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代娶了“野蛮女友”，国事不得不和家事划为一体，这已经比较窝囊。而因为从忠烈王开始与元朝通婚，有的世子作为质子长期在元大都居住，回国后又带着蒙古妻子以及大批怯怜口，也就是公主的私属人户一起来到高丽。双方各种交流非常密切，再加上元朝属于强势，高丽的蒙古之风便越来越重。
首先，高丽国王从忠宣王到恭愍王都取了蒙古名字，忠宣王名为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名为阿刺忒纳失里，忠惠王名为普塔失里，忠穆王名为八秃麻朵儿只，忠定王名为迷思监朵儿只，恭愍王名为伯颜帖木儿。如果只是在原名之外再取个名字，这本不伤大雅，可高丽国王们还打算在服饰和发式上向蒙古学习。高丽的服式和发式本来与中国是一致的，都是长袍大袖留全发，可从忠烈王开始，国王们都穿着窄袖紧身的蒙古袍，发式也成为蒙古发式，也就是“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
电影《霜花店》中，王后的哥哥在宫廷宴会上和宫娥翩翩起舞，恭憨王欣慰的说：“他越来越像高丽人了。”不得不说，这只能是现在的韩国人为祖先找回点面子，其实在那个年代，高丽王室“越来越像蒙古人”才是事实。
要说高丽王们这些做法也无可非议，无非是习惯或者政治需要，但忠烈王却下令普通百姓也要剃发改装，弄得老百姓，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痛苦不已，这便是大大的不对了。从蒙古帝国时代开始，对所征服的地区虽然杀戮很惨，却并不要求当地人民改变信仰和生活习惯，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南宋后，也保留“汉家衣冠”，对高丽更有“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高丽忠烈王的做法有些拍马屁过头，连忽必烈听说之后都十分惊讶，说：“都说是我禁止高丽人保持服式，哪是这样的？高丽的礼仪怎么突然就丢掉了呢？”
忠烈王能够委屈自己，换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本来是正面人物，但这一举措立即把自己的形象毁了个七七八八。不但高丽老百姓不以为然，连宗主国皇帝、老丈人忽必烈都觉得过分，从此愈加瞧不起高丽，乃至说出：“誓不与高丽共事” 这样的话。
这句话已经够分量，可忽必烈还嫌不足，进一步定下“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的“世祖皇帝家法” 。而这个祖宗家法在他的曾孙元惠宗时代被破掉，朝鲜女子奇氏成为大元皇后，可也成了大元朝的末代皇后，于是有人便说这是不尊祖宗的下场，一娶高丽女子便要亡国。实际上，虽然在大元王朝最后的日子里奇氏皇后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要说要她对亡国负责，就是又掉进“红颜祸水”这样的陈词滥调里了。
【正文】
无论实际如何，两国关系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给人以其乐融融的印象。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虽然不能把高丽最终变成一个“小蒙古”，却也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高丽皮元朝心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这些人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民族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称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受制于外国，还要受制于老婆，到了这一代终于等到机会可以扬眉吐气了。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大元朝廷还没有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也有些自顾不暇，没什么精力理睬藩邦的事。恭愍王便打起了蚕食元朝领土的主意。至正十五年（1355 年）；恭愍王以评理印王当； 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王旬、俞洪； 前大护军崔莹、前副正崔夫介为副使； 率军“攻鸭绿江以西八站”。同年六月； 又派印王当“引兵渡鸭绿江； 攻婆娑府等三站； 破之” 。
元惠宗虽然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但被小弟抢了地盘也不能姑息，立即派中书省官员撒迪罕前来责问，宣读谕旨严厉追问： “迩者奸民； 遽生边衅； 越我封疆； 扰我黎庶； 焚我传舍； 阻我行人； 揆诸天宪； 讨戮何疑”。此时高丽和元朝相比仍然是老鼠与大象的差距，恭愍王于是上表解释道：“实非本意； 考其罪人，以正邦典，” 将印王当处死作为替罪羊。
到了至元十六年（1356年），元朝的局势更为残破混乱，恭愍王腰杆硬了起来，清洗了以奇辙（元惠宗皇后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出兵攻占元朝在咸境道的双城总管府，并杀死了元朝派去的使者，于该年六月“停‘至正’年号” ，与元朝公开决裂。占领双城后； 又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合兰府（今朝鲜咸兴） 、参散（今朝鲜北青）和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一带。
这回，元惠宗动真格的了，派出镇守辽东的太尉纳哈出率军讨伐，岂料这位无敌智将木华黎的后裔竟是个草包，被高丽大将李成桂迎头阻击，打得大败而走。日后这位纳哈出坐拥二十万大军却不战降明，从这里便看出属于必然，而日后成为朝鲜李朝太祖的李成桂能够缔造五百年王朝，在这里也可看出原因。
【正文】
摆脱元朝控制，出兵开疆拓土，对内还能认命贤相辛盹实行改革，治理国政。恭愍王也算得一位雄主。虽然他确实如《霜花店》中一般是一位同性恋者，但如果能善始善终，未尝不能名垂朝鲜青史，凯撒大帝还是“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呢，性取向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可惜恭愍王却在执政末期，听信谗言，流放处死了辛盹，使得改革功败垂成，更使得他一力打击的亲元“权门士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在1374年被暗杀身亡。恭愍王之子，十岁的王禑被立为国王，是为前废王。
前废王年幼，实权掌握在李仁任手中，此人属于权门士族中人，自然对元朝很有感情。虽然此时元朝已经灭亡，但北元仍在蒙古故地存在，于是他一反恭愍王时期的亲明政策，实行两面外交，同北元频繁往来。
此时，元惠宗已经去世，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其人颇有雄心，力图恢复，以“宣光”为年号，在1372年的岭北大战中，重用名将扩阔帖木儿击败明朝名将徐达、蓝玉、李文忠。借着这个大胜，高丽重新倒向北元，不再用明朝“洪武”年号而改为“宣光”。前废王在位十四年中，高丽先后九次派遣使者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十次遣使至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或颁敕，或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翁婿之情竟然在中断十八年后恢复，恢复的如此紧密，而且是在老丈人已经式微的情况之下。不要说国与国，即使人与人之间，也可称难得。
然而，岭北大捷已经是北元所能达到的最后的辉煌，随着昭宗和扩阔帖木儿的相继去世，北元日益衰微。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北元辽东太尉纳哈出降明，明朝为了巩固边防，在双城设置铁岭卫。没了北元为屏障，此时的高丽本应该再倒向明朝才是，可已经亲政的前废王仍不愿放弃向北扩张的方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重臣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昌城府院君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东北面都元帅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 率军西犯辽东。可这一回，不但军事能力出众，而且也很有政治头脑的李成桂不打算再为国王的利令智昏浪费麾下将士的性命，于是在阵前倒戈，率军回到开京，废黜前废王，立其子王昌为王，是为后废王，从此高丽王朝便名存实亡了。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废王被李成桂废黜，高丽第二十代君主神宗七世孙王瑶被立为王，是为恭让王。这位傀儡三年后让位于李成桂，有着四百七十四年历史的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而有五百一十八年历史的李氏朝鲜王朝则浮出水面。
有意思的是，当1388年李成桂发动兵变，实际结束高丽王朝之时，也是明朝大将蓝玉偷袭捕鱼儿海，导致北元朝廷分崩离析之日。从此以后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的乱世，以后的两百余年间，北元皇帝（可汗）们都只权臣们的傀儡。
一对翁婿之国，悲惨的命运竟然在同时发生，这算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中的机缘呢？
【正文】
神风！神风？——元朝征日本之役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日本可算是最特殊的一个。要说一衣带水，友好邻邦，必少不得日本，证据自然是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大师。要说世代冤仇怨，山高海深，日本更是首当其冲，证据更是无可胜计，倭寇之乱、甲午风云直至十四年抗战，尸山血海。
而今天的中国人，开日本车，用日本电器，看日本电影，却也需要隔三差五拍抗战影视剧来鼓励一下民心士气。即使那个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世界政局的美国，对中国影响之深，也远不如日本。
要说日本这个国家可算是东亚最有福气的，孤悬海外，自成体系，土地不大，资源不算丰富，但也足够养活自己的百姓。大陆强大时，它可以受惠，大陆衰乱时，它却不会受累。在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能够自发改革成功，成为列强的，便是日本，除了它本身的民族特性，其优越的地缘环境也至关重要。
从日本建立国家，开始和大陆，主要是中国发生关系以来，双方的关系便极端微妙。一方面他们身处海岛，地震多发，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希望能够在大陆夺得一块领土以备不虞；另一方面，在文化、制度等等方面又总是效仿于中国，甚至也自称“中华”。
古代日本对于中国的观感，恐怕和现在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观感类似——既羡慕其文明器物，又恨不得将之打残打烂。而相对的，古代中国虽然一贯在东亚属于“龙头大哥”，强盛的时候也免不了对周边的小国扩张吞并，但对日本很够意思，只要你不来惹我，我便不会难为你，即使你惹了我，我也不会过分计较——比如中日第一次战争——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日本支援朝鲜半岛“前三国”的百济，和大唐海军在白江口（今锦江口）大战，被唐军打得差点全军覆没，日本当时掌权的大兄中皇子怕唐军趁势登陆日本，拼命修筑沿海城防，可大唐天可汗并没有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一般见识的意思。日本从此知道自己和唐朝差的太远，从而几乎是疯狂的派遣“遣唐使”进行学习。
至于后来五代十国，大陆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日本自己也内斗不断，交流便少了下来。到宋太祖建立了宋朝，两国关系又紧密起来，宋朝文弱，对待同一文化圈内的日本十分客气，再加上宋朝不排斥海外贸易，给日本带来很多好处。这时候的日本，对于中国大态度，已从唐时代的“敬畏”转为“亲近”。当靖康之变发生，北宋变成南宋时，日本也只和南宋交往，并不理睬雄踞北方的金朝。
公元1192年，日本经过源平之战建立了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和天皇共掌日本，成为双头政治。虽说是双头政治，但天皇对世俗基本上没什么权力，基本上成为神官，有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意思。这已经是很奇特了，而在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死后，将军家也很快失去权柄，实权落在源家老丈人北条家手中，称为“执权”。“双头”成为“三头”，天皇传承不休，将军传承不休，执权也传承不休，这样的格局，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
镰仓幕府执权传到第七代北条政村之时，在大陆上，大元王朝诞生。忽必烈在接受了高丽王朝的归附之后，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岛国。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