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值勤的警车不时通通话，隐隐约约的报话声偶尔会打破会议厅里的寂静。
利昂撑不住了，他蜷缩在椅子里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阵阵鼾声。
马雷诺让我从头再讲述一遍事情经过，我分辩道：“我从头到尾已经给你讲过三遍了！”
“四遍。”
“好吧，四遍。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些东西足够市里的侦探们忙一个星期。”
“对不起，”一个值班员手里捧着一个大纸板箱对马雷诺说，“是您要在记录本上签字取走这个东西吗？”
“放到这儿吧！”马雷诺把纸盒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我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果然，他从里面拿出那个挤碎了的纸包，里面装着我的晚饭。马雷诺用手指头轻轻一拨，露出里面凝成一块块的沙拉和鲑鱼，还有碎的果酱饼。
“这东西是你的吗？”
“我的晚饭。”
“怎么不在饭馆里吃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以前的丈夫在一起，我感到不自在。我们谈完了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待在那儿了。”我无可奈何地缩在椅子上，拉拉利昂给我的茄克衫的领子，盖住脖子。“我早就说过了。我已经说过四遍了。”
放下纸包，他又从纸箱里拿出一个公文包，将它打开，把里面的文件一页页展开。当我跪在斯科蒂身边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从我手里滑到地上。所以直到马雷诺让我讲述晚上的事情经过时，我才恍然想起这事。公文包和饭盒一样，都被水浸透了。里面的文件边边角角都有点卷曲，不过还完好无损，没有残破。我高兴起来，因为马雷诺对我说的事情半信半疑，这下我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这也是你的？”
我点点头：“这些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斯科蒂交给我的文件。”
马雷诺伸手在包里摸索，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以前我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信封，不过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从哪儿来的？”马雷诺问道。
“我跟你说过，斯科蒂给我一笔现金，我没要，又还给他了。”
“既然还给他了，怎么会在这个包里出现？”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于是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在递给我包之前把信封悄俏塞进去的。这又怎么了？我告诉过你钱的事儿，这不，就在这儿了。”
“这又是什么？”他又朝纸箱里看了看，这回拿出了一团脏兮兮的棉纸。“也是你的？”
“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我探身看了看，说。
“看看吧。”他打开棉纸。里面是一个舞蹈者的玉制雕塑，和那天早上阮凯带来的掉在桌子上的那个相似。
“这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我说，“是一套十二件中的一个。这套曾经在帆港一家博物馆展出过，一直到1975年。博物馆记录过这件东西。我也见过。”
“你觉得这东西很值钱？”
“可能是。”
“那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晚饭里。”
我拿起这个小小的雕塑，凑上去闻了闻，一股鲑鱼味。
过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重新闪过，我飞快地回忆着斯科蒂那一晚上所说的话和他的一举一动。他安排了两个约会，一个是跟我，一个是和另一个人。我回想起当他走出候车亭时神色紧张，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看表。我猜他不愿带着一叠现金和这个精致的小玉人去见第二个人。一般合法的商务谈判中，双方初次见面，不会如此紧张，所以，他的这次约会一定有问题。
马雷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把手上的玉人还给他：“有没有人问过阮凯的丈夫萨姆，包贡在他们家偷走了些什么？”
“这事有点蹊跷。”马雷诺边说边把玉人用浸着水的棉纸重新包好。“你跟我讲过有人人户抢劫，可能有这事吧。可是那家的丈夫萨姆却说压根没有这回事。他说他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包贡了。”
“萨姆是这么说的？”
“要么是丈夫骗我，要么是妻子骗你。”马雷诺像个孩子似地握紧拳头，揉揉困倦的双眼。“我开始以为是有人想骗取保险金，可后来档案里没发现有这样的声明。”
我想理清楚这些琐碎的细节，又问：“你刚才说，‘可能有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证据证明阮凯家真发生过抢劫案吗？”
“没有。我只是听阮凯说有，而且我还看见她身上的伤痕。”
“伤痕，嗯？”马雷诺又在纸箱里翻找着什么。“怎么不能弄出伤痕来？你自己刚才就伤得不轻呢。”
“有人和米丹谈过吗？”
“我们还在找他，”马雷诺说，“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馆房间里了，你想看看别人是怎么伤的吗？”
我眼前摆着一排刚刚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发的现场。左边第一张是一张脸部特写，这张脸只剩下一半。那人一双黑眼睛，左侧太阳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个挤碎了的葡萄。下巴上伤得厉害，骨头都露出来了。剩下的部分没有半点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经一塌糊涂了。右脸被压扁了，一只眼睛瞪着，没有丝毫表情。
第二张上是一具没有头也没有手脚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车门的痕迹，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笔画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没有伤的胳膊至少断了两处。头发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这人是那个叫阿尼·鲍尔斯的吗？”我问马雷诺。
“我正要问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我拿起马雷诺的钢笔在纸上写道：“他是让利昂用汽车压死的吗？”
马雷诺也看了看利昂，一丝笑容飞快一闪——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说：“只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点，他的伤足以送他上西天。验尸官验出，他是让口径9毫米的手枪给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来：“他是被人开枪打死的？是谁打死他的？”
马雷诺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张来，看上去像一团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弹从脑袋后面射进去，开了个大洞。”
“没有人身上带枪。如果刀疤和多德两人谁带了的话，我应该早就感觉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细回忆着，“鲍尔斯自己又不会开枪打死自己。那还有谁呢？”
“反正你说的那个刀疤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你把他甩下车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现在躺在监狱拘留所的医院里，浑身都包扎着。你说的叫多德的人还没找到，不过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诉过刀疤说鲍尔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鲍尔斯被车撞倒的时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会又返回去，把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说呢？”
“你说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伤的动物那样？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枪，他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斯科蒂呢？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马雷诺点着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枪，干嘛不在那儿就杀了我？他有的是机会开枪。”
“手枪的声音太大。”马雷诺拿起一根铅笔，在纸片上随便划着。“你想没想过，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杀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围没有别人了。”我争辩着。
“你不是说有厨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现过吗？你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我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没看见他们的人。”
“他们是厨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们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说的没错。而且我也没看见是谁杀了斯科蒂。”
“你刚才说，那辆白色福特车开过来之前，你已经看不见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们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经倒在路上了。”
“可是问隔时间那么短。”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刀疤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我一边说，一边竭力回忆刀疤说的每一个字，“他说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的，还说我得还他这笔账。”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头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疯了。
“休息一会儿吧。”马雷诺说。
“好的。”我合上眼睛。
马雷诺翻了翻文件，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回到纸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这间宽大的会议厅。利昂的呼噜声变成一阵阵轻微的鼾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着了，还是在做梦，或者是继续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马雷诺带我穿过一条漫长、阴森的走廊，来到县里的认尸所。我们在门外等着，直到验尸员把斯科蒂的尸体处理好后才进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所有白天送来的死尸都冷冻在冰箱里了。可是我还是闻到一股异味。四周的墙壁和通风管道总弥漫着这种特别的味道。
在门厅绿色荧光灯那冷冷的灯光下，马雷诺的脸被照得惨白，他不断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说“还好”。其实我感觉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门打开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们眼前。车床是纤维玻璃做的，而不是垫子。值班的老头叫利普斯基，他向马雷诺打招呼：“探长，这次自己带桶了吗？”
马雷诺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马雷诺远点。”利普斯基提醒我说，“他可是经常这样。”
斯科蒂被裹在一张厚重的塑料布中，当利普斯基把塑料布从他脸上拿开的时候，有人上前把尸床的支架放下来，使得床微微摇晃了几下，斯科蒂的尸体也随着前后晃了晃。就好像睡梦中的人被打扰了，动了动身子似的。马雷诺终于呕吐起来，他脸色铁青，伸手想扶住点什么，却错抓住斯科蒂的腿。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从嘴上拿开就昏过去了，像一只沉甸甸的袋子一样栽倒在我脚下。
我很高兴能照顾马雷诺而不再看斯科蒂的尸体，再看下去，我自己也要崩溃了。
马雷诺醒过来，十分尴尬，他嘴里嘟嘟囔囔说着对不起，开着小玩笑。
“我已经看完了吧？”他说着，坐在地板上，背紧贴着墙壁，“想看的差不多都看了吧？”
利普斯基递给他一杯可乐饮料，拿他取乐：“看完了，马雷诺？你得一辈子看下去呢。这工作就像男女间的事一样，你让它弄得一团糟，还是忍不住要做的。”
马雷诺笑着说：“什么男女的事？我不记得了。”他说着朝我看了一眼。我身边就停放着前夫的尸体。马雷诺突然脸红了。
“对不起，”他很懊恼自己的举动，“我没有别的意思。”
斯科蒂看上去就像个蜡人。我在等马雷诺回会议厅时，把脸埋在胳膊时里，尽力想忘掉斯科蒂的那张脸。
真是不可思议，我和斯科蒂有过那么长时间的交往。一开始我们常常在床上翻云覆雨，快活极了。后来，我们的爱更深刻，更耐人寻味。我们不再那么多地纠缠在一起，但爱意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回过头再看那段日子，总想回忆起从什么时候起，斯科蒂开始没完没了地忙碌并对我冷淡下来。我肯定，在搬到旧金山之前，我们的感情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想起有一个周末，当时我们刚买下旧金山那幢房子不久，我们两人一起收拾屋子。我在刮餐厅里的橡木墙围上斑斑点点的黑印。斯科蒂在地下室，不知在于什么。我们俩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都各干各的，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极不和谐了。
斯科蒂从不喜欢动手干点什么。他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从不满意自己做的一切。“你别下来。”他干活之前就告诉过我。他不愿意我看到他大发脾气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下楼去了。我借口要件什么东西用用，实际上，是想和他谈谈我们这所房子的押金问题，我们已经为这房子欠了不少钱。我已经决定要和斯科蒂离婚。我们一天到晚谁都见不到谁，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天，当我走下地下室时，到处都找不着斯科蒂。后来我听到榔头敲击的声音。我大声喊他，他竟然是从墙壁的夹层里回答我的。没错，墙的夹层里面。
他出来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表情让我琢磨不透。一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没有过性生活，斯科蒂说他太累了，不是工作让他操心，就是房子让他烦心。要么就是新卧室的窗户不好，光太刺眼。
可是那天，就在刚刚砌好的冰凉的水泥地上，我们重温了以前那种我以为早就媳灭了的热情。我们给这座新房起了名字。后来，他在我们身下的地方画了一颗红红的心。他说，要为这个完美的时刻留下点纪念。
可能我是在警察厅里睡着了，做着梦，等待马雷诺回来。可当我回忆起地下室的那一幕时，心头浮现的却是麦克的脸庞而不是斯科蒂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早就不认为斯科蒂是我的丈夫了。那天可真是奇怪至极。在我的记忆里，斯科蒂以前只有一次这么高兴过。那次是因为他敲定了一笔大生意。按理说在房间里干活只会弄得他烦躁不堪，到底是什么让他那天下午那么心花怒放呢？
还有一次，斯科蒂也显得十分温柔体贴，跟那次差不多。那是旧金山发生地震的那一天。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出差不在市里——他常出差。我们当时已经分居了。那天为了看凯茜和我是否安然无事，他急得乘飞机回到旧金山。
我们俩没出什么事。只是地下室的地板裂了条大口子，正好穿过那颗红心，一堵后墙也倒了，地基得再打，屋顶破了，下水道出了问题，要修复这幢房子得花费不少钱。不过比起邻居们，我们这些问题算不上严重。可斯科蒂还是飞回来，帮我们修房子。地震那晚，我们最后一次睡在一张床上。
有人亲吻我的脖子后面，我睡着了吗？真有人在抚摩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面前是麦克·弗林特疲惫的脸庞。
我坐了起来，问：“奥斯卡没事吧？”
“已经安顿好了。”他上上下下地在我身上查看着，从我乱蓬蓬的头发一直到靴子上撕破的小洞。然后他又温柔地抚摩着我脸颊上的青肿的瘀块儿，他的手指凉冰冰的，“想我吗？”
我扑进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他，说：“斯科蒂死了。”
“我知道了。”他的声音颤抖，“你没事吧？医生检查过吗？”
“我不需要检查什么。”我强忍住泪水，可还是禁不住哭了出来，因为我所依赖的人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得告诉凯茜这件事，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和爸爸通过话，爸爸说小凯茜已经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