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8226；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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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首在用人，想要“恪守成宪”，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官僚系统便要尽可能的与前朝保持一致。同时，针对党争之类的情况，新皇帝也要有所调整，成宗一朝，所用宰辅重臣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基本上较为持平。而以施政理念而言，则也是汉法派、理财派平分秋色。
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中，理财、汉法派的血腥争斗已经归于沉寂，忽必烈重用的完泽、不忽木、伯颜、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虽都不是汉人，却基本上是儒臣和倾向汉法者。对于这些人，成宗继续委以重任。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这三位重臣便成为朝臣中最尊贵的“三公”。完泽仍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可就如前文所言，伯颜、玉昔帖木儿两位重臣都在成宗即位第一年便相继去世，月赤察儿又在大德五年前往漠北辅助成宗的大哥晋王甘麻剌对付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因此成宗一朝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却是政坛“小字辈”完泽。
成宗一朝先后有四位丞相，均是蒙古人，但却大半为汉法儒臣，完泽秉政时间最长，最受信任。伯颜、玉昔帖木儿去世后，完泽被拜为太傅，成为三公之一。既是右丞相，又是太傅，施政理念几乎贯穿了成宗执政期。其人是坚定的“平和主义者”，讲究“恪守成宪”，于朝政能少动便少动，而且喜欢“与儒臣论定朝仪”，时人称“ 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 完泽去世后继任为右丞相的哈剌哈孙虽为功勋贵族，却也坚持用儒家理念治国，“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倒是与哈剌哈孙并列朝堂的左丞相阿忽台是位伊斯兰教徒，颇有理财之臣的风范，可元朝以右为尊，左丞相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日后这位阿忽台在成宗去世后欲图协助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却被哈剌哈孙轻易击败。
宰相领袖群臣，而平章政事作为“副宰相”，则更关乎朝政施行。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8226；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九人。不忽木是世祖朝末期汉法派领军人物，被称为“纯儒”。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人，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原本精通佛学，后“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从而成为以“治天下必用儒术” 为根本理念的儒臣。与他相反，梁德珪虽为汉人，却信奉伊斯兰教，回回名叫做“暗都剌”，意思为“真主的仆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七人均属于色目人。这样看来，似乎副宰相中“理财派”较为占优，但赛典赤&；#8226；伯颜（名臣赛典赤&；#8226；瞻思丁之孙）、梁德珪、八都马辛等人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等人不同，不但理财能力超群，而且并不擅权谋私，没有另立尚书省，在中书省内与完泽、哈剌哈孙共事并无抵牾，清理户籍，整顿税课等卓有成效，乃至“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
以赛典赤&；#8226；伯颜为例，他是元代“三伯颜”之一：有元一代有三位著名的伯颜，一位便是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一位是元末大权臣伯颜，还有便是这位有着著名的爷爷，而自己也以理财闻名天下的赛典赤&；#8226；伯颜。其人在中枢十年之久（至元三十年到大德七年），主要的功绩便是提倡节约开支、清理江南户籍和整顿选官之法，对于成宗一朝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于阿合马，自己本身没什么过分的劣迹。成为平章政事后，干的也都是漠北购粮，整顿江浙财政之类实际的活。有历史问题，朝中又有不满他出山的势力存在，所以阿里从始至终也没有兴风作浪过，到大德九年去职后，其行踪都不为正史所载。
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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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