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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华夏是一种早熟，其政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易经》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易经》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易经》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易经》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易经》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易经》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经》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像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是一部上古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易经》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法，“意”、“象”结合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八卦符号的间架结构启发了舞蹈家的审美认识……中国古代没有一门学问，其哲理思想不渊源于《周易》。
《易经》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极具创造性与灵活性，凝滞与呆板似乎与它无缘，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万千，与时代并肩同步，并能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
传统的“上帝之手”五
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前此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它的基质为术数、为巫术，是中国巫术智慧的结晶，是第三期人为巫术的代表与象征。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周易》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国传统仍未在整体上有所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与，几千年来就一直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巫气”之下。这股“巫气”掺和在空气中，渗透在土壤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强大的浸润与影响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巫术，说到底，是愚昧的象征。它的功能，就在于能使无助、绝望、痛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巫术与宗教的之根，都源于贫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灵，崇尚奇迹，透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有着一定的禁忌与戒律，给痛苦的心灵以缓释与安慰等等。但是，它们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巫术是宗教与科学的前奏。当巫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人类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将会发现，占卜占筮之类的巫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并非万能，它们常常失败“流产”，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就由无条件地信奉过渡到无法释怀的疑惑，必然面临着一场新的抉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创立宗教，彻底皈依于神；二是从巫术的神秘氛围中走出，以理性战胜愚昧，走向科学的征途。
然而，中华古代的智慧之路，却出人意料之外，既没有实现巫术向宗教的转化，也没有步入充满理性之光的科学之路。一个我们毋庸讳言的事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教智慧与科学智慧都不怎么发达。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华巫术特别是《周易》之中。以《周易》为象征的中华第三期巫术，是天启与人为的结合， 是神人的智慧结晶。六十四卦是圣人的创造，同时又是天神的启示。《周易》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系统，既非后天所能企及，也非后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神共创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对神的一种信赖，凡是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苍诉求祈祷；同时，它又是人类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希望摆脱神灵的束缚，获得人的思想与行为，进入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丽的童年梦幻，又是一道东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术境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既没有人类可以完全托付的异己神灵，也没有完全站立的人类本体。既信仰神又要推开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与神，已经不可分离，似乎融于一体了。而宗教的素质，就是严格地实行“神人相分”与“神人对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个无法“合一”的异体，神灵高高在上，人不能对其产生怀疑，更不能拒斥，只有无条件的皈依与服从；在科学中，既没有巫术的“天人合一”，也没有宗教的异己神，人类不论渺小也罢，高大也好，他们只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努力创造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世界。
《周易》既没有为宗教，也没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