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耐局邢炱鹆司ǎ颐堑糇低罚踩鼗氐搅思摇＞ㄗ刺印�11 时持续到 11时 30 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 时 30 分，又响起了警报。14 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 时 20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 月 12 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在德国庆祝开业 90 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 时～16 时 30 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 5 架日机，2 架在城里，3 架在城外。
10 月 13 日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 时有警报，8 时 15 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 9 时 30 分至 10 时，从 13 时至 14 时 30 分，从 16时 40 分至 17 时 55 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下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 4 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 月 14 日
早晨 7 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 时 35 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 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 时 45 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 时 40 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 时 30 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 12 时，我收到妻子 10 月 13 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 10 月 12 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 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己发了 3 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 月 15 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 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 16 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他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 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 月 16 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 时 30 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 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 时 30 分解除了警报，16 时 30 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 时 30 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 12 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 14 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 2 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 10 月 2 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特劳特曼夫人在劳滕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恃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住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
10 月 17 日
星期比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抽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蓐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瞌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夫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大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 700 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 月 17 日
7 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 50 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鍏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下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 40 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 1937 年 10 月 6 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 10 月 6 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责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 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 9 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