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 第12部分

像这样的行刺事件，此后还有过几次，如高渐离以筑扑击嬴政，韩国公子张良收买刺客以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将他巡行途中的副车击得粉碎……　

这些行刺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着嬴政开始了对生命本质的某些哲理性思考。在人世间，他有过失败，受过欺侮，遭过失意，但似乎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对手，最后的胜利者，总归是他秦王嬴政。他用以超越自卑、获得补偿的主要方式就是建功立业留传后世。他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像他的亲生父亲吕不韦那样像个螺陀整日转个不休，超负荷地工作着。他再也不相信别人，天下大小事情全由他一人决断；每天审阅各地送上来的竹简文书必欲达到一定的重量方肯罢休；他似乎从来就不知疲倦二字，累了休息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亲政。就在他一步步达到成功的峰巅，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时，他的心头因了这一连串的刺杀事件，不禁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怀疑：他虽然躲过了一个个刺客的一次次隐秘而狡猾的行动，但是，他最后逃得过死亡吗？他能将死亡这一对手战胜吗？　

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他们就不依不饶地盘旋在他的心胸无法挥散。这是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曾有过的想法，比如此后的成吉思汗在凯旋归来后就曾说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击败我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征服死亡。”此话说出不久，他就在清水县行营病逝了。秦王嬴政与成吉思汗，两位旷世巨人虽然相隔了近一千五百年之久，但他们所面对的有关生命的境遇及本质性思考并无二致。　

企图征服与超越死亡，必然改变嬴政的相关政治方略与人生态度。他后来重用方士，寻求长死不死之药，大规模建造陵墓以追求生命的永恒及千百年来一直遭人指责的坑杀儒生，似乎都与这些行刺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的追求长生不死，也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又一代封建皇帝，而导致的后果往往又事与愿违，这些企图长生不死的帝王们常常因为长期服用有毒化学物质——也就是所谓的“仙丹”而提前结束生命。　

只要你是人，哪怕再伟大也罢，总归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中国上层出不穷的“万岁万万岁”的高呼与呐喊，其实不过是帝王们上演的一出出自欺欺人的闹剧而已。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　五
　
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不太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嬴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嬴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他亲生父亲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嬴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嬴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来全国最有学问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嬴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嬴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地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并被扭曲变态啊！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州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的封建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加以改变的。就连风云激荡、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做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激情。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扼腕浩叹，中国古代难以诞生出现代民主观念，这是一块适合于专制的土壤与温床。如果没有交流融会、借鉴仿效，中华本土不可能原创性地建立起完备的民主政体模式。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骅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