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 第7部分

八月。去美专看天马会第六届画展。大风的夜里到黄埔江边看红波汹涌。到提篮桥精武体育会学拳。

九月。赴银行同事荣庆元喜宴。到北四川路、横浜路、克明路看房子。给美国的康白情写信谈政治（“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革命家”）。和银行同行游吴淞口炮台，一路高歌、吹箫。而此时，曾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的冯雪峰正身处另一场学潮的风暴中心。

十月。月初，“头热身冷”，吃牛乳、牛肉、羊肉粥、面包都觉无味。看《小说月报》太哥尔号。读《两当轩诗集》和《浮生六记》。十四日，“（姨妈）细细告诉我，西乡芳稼渡一个姑娘儿桃仙的性情和一切。总之是和幼年时一模一样。伊说样样都舒齐，只要我答应，就可去说定。”——谈婚论娶了，三个月后，他将要与这个叫郑桃仙的乡下姑娘结婚。
十一月。同事谢旦如丧妻，前往吊唁。给桃仙姑娘写信。读《克鲁泡特金之思想》。看安·波特的小说《灰色马》，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

十二月。想印诗集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教堂里听唱诗和祷告，暗自发笑。18日，全家搬至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九十号新寓，九月里谈妥的价，每月租金20元，“爹爹妈妈都很欢喜，我自然也欢喜。”……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上溯一年

历史大都是无意间写成的。由此上溯一年，1922年3月31日，“油菜花黄时”，银行职员应麟德乘坐沪杭线上的一列慢班车来到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西湖游玩，并顺便访问在杭州的几个青年诗人。前来接站的是他的诗友，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汪静之。在这之前，他们虽已通过十余封信，却从未见面。为了不致认错人，临行前，应麟德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张照片。果然，当一手提挈箧、一手拿礼帽的应麟德一出杭州站，两个年轻人就在拥挤的人流中相互辨认出了对方。

是夜，汪静之陪同应麟德下榻在湖滨的清华旅馆，两人并肩而睡。应麟德打趣说这是他“尝新的第一夜”。白天，他们已去逛过孤山和西泠印社，约定第二天的节目是游湖。应麟德提出，最好是约几个要好的，诗又写得好的一起同游。汪介绍了他的同班同学潘漠华和低一级的冯雪峰，——为什么只叫两个，他有自己的解释，游湖的小划子只有四个座，人多了坐不下，坐少了又不稳。值得记一笔的是，这一年应麟德二十三岁，潘漠华二十一岁，汪静之二十一岁，冯雪峰二十岁，都正是爱做梦的年龄。

接下来的一周里，四少年优游山林，结社湖畔。以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的习气，他们共同的话题理所当然是围绕着爱情和女人的。因为此时的他们都为情所扰。汪静之“一漂流到西湖”，就由曹佩声接二连三地介绍女友，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冯雪峰家里前些年已为他领养了个童养媳，却偏偏在“进师范的第二年”，“偶然恋爱上和她（童养媳）同村的一个表姐”；潘漠华正刻骨铭心地恋着他的堂姐，在道德与情欲的挣扎中经历着苦不堪言的内心煎熬；应麟德呢，正在与众多的女友在信上互通款曲倾诉衷肠。

年少气盛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只是满足于谈谈诗歌与女人，外部世界正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行驶，这一切怎不让他们意气飞扬。日后，应麟德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如是说：“我们应携手而同行；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提把雪亮的刀，。非要同时更尽一份力以杀贼不可。”冯雪峰的回信中的“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也可说是这些少年诗人们的自我期许。

离杭返沪前一日，应麟德把四人的爱情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湖畔》，以纪念这一周里在湖畔结下的友谊。诗集卷前还加上了冯雪峰建议的两行诗：“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原拟这本小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虽大，对待年轻人不免势利，交涉不成，最后，这本无意间闯进文学史的薄薄的诗集由应麟德出钱，自费印行出版，共计花费银洋195元，印数1000册。据说这本又小又轻的诗集在沪杭等地一上市还卖得不错。
且来听听这些为尝试中的新诗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被许为“天籁”的稚嫩的声音——
这是情窦初开的冯雪峰的朦胧幽微的心情：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清明日》
来自浙江中部一个叫武义的偏僻小城的潘漠华，是个身世凄凉的愁容童子，“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人”，则是在诗中一味地悲苦了：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亲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泪在里面，
伊可以看见而暂时的大笑了。
——《归家》
四个湖畔少年中，应麟德年岁最大，也最有资格去吟唱含苞欲放的“纯洁的蔷薇”：
我爱这纤纤的花苞儿
蕴藉着无量的美，
——无量地烂漫的将来。
你尽管慢慢地开，
我底纯洁的蔷薇呵！
——《含苞》
而来自著名的徽商发源地之一的安徽绩溪、自小家境优裕的汪静之，几乎对每一个姑娘都在吐露着他廉价的“相思”：
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呵！
——《小诗五》

四位横空出世的少年诗人一下子得到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以及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坛名家的赞誉。原来要出名也这般的容易。次年冬季，他们的第二个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出版，卷前照例有两行诗：
树林里有晓阳
村野里有姑娘

周树人先生看了他们的诗作，说这些年轻人的谈情说爱里有“血的蒸汽”，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说他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去处”。同时代作家废名后来在其论著《谈新诗》中，更是称赞“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自称从不看新诗的毛润之先生也看了，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他，看了后还托人转信，请湖畔四少年里的冯雪峰到革命的广州去——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何以能从冯雪峰缠绵悱恻的爱情诗里看出他胸中革命的火苗实在是个谜。很久以后，毛还对乔木同志说，《湖畔》是很好的诗。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金钱传

应麟德有钱。应麟德又有古时孟尝君之风，拿自己的钱不当钱。做一个穷学生而有应麟德这样的好朋友是多么惬意啊。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不时拿友情作透支卡向他要几个花差花差，意味着你食堂里的咸菜窝窝头吃得胃痛了可以偶尔下馆子犒劳一下自己，意味着你有了底气可以向恋爱中的小女生献点小小的殷勤。反正应麟德很大方，他把钱借给你了就不会问你作什么用，更不会今日一封快信明日一封电报追着你要。

很长一段时间，钱，成了应麟德生活的中心。白天在银行里，应付的是流水一样进出的钱，下了班，还是一个钱，借钱给朋友，再向别人借钱，他向上线借来的钱又分散成好多股流到了下线。应麟德的钱囊鼓起来，又瘪下去，成了一个中转站，成了朋友们的共有的小金库。

这年初（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1923年），杭州的汪静之恋爱了，写来一封信，肉麻如一幅春宫图。“伊那甘馥馥的嘴儿真有味，我吻不释口。藕嫩嫩的臂儿煞软和，我摸不释手。最不可形容的是似水柔情，我醉！我醉！……阿修，你当贺我俩！我见伊那娇憨，婉淑，贞静，柔和的神情，我怎不拜在伊的裙下！”两天后，应麟德得去年津贴105元，即寄5元于汪。
三月，日记有一条，“代（康）白情寄北京康选宜50元，邮汇四川张瑞仙嫂嫂100元”。同月，闻听一师学生集体中毒，情急之下，又寄5元与汪静之和冯雪峰。

六月间，潘漠华来信告急，说要投考北大去了，无奈还有10元的债没还掉，应麟德即刻去信，并汇去15元，让潘把其中5元交与汪。如此折腾，再加一个文艺青年的日常开销，听戏、看电影、下馆子什么的，七月的某一日，应麟德终于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一角几板”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八月，有个叫“贻”的朋友说要去湖南桃源了，向他开口借10元盘缠。此时的应，已瘦得布贴袋，只好向同事借了10元，又怕见了面朋友再次大开口，只好托辞太疲，请人转送。还有一个叫“青”的（好像是个一直在通信的女友），说要入校读书了，少10元学资。应接着信，又寄去10元。这10元钱，还是从另一个叫白梅的朋友那里借的。

九月，冯雪峰和汪静之联合来急信哭穷，说情况万分困难，让应麟德把他们的诗稿卖个好价钱，寄去个五六十元。应回信说，我将于后日再储款20元左右寄上，不足部分，当缓缓设法。他甚至还想把一架风琴卖了，以多凑一点钱。接着冯雪峰又来信要旅费。应麟德寄去6元，又给汪静之2元。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在找房子，约了一个叫陈文廷的朋友去北四川路，靠铁路边的两幢房子还中意，可每月要20元。幸亏这月略有进账，亚东送来了120元的版税。不然，这个月有钱人应麟德真的要喝西风去了。
十月。又寄汪静之10元。向一个叫令涛的上海美专学生借款80元……

倘若“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的“纯粹山里人”冯雪峰向应麟德借钱还说得过去的话，出身于茶商之家、家境又可说小康的汪静之也老向他借钱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当时一师的学生伙食费校方承担一半，一般学生全年所费约60—70元；汪家虽非富甲一方，但每年提供给汪的约在200—300元之间，高出一般学生数倍，汪又何以总是向银行职员应麟德哭穷呢？唯一可信的解释是汪的女朋友多（汪自称，“每个星期都是和女朋友主要是和绿漪在西湖上游览终日”），而他的恋爱成本又较一般的穷学生高数倍。

汪静之优渥的生活和浪漫的天性，使他与三个朋友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当应、冯、潘三人在通信中探讨革命、理想、人生这些宏大命题时，汪只是一心一意地写诗，在西湖边做隐士，并同时和几个女人恋爱着，以致被应麟德讥为他的爱是“一天高一天”。泡在西湖山水和女人们的温情里，使得汪无心旁骛，几年后，当他的朋友们从青春期的闷骚走上铁与血的政治道路时，他还是自得其乐地过着他安稳又不乏色彩的诗人兼隐士的生活：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的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蕙的风》

并经由《蕙的风》和《寂寞的国》，在“道德家”们的攻伐中成为五四初期屈指可数的几位著名诗人之一。也是这种性情使然，使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比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活得更长久。

十一月。应麟德的父亲从邻人处借得500元，让他去兑。应麟德马上忙开了，“代洪章寄四川康玉贞女士款百元，邮汇汇水二十元”。接着又在亚东和华丰印局之间奔走，想要出版和朋友们的诗歌合集《春的歌》。

亚东的门槛还是很高，印小本的也不肯。华丰印局开出的价码是，用新闻纸，照一年前出的《湖畔》的格式，加倍厚，印一千本，外加封面，计价82元。应麟德很高兴，马上给冯雪峰去信说：“……费共约百元，归我去借，你们不必管，我可以再节省些，徐徐去还；但要你们也苦些时，因稿费没有也。”欣欣然借钱去了。一个叫浩的朋友寄来了汇票111元。福源钱庄的老同事伯研又送来了100元。看来印费是有着落了。竹英女士（汪静之的“主要”女朋友绿漪）寄来了《春的歌集》的封面画，画的是“花冢”，下一新坟，上一些深蓝色的流云——“虽不大好，终是自家人画的”。和华丰那边谈妥了价钱，是用瑞典纸印一千本，每二百页95元，封面两包五六元。十四天可出书。先付定洋40元。书终于出来了，版权页上写的是，“一九二三年八月编成，十二月印，一九二三年末日出版”。

至此，统共这些钱的去向是：汇给冯雪峰25元，其中20元给汪静之，5元给冯作出书后买醉用。购买日金80元，寄给日本一个叫万的朋友，汇给一个叫水的朋友20元，托易耜云转交瑞仙夫人100元汇票，最后20元留下，以备印费之不足……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丁九的死

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神秘失踪。几天后的《申报》，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以《昆山路发现惨死之男尸》为题报道了一则跳楼暴尸事件。报道说，5月14日，星期天下午，三时五十分左右，北四川路昆山路第8号后门口忽发现一无名男尸，身穿灰羽纱长衫，头戴呢帽，足穿直贡呢鞋，年约20岁左右，形似广东人，经由虹口捕房巡逻巡捕查见，当即上前查看，“见头部鲜血直流，并已气绝，乃报车送同仁医院，经该医生检查之下，发现该尸头骨已断，大肠流血，形似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

北四川路昆山花园7号，是丁玲在上海的寓所。这则本埠新闻中死在第8号后门口的男尸，则成了疑案中的疑案，他是谁？是谁杀了他？人们认定，丁玲是遭当局秘密逮捕了。一个叫沈从文的青年作家通过社会闻达胡适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消息，可是他断然否认。

应修人牺牲后从身上发现的亲笔传单稿这段时间后，上海的《大美晚报》突然发表一篇署名蔡飞的文章，指出死者的名字叫丁九。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局秘密警察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潘梓年，以及丁九因拒捕，从屋顶阳台上失足坠楼而死的经过。文章说，秘密警察到昆山花园7号时，潘梓年恰巧在丁玲家里，两人被当场带走，特务们密谋一番，又留下两个。丁九推门进来，发觉情势有变，立即退出门外。丁玲的屋子在二楼，丁九发现楼口已有特务把守，便向三楼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