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到队里报告，队里派了两个地主分子来帮忙料理后事。士林当天赶到城里给士云和士霞送信。家礼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家义和家慧。
士云、士霞傍晚就赶到了，一进屋，三姊妹就抱在一起痛哭。士云说：“到底为啥？咋奔六十的人了还走这条路？”士兰抽泣着把头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细述一遍。士云不由得怪她：“你也是，说话只图嘴皮子痛快。妈比不得农村做惯了的，她在城里就已经百病缠身，你说她不该做净面吃，不等于说她有病拖累了你们。”士兰本就内疚得不行，现在又受了责备，索性放开嗓子大哭。
家礼坐在一边儿有些不忍，从中调和说：“你们当姐的别怪她了，这多年我们都是靠了她撑着。她说的也都是实话。”士兰听了这话，更是哭得凄楚。士云和士霞想到自己一年到头对家里少有过问，也不好意思再多说啥了。士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她的丈夫谋了多少年的官职，现在好不容易坐上个副局长的位置，比原来更神气些。士霞的丈夫还在铁业社打铁，两人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她的婆婆一直觉得娶士霞是自己对汪家的一种恩赐，所以容不得士霞有一点儿怠慢，心里一不痛快了，就在儿子和媳妇之间挑些是非，似乎看见他们吵骂，自己可以趁机出口恶气。士霞这边儿却觉得自己一个初中生，如果不是时运不济，怎么会找你一个没文化的。两下里都觉得吃了亏，吵架自然是谁也不让谁。到士霞头胎生了儿子，丈夫看重些了，婆婆的威风才略有收敛。
当晚，有个女人提着一篮子新麦面馍馍来家吊丧。家礼不认识她，士兰却一眼就认出是给自己煮荷包蛋的女人。她在玉芝的棺材前鞠了两个躬，连筐带馍一起搁下就走了。
4
士霞回城，胳膊上戴着黑孝去上工。魏昊见了，惊愕地问她：“谁咋了？”士霞说：“我妈过世了。”魏昊说：“咋没听你说一声？连我妈都不知道。”士霞说：“士林来送信，我伯叫不要跟你们说。”魏昊糊涂了，问她：“为啥？”士霞抹着泪，悄声说：“我妈是吊死的。”
魏昊回去跟家慧和魏学贤一说，家慧当晚就跑到士霞这儿问情况。姑侄俩坐着说了半天话，抹了半天眼泪。家慧问：“你们也没告诉二叔？”士霞说：“跟他说干啥？他对我们，还不如对三姑屋里的儿子姑娘好。”家慧说：“你这么说二叔不合适，他是你的长辈。”士霞说：“他这个长辈啥时候管过我们？”家慧说：“他小时候管你们，你忘了。”
过了些日子，家慧在路上碰到汪苏，悄悄跟她说：“回去给你爸说，大妈过世了。”汪苏问：“哪个大妈？”家慧说：“你爸知道。”汪苏回去说：“我今儿在路上碰到四姑，她说大妈过世了。是不是下放的那个大妈？”家义说：“是她。”李兰茹问：“咋过世的？”汪苏摇头说：“四姑没说。看上去她挺难过的。”家义说：“她咋会不难过？她俩年龄差不多。”家义不知道家慧是从士霞那儿得到消息的，还以为大哥只给她送了凶信，唯独瞒着自己。如果是在六六年以前，他会暗自庆幸这种区别，可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这种不同只会让他感到失落和疚悔。
汪苏说：“爸，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家义说：“啥事儿？说得这么正式。”汪苏从书包里掏出一张表格递给他。家义先看见表格上几个黑体大字，高兴地叫起来：“哟，我们汪苏要入团了。”等接着往下再看，脸色骤然变了。“你这填的是些啥？乱七八糟的！”他指着出身一栏里触目惊心的六七个“地主”，高声问：“谁叫你这样填的？不是跟你说过家庭出身填‘革干’吗？”汪苏紧张地红着脸，辩解说：“我原来填的是‘革干’，岳老师说不行。”家义问：“哪个岳老师？”汪苏说：“政教处的岳老师。”家义若有所思地说了句：“是她呀。”李兰茹问：“啥样一个人？为啥非把一锅清水搅成混汤？”汪苏在旁边，家义没敢细说。他不想让孩子知道那些过于复杂、似是而非的往事。他问：“岳老师还说了啥？”汪苏看看李兰茹，战战兢兢地说：“她说我还有个叔爹，五九年死的。叫我也填上。”
益生堂 第三章（15）
李兰茹正在缝汪萱衣服上挂破的口子，气得跳起来骂了句：“放屁！”她从家义手里接过表格，看见家礼、家义、家慧和三个孩子名字后面全都填的是“地主”，只有自己是个“贫农”，一下就炸了。“一个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啥样儿都没见过，咋都成地主了？”一边说，一边把表格嚓嚓几下撕成碎片。
汪苏白天在学校受了岳老师一顿奚落，特别是岳老师眼里那种冷漠和讥讽，已经让她羞辱难当，本以为回家能了断此事，没曾想家义和李兰茹的反应如此强烈。眼看入团要成为泡影，不由委屈得眼泪刷刷往下直淌。
家义见她伤心的样子，口气缓和下来，说：“别哭了，爸爸知道不是你的错。”汪苏边哭边说：“老师……明天……就要我……交去。”李兰茹瞪着眼睛喊：“她叫你交，你就交啦？她要你吃屎，你吃不吃？”家义推着汪苏说：“走吧，走吧，别惹你妈生气。”汪苏走到桌前，不敢大声哭，憋气得用圆规在课本上密密麻麻扎出一片洞眼。
晚上睡下了，李兰茹脸朝墙，把背对着家义，不说话。家义小声说：“小孩子都有个上进心，你不该发这么大脾气。”李兰茹冷笑一声。“孩子有上进心，我就没有了？我自己的组织问题这么多年解决不了，都是因为啥？”她家里世代为农，组织上审查来审查去审查不出问题，就因为家义的社会关系，再加上六六年的固执，被人咬着不愿松口，入党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怨忿就慢慢在心里积郁成了气候。
家义不好再说什么，气恼地嘟噜道：“你怪我，我怪谁？当初你嫁给我，我啥也没瞒你。这会儿又后悔了？”李兰茹声音大起来。“咋了？我不该后悔？吃苦受冤一辈子，连委屈都不让人说说？”家义息事宁人地说：“好了，好了，算我对不起你们，都是我的错，行了吧？”顿一顿，又说：“难道我愿意这样？我受的委屈比你们少了？”李兰茹听到这句，不敢吱声了。两人背对背躺着，再也无话。
过了好久，家义以为李兰茹已经睡着了，却听她突然又冒出一句：“我也就气头上说了两句狠话，你就这样忍不下？”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背着身子干脆装睡。
第一批团员宣誓，汪苏被关在大门外面。晚上到家她只说肚子不舒服，不想吃饭。李兰茹喊她洗碗，她坐着不动，说：“汪若不能洗呀？我又没吃饭。”李兰茹说：“汪若的手破了，不能沾水。”汪苏说：“那叫汪萱洗。”李兰茹声音高了起来。“汪萱啥时候洗过碗？你赶紧给我出来。”汪苏一听这话，干脆上床躺着，赌气说：“我就是不洗。”
李兰茹从外屋跑进来，站在床边儿，嘶着嗓子喊：“你是真不洗还是假不洗？”汪苏脸冲墙，纹丝不动。
李兰茹四下一看，顺手在桌上操起一根鸡毛掸子，照着她的屁股狠命抽下去。汪苏疼得身体一抖，本能地用手去挡。鸡毛掸子再抽下去，就抽在手上，她立刻觉得每一个关节都碎裂了。
李兰茹一边抽一边骂：“今儿又是谁惹你了，你跟我这样犟？”汪苏躺在床上，无处可躲，屁股上、手上火辣辣地疼着。她已经很久没有挨过家义和李兰茹的打。李兰茹打她的屁股，更使她羞辱难当。她不知哪来的一股狠劲儿，翻身从床上坐起来，劈手夺下鸡毛掸子，两手向内一用力，咔嚓一声，掸子断成两截。她狂乱地撕扯着上面的鸡毛，脸上带着一种失去理智的狂野。屋里立刻扬起一片鸡毛。
李兰茹被彻底激怒了，左右看看，见窗台上有一只墨水瓶，想也不想，抓在手里就朝汪苏砸过去。汪苏闪身躲开。墨水瓶砸在墙上，绽开一朵深蓝色的花，四溅的墨水飞洒在床单上，墙上，桌上，和两个人的身上，这个局面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汪苏吓得怔在那儿不说话，一片鸡毛挂在鬓边，在她愤怒和惊愕的表情里掺进一丝戏谑的味道。
李兰茹红着两眼，像一头困兽在狭小的屋里左转右转，想再找个东西打汪苏，嘴里疯了似的喊：“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我要你这个冤家有啥用？”汪若和汪萱闻声跑进来，吓得在一边儿哇哇大哭。李兰茹嘶着嗓子吼：“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在这儿哭丧。都给我滚出去。”
家义晚上回来，发现一屋子大大小小都不说话。汪苏面朝墙在床上躺着，好像在哭。问汪若墙上的墨水是谁弄的，汪若直拿眼睛看李兰茹。问李兰茹怎么回事儿，李兰茹垂着眼，也不吱声。愤怒平息过后，她意识到自己对汪苏下手太重，分明是把无名火烧在了孩子身上。
家义找头不找尾的，不好说啥，便去看汪苏。汪苏面朝墙躺着，一直在流泪。听到家义进来，身子更朝墙里挪挪，表示什么也不想跟人说。家义坐在床边儿，瞥见汪苏胳膊上有两道鲜红的血痕，想拉过来看看，被汪苏一甩手闪开。家义问：“又咋惹你妈怄气了？”汪苏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想死。”家义惊得一怔，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说出这等极端的话。正要说她，李兰茹在外屋发话了：“你想死？你知道你妈都想死过多少回了。”
一个个死字从李兰茹嘴里迸出来，听得家义心惊肉跳，在屋里虚张声势地吼道：“少说两句行不行？你现在咋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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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堂 第三章（16）
李兰茹在屋外反问：“我变成啥样了？”因为太瘦，她的两只大眼睛总像带着一丝惊恐和震怒。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在外面压抑着的情绪，往往就在几个孩子面前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发泄完了，要不一个人坐着发呆，要不就是向隅而泣。有时好几天跟谁都不说话。生汪萱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原状，贫血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头晕，经血过量，经期过长，心慌发闷，人瘦得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具体得了什么病。白血球指数低得只有一千，来去都像驾云，根本不是用两条腿在走。晚上往床上一躺，屋顶就开始旋转。转着转着，沉重的大木床变成一片树叶，轻飘飘地向着屋顶浮动。在床和屋顶之间，她自己的身体更轻薄得如一团柳絮，渐渐变轻，变轻，直到变成一缕烟飘出去。
医生看不出的病，她自己心里却很清楚。虚弱和晕眩，都是因为身体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家里每一点好吃的东西，她都留给了家义和孩子，自己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没有外在的补充，她只能靠消耗自己来维持生命。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又逼使她像一架永动机一样不停地旋转。她的语言随着她恶劣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具有杀伤力。她学会了城里骂人的一套话，“短阳寿的”，“砍头的”，“讨债的”，一串接着一串往外跳，直到自己所有的怒气发泄完为止。
5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秋，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件大事接着一件大事，弄得老百姓简直有点儿目不暇接，悲喜交集之余，一时颇有些不知魏晋的迷惘。而且，震荡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时，人们发现庙堂与乡野间，还是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久积的冰雪，仅靠一日的阳光难以消融。但人们晦暗的内心，就像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微微开启了一扇窗户，尽管在明亮的光线里飘浮着雾一样的尘埃，但毕竟有什么东西已经被光照亮了。
两年之后，魏学贤摘了右派帽子。茅山去农场劳改的右派，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许多过去的熟人，出去时是一个老师，再回来，却俨然一副老农的打扮和神态。
宣布决定那天，家慧问该穿什么衣服。魏学贤说：“穿啥都行，只要干净。”家慧说：“穿补丁衣服总归不大好。”可是找了半天，找不出一件囫囵像样的。家慧说：“实在不行，找人借一件。”魏学贤说：“我又不是唱戏的，穿人家衣服干啥？我不穿。”家慧拗不过他，只好拣最囫囵的衣服洗干净，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睡一晚，第二天叫他穿了去开会。
组织部长讲完话，校长说：“魏老师，你起来说两句。”大家都把眼睛转过来，魏学贤却坐着不动。校长又说：“魏老师，你表个态。”组织部长也说：“表个态嘛。有啥心里话跟党说说。”
魏学贤站起来，一开口却使满座皆惊。他说：“我今天来开会，本来不想发言。既然非要我说，我就说两句实话。”大家都心跳着看他说什么实话，屋里气氛有点儿紧张。魏学贤说：“我没啥要感谢的，我也没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做的事，说的话，没有一样违背上面的要求，也没有一句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可是我的青春才华都为此浪费了。我只庆幸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终于得到恢复。”
学校领导的笑容僵在脸上，组织部门来的人眼睛看着桌子，也都不好为他这几句话鼓掌，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有些人在凝滞的空气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了。组织部长到底素质高些，对魏学贤，也是对大家说：“还是应该感谢党嘛，是党给了大家第二次生命，让大家又可以出来工作。没有党，哪有大家的今天。”校长连忙附和道：“对，对，对，说得对，说得对。大家鼓掌。”在呱呱唧唧的一片掌声中，领导宣布散会。
路上，同行的一个老师余悸未消地悄声说他：“魏老师，你帽子还没戴怕？”魏学贤淡然一笑，慢悠悠地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家慧接过平反通知书，不敢相信是真的，问魏学贤：“单凭这张纸，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就算熬到头了？”魏学贤沉吟着不吱声。家慧问他：“死了的人呢？给不给平反？”魏学贤说：“不管死活，只要错了，一律平反。”家慧失声嚎啕起来。“家廉哪，你没等到这天，总算让你的儿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