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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二、北投与南征
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高欢的童年时代，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
我们说过，南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当时南朝内部二萧（萧衍、萧宝卷）争斗得不可开交，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要求乘此良机，大举伐齐，统一南北。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他或许会誓师洛阳，陈兵江北，以观“天命”吧。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
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公元503年），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建立了梁朝，坐稳了皇位；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决定大举讨伐南梁。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计划都没有成功。萧宝卷虽是个暴君，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不予追究。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威望尚未确立，也不敢轻易动他，还封他为鄱阳王。
萧衍受封梁王，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连夜挖开院墙而出，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供他潜逃。当时的情景，保命要紧，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他换了黑布衣裳，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穿着草鞋，徒步赶往江边。
一路可谓亡命之旅，天蒙蒙亮时，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火速赶往江边搜寻。萧宝夤急中生智，端坐船上，假装垂钓，在江心漂流。看守们距离甚远，看不真切，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并不起疑。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便渡过长江，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
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弃了家室，租了几头驴，与萧宝夤一同北上，昼伏夜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
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扬州刺史元澄。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不敢怠慢，以车马来迎，以礼相待。萧宝夤一路跋涉，面容憔悴，狼狈不堪，风度却依然不减，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在寿阳停歇数月后，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面见魏宣武帝。（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造化弄人，三十年又是一循环）
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他犹豫不决，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才献城投降，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首鼠两端。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他才断了回头之念。梁朝建立，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做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现在的职位，就是文书档案管理员。同是部下，别驾与刺史的关系要亲近许多，在实权上也大于治中。陈伯之如此处置，是摆明了自作主张，不接受朝廷给他安排的那一套。
邓缮深知夜长梦多，每天在陈伯之耳边吹风：“朝廷现在是国库空虚，兵粮缺失，东面又在闹饥荒，此乃取而代之的时机，不可错过！”不只是邓缮，陈伯之身边的其他心腹褚緭、戴永忠等人也对建康的新朝廷严重不满（好容易找到个糊涂上司服侍，你朝廷想来坏我的好事，怎么可以？），一致赞成邓缮的意见。
陈伯之想了想，对邓缮说：“我再向朝廷上书一封力保你，如若皇上还不听我的，咱们就一起反了。”果不其然，梁武帝很快就发了批复，命令陈伯之在江州找一个郡，安排邓缮去任职。
陈伯之看看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召集府内的将领佐吏，说：“我刚刚接到建安王（即萧宝夤，他在南齐时被封为建安王）的密令，他已经率领江北十万大军进驻六合，约我以江州兵力运粮东下。我陈伯之受齐明帝厚恩，自当誓死相报！”他怕大家不信，又拿出褚緭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公之于众。这一招的确奏效，大伙儿一个个热血澎湃，发誓要反梁复齐，拥戴萧宝夤。于是陈伯之在府前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且号令州内各郡，宣布“起兵反对建康的恶政”。
建康方面是早有准备的，梁武帝既然屡次三番地驳回陈伯之的要求，当然是做好了陈伯之窝里反的准备的。陈伯之这边祭坛上的血还没干，那边梁武帝已经发兵了。他命领兵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军讨伐陈伯之。
与此同时，江州所属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郑伯伦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士兵拒守。陈伯之决定先摆平南面的豫章，以绝后顾之忧，打通粮道，然后在挥师北上。
以为稳操胜券的陈伯之亲自率部南下，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豫章城，相持之际，后方王茂已经逼近了江州的老巢。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只好带着儿子陈虎牙以及褚緭等亲信，抄小道渡过长江，逃奔北魏境内。
（乱世之中，像陈伯之这样毫无政治原则可言的将领十分常见，著名的就有吕布、刘牢之等等，可以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人往往有个共同的特征，很会打仗，但却没有政治头脑，对局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类人若碰上和平治世，在军队里做个将军，还是足以胜任的；但若不幸撞上乱世，就很容易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到了北魏，萧宝夤和陈伯之南征的积极性无庸质疑，超过了任何一位鲜卑贵族。萧宝夤是国恨家仇、刻骨铭心，陈伯之是甫投新主、立功心切。两人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递上了请求发兵的决心书。
宣武帝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所以说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景明四年的四月，他先封萧宝夤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齐王，给他一万兵马，驻扎在寿阳东城；又封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先期驻于边境之上。
秋季淮水水位下降，是有利于北方军队南下的季节，北魏以任城王元澄与萧宝夤、陈伯之率领大军五万（北方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征募的二万加上萧宝夤、陈伯之部的约三万人），进攻钟离；又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进攻义阳。
南朝的军队自从魏孝文帝死后，除了裴叔业主动投魏的那次，已经好几年没跟北魏打过象样的仗了，偏又碰上改朝换代，战斗力可真是提不起来。东路的钟离方向，元澄分兵外围，一路凯歌，拿下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接着又攻打阜陵城（今安徽全椒东）。西路的元英则攻破司州刺史蔡道恭借助地势布下的三道防线（当时南梁的司州治所即在义阳），将义阳团团围住。
刚刚建立不久的南梁王朝，第一次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三、萧衍的难题
南方政权自齐明帝以来的将近四十年中，除却最东面的郁洲等地外，一直与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孝文帝数次南征，争夺的也一直是淮南的重镇：钟离、寿阳、义阳，以及西头的南郑，这个我们在前头是多次强调过的。这条防线对于南朝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北朝军队轻松占领了寿阳这座防线的桥头堡后，又顺手夺取了合肥，如同一把利刃插入到南方统治的心腹地带，也打破了双方的势力均衡。何况，合肥、寿阳离南梁国都建康已然不远，不是南方重振旗鼓，夺取失地，将这把利刃顶回去，就是北方席卷江北，全面开花，直捣建康的皇帝老巢。这是一场没有选择的争斗。
战争的第一阶段，北魏的军队显示出强大的攻击能力，几路并进，多点开花。唯一的一处挫败是当东路元澄的军队试图攻打边镇阜城时，遭到南梁轻骑兵的突袭，被切断粮道。不过问题并不大，元澄下令撤军后，便转而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
陈伯之和萧宝夤的两支偏师也表现不俗，令南梁的军队无处突破。南梁将军姜庆真倒是想出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乘元澄攻打钟离之际，率部偷袭其后方的寿阳，攻下寿阳外城，一部分守军投降。
问题在于，姜庆真的破敌妙法不能得到决策层的充分支持，或者说没有其他友军及时的后续支援。外城被占领后，双方形成攻守之势，寿阳还有不少军队，主要包括裴叔业献城时的南齐将士，以及北魏接受时派出的将士。这些士兵在组织严密性上值得质疑，北魏将士对于南齐将士颇不信任，南齐将士的忠诚度也大打折扣，不愿死心塌地地为北军守城，再加上主帅元澄在外，对于后方战况尚不知情，寿阳城处在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上。梁国军队若能大举支援姜庆真，在寿阳局部占据攻城的优势兵力，那么可能产生的两种战果无外乎：城防危在旦夕，元澄回援，钟离之围自解，并可觑机转入战略反攻；如若更加顺利的话，寿阳城一举拿下，元澄老巢被端，梁军便可形成包夹之势，吃掉元澄的军队。
两种可能因为南梁的决策失败没有成为现实。姜庆真虽一时迫使寿阳魏军婴城自守，但却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城中的守军缓过劲来之后，由元澄的母亲孟氏出面主持大局。这位老太妃身为女流，却有几分草原民族的英豪气。她临阵并不慌乱，一方面撤掉防守外城不利的官员，一方面指派将领严守内城，并激励全城士兵，不分新旧老幼，都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一切布置完毕，她又亲自登城检视，指挥作战，不避矢石。这些举动果然大大提升了守城官兵的士气，主帅不在城中，却多了一位更令人敬佩的“女指挥官”，众人不再有异心。（花木兰的故事出自北朝传说，绝不是偶然的）
梁军没捞到任何好处，附近萧宝夤的军队得到了寿阳的情报，发兵来救，魏军内外夹击，激战一日，将姜庆真打得落荒而逃，彻底粉碎了南梁主动还击的力量。
让梁武帝感到焦头烂额的还在后头。面对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吃紧，他分别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和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出兵支援。张惠绍的任务是领兵五千押送粮草前往钟离，然而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粮草也都做了见面礼（梁武帝后来用俘虏的魏兵，才换回了张惠绍等人）。
曹景宗和王僧炳的一路主援义阳，步骑兵共计三万（可见南梁的兵力还是有不少的），对北魏的攻势应不处下风才对。王僧炳分拨两万军队前往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以剩下的一万人为后继，企图扰乱魏军的行进计划。魏军西路统帅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樊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双方一交手，王僧炳大败，南梁士兵战死、被俘的就有四千多人，其余人做鸟兽散。（这个时段的南朝军队让人失望，几万的士兵，敢情是豆腐做的？）曹景宗听说前师挫败，便裹足不前，不敢再增援义阳。
好容易撑到夏天，东面的钟离才传来一条所谓的好消息，由于降雨量增加，淮水水位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