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运动盗来西方“火种”，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的命运？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二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的史书，也是中国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