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 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 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 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妇』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
” 由『妇』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妇』、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 『性』就是被抛弃的『妇』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 “『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 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妇』女”只是偶而为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 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妇』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是又一个例子， 说明『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亲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 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 回家，结果那玛的母亲只好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 母亲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 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 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 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 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 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 20 岁 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 年末和 1983 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 不正常，最后在 1983 年 5 月完全停经。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 常打寒战，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依赖家庭过活。由于 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 9 月，当她的母亲不再能叫醒她时，在绝 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 位同事，在金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称，他曾遇到过 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 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 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 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 镜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 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 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 有必需的『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 种『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们无能为 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从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而似乎死得安详。然而，这是假象。 事实是，在她体内进行着一场猛烈的战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测 量的少数幸存的 t4 细胞— — 她的消耗殆尽的免疫细胞——之间的斗争。
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 见的皮肤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鸟粪， 特别是鸽粪中繁殖。我们能为那玛做的事那么少，我们对她的照顾甚至还不及 医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至少，事后他们可以打扫干净，得到完成一件 工作后的满足感。而我们则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受过的一切 高深的训练毫无用武之地。
那玛的家属对那玛的死，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淡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 为她们很久以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们根本无能为力，或许只是抱着一线希 望能够出现奇迹，才求助于玛玛那模医院。我们提不出任何帮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们发现那玛是几个类似情况中唯一的一个病例，而脑膜 炎只是该病的一种症状。我们看到，病人症状的范围之大是惊人的，像扎伊尔 这样贫穷的国家，艾滋病患者根据权利期望得到的那种医『药』方面的帮助是享受 不起的，这些穷苦的人们得病后直到病情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才来到公立 医院。这些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人间悲剧，有些人嘴和舌头剧痛，以至不能进食。 那些能吃几口食物的人则会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们的皮肤出 现大面积的皮疹。在他们身体的内部和外部都出现大面积的感染的真菌团块。 即使感染不包含贪婪的酵母细胞，还会有其它寄生虫准备吞噬活人的脑子。该 有一个患者明白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或为什么会发生？而我们呢？我们能 够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视。我们作为医生的作用降为顾虑重重的观察者和文件 的精确的记录者。我们希望，倘若我们能够理解所观察到的过程，那么，或许 有朝一日有人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作之余的交谈是我们从每天的痛苦中发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们的朋友 ——『性』传播疾病专家们继续为我们讲述在西方和 hiv（人类免疫缺损病毒） 有关的、过度的和希奇古怪的『性』习俗。而我们这些具有广泛旅行经验的人，如 果说不是很老于世故的人，则以讲述有关烹任非洲独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来回 报他们。向他们生动地描绘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蚁，大的含汁的飞蚁和油炸『毛』 虫（当然只限于某些品种）。我们甚至更进一大步，组织了一次包括这些地方 菜的宴会。但当他们真正面对这些真实的东西时，这些新手们却畏缩不前了。 我想，这类非洲佳肴要出现在西方高级餐馆的菜单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 走。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我们记录了更多的『妇』女患艾滋病的病 例，它们要远远多于美国或欧洲，在那里，男『性』同『性』恋者得病的数字与此是不 相称的。另一是我们开始发现，『性』伴侣的多少和传染率之间有直接的相互关系。 这个发现和医生们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时在旧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相 似。当我们承认这种疾病是由于『性』传染而扩散时，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扎伊尔， 这种病几乎全由正常的异『性』『性』交的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同『性』传染。我们 的调查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金沙萨男人的传染比例相对少些。看来同样的情况出 现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然，在扎伊尔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成立有组织的， 或公开的同『性』恋团体。另一方面，对比西方国家，异『性』接触在非洲是常见的， 并相对地不受社会约束，至少对男人是这样。
我们在金沙萨的发现得到整个在非洲进行的类似调查所得结果的支持，特 别是在卢旺达。现在世界必须面临一个令人不安和吃惊的现实。我们对我们发 现的结果进行思考，并加以仔细讨论。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萨发现了异『性』 传染的艾滋病，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它。直到这个时候， 特别在美国，艾滋病几乎完全只和同『性』恋者、吸毒者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人群 有关。它被认为不会影响到“主流”人群。 年，我们的调查和一个由范·德·皮尔（vanderpeer）率领的比利时调查组在卢旺达出版了我们所作的结论。它登载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医学杂志 《刺胳针》上。这篇文章将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回顾非洲情况之后，我 们提出一个问题：“下一个 10 年中，西方国家艾滋病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样 的呢？”当时对有些人来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 们知道，对西方许多国家而言，回答是：“对的”。1996 年，艾滋病是年龄在 25 至 40 岁的『妇』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我给“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报告中，认为艾滋病是扎伊尔的地方『性』流行 病，70 年代中期以来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结论是，根据医生曾经遇到很多未能 确诊的体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结果患者无例外地在 10 年以后死亡。虽然他们把 这种病归因于结核病，但是回想起来，死因或许和艾滋病有关。在报告中最为 引起争论的部分里，我把这种疾病在扎伊尔的特征说成是由异『性』接触传播。并 且还说，没有证据说明同『性』『性』关系或吸毒在传播上起任何重要作用。我建议 “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尔卫生部进行长期合作，在该国建立监测系统。最后， 我向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金沙萨或邻近的刚果希拉柴维尔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 研究会。
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了。 月日，我回到亚特兰大并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诺布尔（garynoble）及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多德尔（wa1ierdowdle）作了报告。听我说完后， 他们两人都同意我应会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尔·福奇（biiif0ege）。 就在这一年，福奇博士作为该机构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离任。他的继任人詹姆 斯·悔森（jamesmason）恰好那天来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请参加 会议。此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伦（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费雷德·墨菲（fredmurphy）也参加了 会议。运气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色』在 同一地点和时间相聚一堂。
比尔·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因此立即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 多么严重。他决定我们应给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希兰特（edwardbrandt） 打电话。我于是和他拉上了对讲机。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只知道他是罗纳 德·里根（ronaldreagan）任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答复我。我向他描 述我们的数据，概括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我尽量把一切说得简单明了。
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希兰特开始说，我一定完全都弄错了。
他说：“你们的发现一定有另外的解释。你们是否考虑过其它疾病媒介？ 比如蚊虫？”对他来说，讲蚊虫比讲『性』的问题显然更容易些。
“我不认为我们取得的证据支持关于蚊虫的说法，先生。”我说道，“至今 为止，我们在儿童中很少发现有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数和成年人一样， 可能还多些。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患疟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传 播的，我们不会在人群中看到这种有规则的分布，至于疟疾，你可以看到一个 无规则的分布。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疟疾；只是取决于谁被蚊虫咬过。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感染链，并且是围绕着『性』接触。在 儿童或老年人中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充分说理的，却未能动摇希兰特。他似乎决心要提出另 外的理论，只要让异『性』患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我们的谈话约 20 分钟， 但可以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华盛顿方面那样深度的不信任——或者， 还不如说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和我都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 本质，并认识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明显地，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很不同的。这是里根的时代。如果需要对艾滋 病作出解释的话，那么这种解释似乎必须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比我们所提供的 更能被接受。选民们将会不喜欢我们的信息。他们较为乐意接受“同『性』恋瘟疫” 的概念；公众开始了解这种疾病时，他们就是这样给定名的，这个概念带有自 我满足和丑恶的道德主义的味道。我们所建议的是，告诉他们，艾滋病的确 是一种瘟疫，对于它无人能够免疫。
由于坚决拒绝承认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里根当局使它自己成为病毒的 同盟者。又过了一年，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才开始转变，任命 c 埃弗里特·库普 （c everettkoop）为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库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对 正确和错误有强烈的爱憎感，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和客观的科学家。他拒绝以思 想意识来殆污公共卫生事业。
两年后的 1987 年，我参加了后来很有名的“波托马克河会议”（meetngon thepotomac）。那是在河边的漂亮的帐蓬里举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请的、幸运的 ——或者上当的——来宾之一。不是说集会的发起人没有好的意图。值得赞扬 的是，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taylor）担负起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 库普进入帐蓬时，他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以表示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但 当里根总统站起来致辞，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承认艾滋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主 要问题时，却受到敷衍的掌声，夹杂着发自内心的呸声和嘘声。应当承认，观 众中，包括很多学术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观念强的人，但很多出席会议的医生 并不真正以其对民主党的支持而出名。他们对里根当局在处理艾滋病危机问题 上所犯的不可饶恕的疏忽感到吃惊。当然，还有几个更为鲜明的政治战胜真理 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卫生部部长玛格丽待·赫克勒（margarethcomkler）于 年作出的大胆的，虽然是鲁莽的宣言，声称将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