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仅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一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一个低贱的放牛娃一跃而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不说别人，就他本人也时常有一种恍若隔世、如在梦中的感觉。他那神话般的经历给后人的思维平添了无数想象的翅膀，特别是农村，如同密密团团的柳絮在春风的吹拂下四处飘荡，有关他的奇闻轶事格外地多。记得儿时奶奶在瓜棚豆下讲述那些有关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神往极了，觉得当皇帝真过瘾，也太容易了，个人意识膨胀开来，就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弄个皇帝当当。皇帝至尊至大、高不可攀，唯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起于微寒，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既对他的身世既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又为他的成功所鼓舞而生出一线渺茫的希望。这，恐怕就是朱元璋之所以在农村长期占有“广阔市场”的主要缘故吧！
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贫农，穷得连自己的一块田土都没有，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风里来雨里去，辛勤劳作，一年上头，收获的粮食往往大半交了地租，余下的只能勉强嘴度日。父亲朱五四刚把田地侍弄得肥沃一点，满以为可以多打一点粮食将日子过得稍稍滋润一些，没想到贪利的田主立刻加租。计算一下实在划不来，只得搬家另寻大户。就这样如无根的浮萍般拖儿带女地东寻西觅、迁来搬去，连守着一块田地过日子的普通农民都不如，比流浪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也想体认名门、攀龙附凤，他煞费苦心、寻根究底，也没有找出一个言之有据、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朱氏先祖。他想将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大师朱熹拉来认作先祖，又怕弄巧成拙被人识破惹人笑话，就索性承认自己“出身寒微”、“起自田亩”，“朕本淮右布衣”、“江左布衣”。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出生的。那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钻一出来，就是最底层的一员。
在此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八个小孩只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时，朱五四已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儿子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欣喜的，不过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不甚起眼的“消费者”而已。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平静，并不是像《明史》中大肆渲染的那样，朱元璋出生时充满了种种祥瑞、喧闹与异样。位于最底层，没有得到特殊关爱，奶水不足、饮食匮乏、营养不良，朱元璋一生下来就长得黄皮寡瘦、病病歪歪的。
身体，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本钱。没有健壮的身体，今后怎能种田养家口？尽管没有特别的关爱与欣喜，但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朱五四夫妇俩瞧着幺儿子重八这副样子，自然是急得不行。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法子，只好为他舍身，交托神佛保佑。于是，就到附近庙里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并许愿长大以后，就让他当一名侍奉神佛的和尚。
在朱元璋朦胧的记忆中，感受最为深切的可能就是饥饿。刚生下来时没有充沛的奶水，稍大后又没有足够的口粮，即使吃到肚中的，也是些粗糙或稀释的食物。他的口腹之欲一直处于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状态，他做梦都想着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美味佳肴。后来在当放牛娃时终于寻到了一个爆发的好机会，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野外将田主刘德的一头小牛犊宰了，拣些干柴树叶子就地生火烤着吃，一个个吃得肚胀腹圆。事后，朱元璋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小牛的皮骨埋了，尾巴插进一条石缝中，骗那田主说是小牛自个钻了山洞。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朱元璋挨了田主刘德的一顿毒打，并被赶回家中。朱元璋那一直压抑着的饥饿欲虽然着实地满足了一番，但也因此而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饥饿、斥骂、毒打、压抑……这些处于底层难以避免的磨难与羞辱如长长的皮鞭呼啸着劲厉地一下一下抽打着他那幼小的心灵，他以一副睥睨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忍受着、等待着、积聚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如宰杀牛犊般进行疯狂而快意的报复。
他心头记得最深的，就是母亲多次讲给他听的外公抗元的故事。五六十年前，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亲兵。南宋败亡，张世杰与陆秀夫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南海中的崖山。元兵继续猛攻，宋军大败，陆秀夫抱起年仅九岁的皇帝跳入大海，张世杰则保护着杨后乘船突围而出，以图东山再起，恢复疆土。不幸四天后遭遇飓风，海船沉没，张世杰等部众全部淹死，外公被人救起，侥幸生还。故事中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反抗异族压迫的观念对朱元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小就产生了政治莫测、王朝更替、皇帝可以取而代之的意识。
他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作平天冠，用碎木片作笏，在土堆上“威严”地坐下，命令其他小伙伴一个个地跪拜在他的面前，齐声高呼“万岁”，“俨然王者”。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清苦，但也充满了穷人那份独有的“自得其乐”。
真正让他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饥饿与疾病紧紧地纠缠、折磨着三乡四邻的所有贫苦农民，朱元璋家更是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大姐、二姐早已嫁人，三哥给人家上门做了招赘女婿，家里就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哥俩穷得没有半分银毫，除了勉强保住自身的性命外，对亲人的疾病与折磨无可奈何，只有相对痛哭。这时候，朱元璋才真正感到了什么叫呼告无门、求助无路。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大门。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刘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父母的在天之灵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
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二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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