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光行程其实是重游各犯罪现场，我猜目的是要我把这些地点牢记在脑子里。我不能表示反对，这是个好主意，但没料到他会这样做。除非他别无选择，不然怎么会邀我一同办案？
“我有几件事该让你知道。”他调整车侧的后视镜，说。
“我明白了。如果我不同意去观光，你可能永远不会告诉我那几件我该知道的事？”
“随便你怎么说。”
我耐心等待。他把车上的点火器插回去，安顿妥当，可以舒舒服服开车了。
“你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他开始了，“我们昨天给彼得森作了测谎检验，那浑小子通过了。这下可好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洗清嫌疑。如果你是那种说谎如呼吸的疯子，你就可能通过。他是个演员，说不定还有办法硬说自己是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呢。他的手不但一滴汗也没流，脉搏跳动得比我们在教堂时还要稳定。”
“这真不寻常，”我说，“要打败测谎仪很难，几乎是不可能，不管你是谁。”
“以前也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测谎结果不能在法庭上当证据的原因。”
“的确，我不会说它绝对不会出错。”
“问题是，”他继续，“我们没有理由拘留他，或不准他离开这城市。所以我派人监视他，看他在工作后做些什么。像晚上在干吗，会不会跳上车到处兜风，找女人睡觉。”
“他还没回到夏洛茨维尔？”
马里诺将烟灰弹出窗口。“还要待上一阵，说他太难过了不能回去。他搬家了，搬到费蒙特大道的公寓，说他太太死后他无法再走进那栋房子。我想他会把房子卖掉，倒不是因为需要钱。”他看了我一眼，一时间我看着映在他墨镜上变了形的我。“原来他太太有一大笔保险金，彼得森可以拿到二十万。看来他可以专心写剧本了，不需要担心生计。”
我没说什么。
“关于他在高中毕业后的夏天被控强奸的那档子事，我猜是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了。”
“你去查过了？”我知道他查过了，不然他根本不会提。
“原来是他在新奥尔良演戏时和一个女戏迷纠缠不清。我同办这个案子的警察谈过。据他说，彼得森是某出戏的主角，有个女孩对他很着迷，每天晚上都去看他、写信给他之类的。有一天她去后台，结果他们到法语区酒吧喝酒。然后呢？清晨四点她打电话报警，歇斯底里地说她被强奸了。他有问题，因为她经检验有过性交，精子属于非分泌型，而他正是非分泌型。”
“案子有没有上法庭？”
“预审的陪审团判定证据不足。彼得森坦承同她在她的公寓里做爱，但说是两厢情愿，而且是她主动。那女孩被打得很凶，脖子上还有伤痕。但没人能证明那是不是新伤，是不是彼得森干的。你看，陪审团只消看他一眼就被说服了。他们考虑到他在演戏，又是女孩先采取行动。彼得森还拿出他在戏院更衣室里收到的信。很显然，那女孩对他很着迷。何况作证时，他说得人情入理。他说她原本就有伤，她告诉他，那是几天前她打算同一个家伙分手时，两人发生争执所致。没有人想办彼得森。那女孩的道德水平跟条小鱼差不多。她不是个烂货，就是犯了愚蠢的错误，白白让人糟蹋。”
“那类案子，”我平静地说，“几乎没办法证明。”
“嗯，你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还有一个巧合，”他好像碰巧想起来似的说出一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本顿昨天打电话给我，匡提科的主机在找是谁杀了这些里士满女人的数据时，找到了一个新线索。”
“在哪里？”
“沃尔瑟姆，马萨诸塞州。”他看我一眼，答道，“两年前，彼得森在哈佛念四年级时发生的。哈佛在沃尔瑟姆东边二十英里。四月与五月之间，有两个女人在她们的公寓里被强奸并勒死。两人都独自住在公寓一楼，被皮带和电线绑起来。凶手很明显经由没上锁的窗户进入，两次都发生在周末。那两件案子与在这里发生的几乎一模一样。”
“彼得森毕业并搬判这里后，那种谋杀停止了没有？”
“不完全是。那个夏天后来又发生了一起，不可能是彼得森干的，因为他已经住在这里，他太太开始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但第三个案子与前两案有很多不同。被害人只有十几岁，住在离前两件凶杀案的现场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她不是独住，和一个当时不在的家伙住在一起。警方怀疑此案是另有其人模仿……有个畜生在报上看到前两个案子，由此得了灵感。大概一星期后她才被发现，尸体已腐烂到相当程度，根本找不到个洞去查精液。去查凶手的血型或体液都不可能。”
“前两个案子呢？”
“非分泌型。”他缓缓地说，直视前方。
沉默。我提醒自己全国有几百万个男人是非分泌型，而几乎在每个主要城市，每年都会发生性残杀案。但这几个案子的相似程度实在引人关注。
我们转进一条两旁有树的狭窄街道，这是一个新近才开发的小区，那些农场风格的房子大同小异，看得出里面空间拥挤且建材粗糙。房地产公司的标志到处可见，还有一些房子正在兴建。大部分草皮刚铺上，小棵的山茱萸和果树散布其间。
两条街后左转是布兰达·史代普的灰色小屋。她在约两个月前被谋杀，她的房子还没有租出或卖掉。大部分人对这种曾有人在此被虐杀的房子毫无兴趣，就连两旁的邻居也挂出了“售屋”的广告。
我们停在房前，安静地坐在那里，把车窗摇了下来。我注意到路上没有几盏街灯，晚上这里想必非常黑。如果凶手很小心，又穿了深色衣服，没人会看到他。
马里诺说：“他是从后面厨房的窗户进去的。看起来她在九点至九点半之间回家。我们在客厅发现一个购物袋，收据上有电脑印出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五十分。她回家烧了顿晚饭。那个周末很温暖，我猜她开了窗，让厨房通通气。她炒了碎牛肉与洋葱。”
我点点头，记起布兰达·史代普肠胃中的内容。
“煎汉堡与洋葱通常会起油烟熏臭厨房，至少在我该死的家是如此。水槽下方的垃圾筒里有碎牛肉的包装纸、意大利面酱汁的空罐子和洋葱皮，还有个油腻腻的炒锅泡在那里。”他停了一下，想了想，说，“一想到她选择晚饭吃什么，竟然可能是导致她被谋杀的原因，就让人觉得很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她吃个烤碎鲔鱼或是三明治之类的，就不会要开窗。”
这是侦查凶杀案的人最喜欢反复思考的问题——假如……假如当初没进那间强盗抓了店员当人质的便利店买烟，结果会如何？要不是刚好走出房子去清理猫屎盒，他会那么凑巧遇上屋旁的逃犯吗？如果没和情人吵架，一气之下开车出去，就不会和一个醉酒驾驶者迎面对撞了吗？
马里诺问：“你注意到高速公路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吗？”
“不错。在你开进这个小区前，有家超市在路角，”我回忆，“如果他是走着来的，他可以把车停在那里。”
他莫测高深地回答：“嗯，那家超市深夜并不开门。”
我点了根烟，想到一句谚语：一个好警探必须能设想罪犯如何犯案。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是你。”
“如果我是什么？”
“如果你是凶手。”
“要看我是那个艺术家杀手马特·彼得森，还是那种迷上了跟踪女人，然后勒杀她们的普通精神病人。”
“后面那种，”我平和地说，“我们假设是后面那一种。”
他毫不客气地对我发出嘲弄的大笑：“你错了，大夫。你不该问有什么不同，因为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要说的，是不论我属于哪一类型，基本上都会做相同的事——不论我正常时候的身份和职业是什么，当我要去杀人时，所做的事和其他凶手没什么两样。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全会做同样的事。”
“继续说。”
“首先，我看到她，在某处和她有某种接触。说不定我去她家，卖东西或送花。当她来应门时，那个在我脑子里的小声音说‘就是她’。说不定我在她家附近做工，看到她独自来去就选上她。我可能花整个星期跟踪她，熟悉她的习惯，对她了解得越多越好，像哪盏灯亮表示她起床，哪盏灯熄表示她睡觉，她的车是什么样子等等。”
“为什么选她？”我问，“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女人里偏偏选上她？”
他想了一下。“她引发了我某种情绪。”
“因为长相？”
他仍在想。“说不定，也可能是她的态度。她是职业妇女，有不错的房子，这表示她足够聪明，能有不错的收入。有些职业妇女很傲慢，搞不好我不喜欢她对待我的方式，或者她侮辱了我的男性尊严，像是我配不上她。”
“所有被害人都是职业女性，”我加了一句，“但大部分独住的女人都有份工作。”
“没错。而且我知道她独住，因为我会确认这一点，或以为我确定。我要去整她，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周末到了，我想好好干一票，所以过了半夜我上了车。我已经查过那个区域，全部计划好了。嘿，我可以把车放在超市的停车场，问题是那时超市已经关门，停车场空荡荡的，我的车放在那里太醒目了。跟超市同一个角落刚好有家加油站，我大概会把车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加油站十点关门后，还有待修的车停在那里，没有人会多想，就是警察也不会生疑，他们才是我该担心的人。要不然有些巡逻的警察看到有辆车放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可能会去查车主是谁。”
他描述作案行动中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他身穿深色衣服，走入街道的阴影处。他走到目的地时开始亢奋起来。他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能确定她在家。她的车停在车道上。除了门廊的灯，所有的灯都熄了，她在睡觉。
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躲在外面观察四周的情势，确定没有人看到他，然后才走到屋后。来到这里他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从街道上看不到他，下一条街的房子在一英亩之外，所有的灯都熄了，没有任何动静。房子后面一片黑暗。
他悄悄走向窗子，立刻注意到有一扇开着。只要拿刀戳破纱窗，很轻松就可以打开里而的栓子。几秒钟后，纱窗掉在草地上。他打开窗，把自己撑起来，一眼看到黑暗中厨房用具的形状。
“进屋后，”马里诺说，“我静静站在那里注意听，确定没有任何声音之后，我满意了。我找到走廊，开始找她睡的房间。这么小的房子，”他耸了耸肩，“不会有多少可能性。我立刻发现她的卧室，并听出她在里面睡觉。现在我把脸蒙了起来，比如说，用滑雪的面罩……”
“为什么多此一举？”我问，“她不可能活到指证你的时候。”
“头发。嗨，我又不笨。说不定我就是拿法理科学书当成床头读物，也还记得警察如何采集证据。我才不会让人有机会在她身上、身旁找到我的头发。”
“如果你这么聪明，”现在换我嘲弄了，“为什么不担心DNA证据？难道你不看报？”
“哼，我才不会戴那鬼套子。而且我太聪明了，不会蠢得让你锁定我为嫌犯。不是嫌犯就不能作比较，而你那一套DNA说法根本不值一毛钱。头发更有个人特质。你知道，我可不想让你发现我是白是黑，金发还是红发。”
“指纹呢？”
他微笑。“手套，宝贝。就像你检查我的被害人时戴的一样。”
“马特·彼得森没戴手套。如果他戴了，就不会在他太太身上留下指纹。”
马里诺轻易地回答：“如果马特是凶手，他不需要担心在自己的房子里留下指纹。无论如何，他的指纹到处都是。”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他是凶手。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找个畜生，而马特就是。事实上，他还不是唯一的……每个树丛后都有一个。老实说，我实在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太太。”
我又看到在梦中出现的脸，没有五官的白脸，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的阳光暖洋洋的，但我似乎暖不过来。
他在继续：“接下来的事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我不会去惊吓她，我会轻轻走到她床边，一手盖住她的嘴，刀尖对着她喉咙。她醒了过来。我大概不会带枪，因为她如果挣扎夺枪，我可能会被打中，或者我还没机会干她，她就先把我解决了。照事先的计划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会非常不顺，而且我可不愿意冒有人听到枪声后去报警的风险。”
“你会不会对她说话？”我清了清喉咙，问。
“我会低声说话，告诉她如果她喊叫，我会立刻杀死她。我会一遍又一遍这样告诉她。”
“还有没有别的？你还会对她说什么？”
“可能没了。”
他换挡掉转车头。我最后看了那房子一眼，屋里曾发生他刚才描述的事，或者说我几乎相信曾发生像他描述的事。当他叙述的时候，我好像亲眼目睹。这不像是猜测，反倒像证人在作证，一种不动情感，没有一丝反悔的证词。
我对马里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反应并不慢，更不笨。我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
我们往东开去。阳光洒落在树叶上，此刻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陷在车流中如蜗牛般前行，无名的男男女女坐在车里赶着下班回家。我看着那些过往的脸，心中涌起一种和我全不相关的感觉，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想着晚饭，可能在想烤架上的牛排、他们的孩子，即将见到的爱人，或是白天发生过的事。
马里诺清点单子，细数各种可能。
“她被谋杀的两个星期前快递公司送过一个邮包。已经查过送包裹的人，没问题。”他说，“不久前有人去修水管，也没问题，至少我们查不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四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做工或送信的是同样的人，没有任何交集。以被害人的职业来说，也没有任何相关或相似之处。”
布兰达·史代普在昆顿小学教五年级，学校离她家并不远。她在五年前搬到里士满，最近与学校的足球教练解除了婚约。她高高大大，一头红发，聪慧且脾气好。根据她朋友和前未婚夫的说法，她每天慢跑很长距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我对她的生活可能比她在佐治亚州的家人还要清楚。她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每周日都去教堂，每周三则参加教会的晚餐。她弹吉他，在青年灵修会领唱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