半也有四百石，何况对于职田产出的占有，各级官吏还有很多“灰色办法”来巧取豪夺。怎么算，只有三品的上路达鲁花赤，其职田的收入也要比朝廷宰辅的俸禄高得多。其他级别官员的职田也是很可观，如上路同知职田四顷，治中三顷，府判二顷半，下路各级官员依此类推减少一顷，等等。
而一旦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收入可就差远了。三品官禄米一百石，四品官六十石，五品官五十石，六品官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就以三品官来说，收入多算少了七到八倍，少算也少了有三到四倍。可想而知，这项政策会招致官僚集团的何等反对，说个“群情汹汹”都是轻的。然而，对于即位十天便建设新都城，二个月便外放首辅宰相，四个月便弄空了两都储备，一年便复立尚书省的武宗来说，“汹汹”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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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尚书省的举措，可武宗的“向着世界帝国展望”表现在哪里呢？是战争吗？非也。此时的世界舞台，仍是蒙古人为主角，而蒙古世界中，大元王朝皇帝则是主角——伊儿汗国在明君完者都汗的统治下百业兴旺，仍对元朝极为恭顺；金帐汗国此时的可汗还是那个承认成宗为宗主的脱脱汗，对于元朝虽说不上恭顺，却也绝不敌视；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年（1306年）那次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奄奄一息，其可汗察八儿成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的掌中玩物，国灭指日可待，而笃哇只想着如何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土地，绝没有翻脸的意思；周边的小国除了日本都已经臣服，而要说再派舰队去征服那个岛国，武宗可没有兴趣。
那不发动战争，是要干什么呢？
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和韩国学者李玠姡У乃捣ǎ渥诘拇竽勘辏恰笆迪侄骱秃希⒀侵蘼铰泛秃Ｂ费方煌ㄍ挂桓鲆源笤Ｂ乘刮行牡难侵薮蠼灰兹瓜搿保恰坝凶藕霰亓叶嘉薹蜗氲娜晒诺耐澈汀保 �
以笔者读书的经历，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细致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能够详细考证，以求明晰，也从而能发人所未发。不过其“小心求证”之外，还有“大胆假设”，所下的论点往往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就以对武宗的评价来说，笔者就有“言过其实”的感觉，若说“全蒙古的统和”，武宗并没有十分积极行动，他在位期间，所谓“统和”还是成宗时代的老本，而“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应该是指武宗大力开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可似乎也说不上有那么高明的构想。
先说海外贸易。有元一代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实行海禁。对于世祖那样并不贪图享受的皇帝来说，对外贸易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如成宗，则在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要满足个人对海外宝物的占有欲。武宗在对于“中买宝物”的爱好上，更是远超成宗。一登基，便“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行泉府司本是统领市舶司、专管采买珠宝的泉府院的地方机构，是从二品的衙门，武宗将之提升一级，并改“司”为“院”，大大提升了其地位。这自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举措。可行泉府院是个“专以守宝货为任”的衙门，为皇帝采买海外宝物，才更是重中之重。这属于公私两相宜的举措，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远大的抱负。
再说海运。所谓海运，主要是指海上粮食运输。元代之前，南北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靠运河。元朝虽然也开通了运河，但运河还要承担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的任务，全靠它来保障粮食运输是不够了，于是又开通了海运。海运在世祖朝和成宗朝前期运行得很好，可在成宗朝晚期，因其创始人朱清、张瑄获罪被杀、江浙一带出现灾荒和一些弊政的蔓延，运载量就出现了减少。大德十年，运输粮食一百八十余万石，大德十一年便降至一百六十六万余石。武宗的至大元年又降至一百二十四万余石。
武宗为了使海运重新焕发生机，确实下了大力气，先是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朱清子虎；张瑄子文龙往治海漕； 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为朱清、张瑄平反，并让他们的儿子继续掌管海运。之后，又派专人考察研究海运的装发地点，鉴于江东宁国（治今安徽宣州）、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建康（治今江苏南京） 等路的海运船只必须逆长江而上装运；由于“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的弊病，至大四年决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也就是说，嘉兴、松江地区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之粮，并嘉兴、松江地区各位下、投下的田粮，均徵纳粮米，装发海运，而以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路的粮米折变为钞，偿还各位下、投下。这样一来；缩短了航运里程；减少了航行事故，节约了人力物力 。除此之外，武宗还专门下旨，对船户的差役问题进行规定，指出运粮期间，诸衙门不得占役船户、水手，不得让他们承担杂泛差役，水运脚价要如数按时发放；严禁贪污。
经过一番整顿，至大二年的海运粮即跃升至二百四十六万余石；次年又升至二百九十二万余石，终于使得“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海外贸易和海运在武宗手里确实大有进步，但要说这是在建构“亚洲大交易圈”，恐怕还是证据不足。
不过，如果武宗能够活到他曾祖父世祖的岁数，或者哪怕活到他叔叔成宗的岁数，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描画自己的蓝图，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出乎意料的举动呢？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如曾祖父那样，在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重开黩武扩张之路呢？
历史没有假设，二十七岁登上皇位的武宗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坐在龙椅上呢？而如此年轻的他原本也应该长时间统御庞大的帝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武宗的至大年号只持续了四年，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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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年少从军，身边没有长辈约束，贪酒好色的毛病自然沾染不少。当了皇帝，更加放纵自己，终于年寿不长。不过，要说因为喜欢美酒美女便会让久历战阵身体康健的年轻人短短三年半就走上人生终点，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武宗的父亲答剌麻八剌年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他这一系本就没有长寿的基因。
史书对于武宗的身体状况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到至大三年（1310年）年底，便有了“大赦天下”以及“大都、上都、中都免至大三年秋税，其余诸路今岁被灾人口曾经体覆者，依上蠲免。内外不急之役，截曰停罢” 的旨意。大赦天下和减免税赋，要么是有了重大喜事，要么就是要为皇帝祈福，也就是说，只有三十岁的武宗闹病了，而且应该很沉重。
皇帝生病是很不得了的事，尤其联想起在他即位前，太后答己占卜的那句“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人们更对武宗的病情忧心忡忡。皇帝死亡就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和新一轮的人事更替。武宗身边的亲信大臣们，都不约而同的开始考虑，应该由谁来继位？
按说，这本不是问题，因为武宗早就册封自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说好了“兄终弟及”。可武宗身边的近臣都明白，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在武宗在位之时如木偶一般不声不响，但其对于武宗的所作所为根本不以为然，一旦登基为帝，反攻倒算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尚书省的官员们，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的前车之鉴，时时让他们冷汗涔涔。对他们来说，要自保，就必须乘早撺掇武宗易储。
于是，武宗一手提把起来的尚书省丞相的三宝奴在“畏仁宗英明”的思虑之下，先是怂恿武宗的亲信太监李邦宁向武宗进言。
李邦宁，字叔固，钱塘人，原为南宋太监，宋亡后跟随宋皇室来到大都，成为世祖贴身太监。太监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好，做得事情也大都祸国殃民。他却是个例外，为人知书达理，勤恳敏达。在世祖朝授御带库提点，升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成宗即位后，更被授予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成宗晚年多病，李邦宁“不离左右者十余月”，日夜照料。武宗登基后，对这位两朝老臣很敬重，想授予他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高位，这是个肥缺，别人求之不得。可李邦宁却推辞道：“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 这番话让不拿规矩当回事的武宗都很是倾佩。
这么一位人品很好又以国家大事为重的老太监，自然不会随便被三宝奴等人所利用，但作为宋朝旧臣，他深知“金匮之盟”的典故，知道兄传弟后，兄长和弟弟的子孙都认为自己有继承权，必会使得祸起萧墙。于是向武宗言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
然而武宗的回答很坚决：“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别跟我说，有种和太子说去。
李老公公当然不敢去和太子说这样的话，只能自行退下了。
拿别人当枪使没有奏效，三宝奴等人只好自己出马。但他们知道自己分量不够，需要在武宗心中地位更高的人来一起劝说。便派出急使召在外狩猎的康里脱脱回来商量。
康里脱脱不但是武宗藩邸旧臣，更是定策功臣，可说是武宗身边最亲信的大臣之一，历任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等要职，时任尚书右丞相。如果他能够出面，事情便好办。然而康里脱脱虽然久戍漠北，却如不忽木、完泽、哈拉哈孙一般，对于健全的文官体制很是心仪，反而对武宗的种种举措大有抵制。面对滥赐、滥爵的现状，他向武宗痛陈：“爵赏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赏及罔功，缓急之际何所赖乎！中书所掌，钱粮、工役、选法、刑狱十有二事。若从臣言，恪遵旧制，则臣愿与诸贤黾勉从事。不然，用臣何补！”——为了抵制武宗不惜贯乌纱，在情感上他对武宗绝无二心，但政治上属于武宗的反对派。
三宝奴找他来商量，可谓自讨没趣。
康里脱脱回来后，听说是为“建储议急”，立即来了句“何谓也？”——太子不是早就定了吗，这话啥意思？
三宝奴一听话音不对，只好解释：“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皇上这么年轻身体都不行了，皇太子比皇帝小不了几岁，不太保险，应该定个第二梯队的继承人，皇上的儿子也成年了，比较符合要求。
康里脱脱也算是宦海老手，如何听不出话外之音？于是正色道：“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
三宝奴看康里脱脱摆出了“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干脆把话挑明：“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咱们都是当今皇上的臣子，应该为当今皇上着想，现在传位给弟弟，谁能保证将来弟弟传给侄子？为了当今皇上一脉的皇位永固，应该劝说皇上易储。
康里脱脱直到反驳也没有用，回答道：“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太子会不会失信，我们管不了，但苍天在上，必有明鉴，反正易储我是不会同意的。三宝奴虽不以为然，可终究“莫能夺其议也。”
易储的大事，就这么流产了。
这不能说三宝奴太笨，实在是身为皇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够聪明。对于哥哥的施政，自己从来都装聋作哑，不发表意见，没有任何把柄可抓。这让武宗没有任何借口易储，也使得武宗近臣没有理由进行大张旗鼓的进行易储活动。
而以康里脱脱为代表的一部分武宗近臣，似乎早已倒向了太子一派。
这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不过，在成宗去世后的夺位之争中，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表现是既缺乏主见，也缺乏心计。而在武宗一朝，却韬光养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