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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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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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无内应四条理由竭力反对,并指出如果真要进军,还不如出其不意,直接攻打江北的广陵,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宣武帝屡催不得,只好尊重邢峦的个人意愿,用镇东将军萧宝夤替换他,与元英同围钟离。加上在北岸支援的平东将军杨大眼,仅集结在钟离附近的魏军不下四五十万。

以马后炮来看,邢峦是对的,不过他提出的观点不足以让战场上过于顺利的魏军打道回府。宣武帝恐怕忘了,这场战争的开端是南梁挑起,魏军并没有周密充分的作战计划,四五十万大军是接连几批援军叠加的产物;南梁的北伐计划虽然失败,但他们的反击能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最高决策者梁武帝,比南齐的几位皇帝都要高明不少。

梁武帝明白在城防上梁军处于绝对劣势,他派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建康前往救援。这基本上是京城能够出动的全部精锐了。出发前,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在道人洲驻营,等待其他各军的跟进。

曹景宗这个人,打仗厉害,但是贪婪成性,人品无法与韦叡相比。他不仅贪财,也贪功,一心想着要独霸救城的功劳,对于梁武帝谨慎再三的叮嘱不予理会。到达下游的道人洲后,他命援军逼近上游的邵阳洲,意图先期占领这个必争之地。

这时忽然天降暴雨,水位上涨,淹死了几个冒进的士兵。曹景宗无法行军,被迫退回到道人洲上,等待后援。(前一次的暴雨造成了洛口大败,这次老天总算帮了梁武帝一回)梁武帝闻讯大喜,心说天意支持我的作战计划,“破贼必矣”。

他又下令,命驻守合肥的韦叡前往增援,并受曹景宗节度。这一安排非常巧妙,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对手下的将领了解透彻。韦叡比曹景宗年长十多岁,但为人谦逊,淡泊名利,性格与好大喜功的曹景宗正好相反,两人又是同乡。以曹为正,以韦为副,既满足了曹景宗的心理,也发挥了韦叡的特长,是最恰当不过的将帅组合。

果然,韦叡收到诏令,立即日夜兼程赶到钟离城下,与曹景宗会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副手,而曹景宗也对老大哥礼遇倍加。两人合作亲密无间,进驻邵阳洲,筹划决战。梁武帝在朝中得报,欣慰地赞叹道:“二将和,师必济矣。”

韦、曹会师是在天监六年(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的二月。魏军围攻钟离城,已经有四个多月,城内的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死战百倍于自己的对手,居然没让魏军占得一点便宜,也很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淮水相隔,魏军主力多在北岸,几个月来一半时间在下雨,攻城的军队无法有效行动,另一方面昌义之确实是个守城的专家,艰苦条件下将守城的艺术发挥到极致,魏军攻城死伤近万。

魏军统帅元英很聪明,他吸取以前攻打钟离城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初春多雨的特点,变以往北方人不擅长的水路运输方式为陆路,在邵阳洲两边用木栅围建两座桥,连接南北,自己在南岸攻城,让杨大眼据守北岸立城,确保粮道畅通。宣武帝一度担心师久兵疲,诏他退兵,他反复上表强调“理在必克”(一定拿下),坚决攻城。

韦叡细致地观察了魏军在邵阳洲上的布置,破敌计划便了然于心,冷笑道:“魏人已经是我的盘中餐了!”曹景宗在邵阳洲尾建了军营,离魏军主力较远,韦叡就向前推进了二十里,挖长沟,搭鹿角,由善于用马步测量计算的专家级部下冯道根负责,连夜施工。第二天一大早,魏军士兵出营一看,邵阳洲上分明是一座武器精良、盔甲锃亮、军容盛大的梁军大营,一下子惊呆了。元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比自己造两座桥费了好些时日,他狠狠地用权杖敲着地,说:“韦虎莫非是天神!”

曹景宗又找了几个水性好的士兵乘夜潜水进入城中,接近绝望边缘的昌义之守军得知援兵来了,意志恢复了大半,有了继续守城的动力。

元英终于感到了可怕的压力,心高气傲的他不愿收回对宣武帝的承诺,临时改变计划,攻击韦叡的援军。韦虎虽然不好对付,但魏军人数和实力仍在梁军之上。他派出最为强悍的猛将杨大眼,要将韦叡一口吃掉。

杨大眼是仇池杨难当的孙子,骁勇无比,所向披靡,还曾亲手擒获山中的猛虎。因为在战场上总是圆睁双目,令敌军士兵胆寒,因此都叫他大眼。南朝人传得更奇,说他“眼如车轮”,人人怕他三分。元英让他率领一万骑兵,冲击韦叡的军营,是要利用他对于梁军的威慑,打破韦叡不可战胜的神话。

韦叡坐在小木车上,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一处,排成车阵。杨大眼的骑兵很快围了上来,将车阵堵在中间。你韦虎纵是插翅虎,也管教无处可逃。

杨大眼正欲缩拢包围圈,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韦叡在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只等杨大眼的骑兵近前,便架起强弩,一时齐发。魏军骑兵的甲胄,抵挡不住强弩的威力,死伤无数,杨大眼的右臂也被射穿,败下阵来。

第二天,主将元英整顿军马,亲自挑战,韦叡指挥若定,从容不迫。魏军又连败两阵。堂堂韦虎,名不虚传。

元英还想有所打算已经来不及了。三月淮水暴涨,决战的一刻到来。韦叡装备与桥等高的大船,安排冯道根、裴邃、李文钊等人各领水军,沿淮而上,进攻邵阳洲。自己则和曹景宗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北桥和南桥。梁军以大船载人,小船装草浇油,放火烧桥。火攻是梁武帝预先的授意,韦叡和曹景宗两人执行得很出色。

火借风势,红光冲天,再加上梁军士兵一阵狂砍,淮水又不断涌起,桥梁和木栅统统被毁。两岸以及邵阳洲上的魏军一片大乱,烧死、淹死、踩死、砍死的,有二十几万,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都堆满了魏兵的尸体。其余无处可逃,困在岛上、南岸的士兵,集体崩溃,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元英单骑逃往梁城,北岸的杨大眼也烧营而去。钟离保卫战,是南朝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胜利。

韦叡派人将胜利的消息通报钟离城内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什么话都不答,反反复复地叫着两个字:“更生!更生!”

“更生”意即复活,是绝处逢生的呐喊,仅这两个字,足以让人体会到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梁军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曹景宗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报捷,惟有韦叡孤零零一个人走在了后面。这位令敌人丧胆的睿智长者无意与同僚们争功,他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再一次选择了低调。不过史家还是把他记作这场战役的主角,《梁书·韦叡传》结尾评价他说:“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七、高肇擅权

钟离是元英一生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河北精锐,损失大半。梁武帝在建康城大赏群臣,北魏朝中则哀声一片。元英用兵失算,萧宝夤支援不力,死罪赦免,活罪难饶,被双双免官为民;只有杨大眼稍稍幸运,贬到偏远的营州(治所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充当兵卒。

元英在家只待了一年,宣武帝元恪就恢复了他的封邑,还了他的官位,代理征东将军之职。这是因为京兆王元愉造反,宣武帝环顾朝野,发现他才是负责讨逆最适合的人选。

宣武帝一朝,困扰最多的是宗室问题。宣武帝靠着兄长的意外被废,才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宗室,潜意识里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叔叔元禧的无故造反,对于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元禧死后,他把政事更多地交给了高肇来处理。

论血缘和感情,宣武帝与高肇之间的确亲。高肇的妹妹是宣武帝的亲生母亲,他的侄女,则是宣武帝后宫宠爱的贵嫔。不久后,高肇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也就是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与皇帝有这三层关系相连,朝廷上下,谁敢不对国舅爷敬畏三分?

然而高肇本人,却很缺乏安全感。他在朝中时日短,根基浅,更谈不上功勋和学识,要想在政坛上生存,就得拉帮结派,培养势力。

上面的人有心结交朋党,下面的人有心攀龙附凤,这是典型的供求搭配合理的经营模式。日久天长,投靠高肇的人多了,他的胆子也跟着大起来了。对于异己,尤其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散骑常侍赵修、冠军将军茹皓等人,他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

北魏迁都汉化,全盘搬用汉人的政治体制,文化上大有长进(比如儒学),腐化程度也大有长进。想要挑出几位没毛病的官员,还真不那么容易。高肇四处搜集赵修、茹皓的罪状,成果颇丰。他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和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向宣武帝亮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将两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给扳倒。

赵修仗势骄恣,茹皓弄权纳贿,朝野共愤,死得并不冤枉。可告他们的高肇又何尝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证弄死“眼中钉”茹皓,他不惜诬告,说茹皓伙同其他几名皇帝亲信,密谋拥立北海王元详作乱。

把皇叔元详牵扯进来,是高肇扫除异己行动的一部分。六辅失权时,只有元详不降反升,位在高肇之上,又与茹皓等人往来密切,高肇嫉恨已久。这一招,是高肇的杀手锏。

高肇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来就是,元详虽和元禧一样,是个贪横无耻的亲王,欺男霸女的事干了不少,但并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无中生有,实在有点难为我们的高国舅了),但在宣武帝面前正好对路——叔叔兄弟抢皇位,是他最怕的事。他召中尉崔亮入内朝,弹劾元详“贪淫奢纵”,又以“怙权贪横”的罪名,赐死茹皓等人。

至于元详,宣武帝不想杀他,名义上下诏免他死罪,废为庶民,暗地里把他软禁了起来。半个多月后,他的家奴想救他外逃,事情败露,他终究被秘密杀害了(很可能也有高肇的授意)。

黑吃黑的结果,高肇连胜两局。他的气焰愈加嚣张,将魔爪伸向了后宫,支持侄女高贵嫔抢班夺权。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皇后于氏莫名其妙地去世,人们传说是高氏下的毒手。

于氏生有一个皇子,名叫元昌,当时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才三岁,高肇和高贵嫔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将来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小孩。乘着元昌突患急病,高肇私下贿赂侍御师王显,让他有意延误治疗措施,不出几天,元昌就夭折了。

宣武帝痛失爱子,却怀疑不到是高肇做的手脚,宫内外的零星传言早被高肇的人严密封锁。正始五年(公元508年)七月,贵嫔高氏被册封为皇后,高家的权势更大了。(高肇专权施政,改动了许多过去有效的制度,以至怨声载道,人心愤怒。立高后之前,素来不问政事的彭城王元勰都出面反对,宣武帝执意不听,可见这时的高肇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厌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蹚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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