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要削藩……”
“旗人振作了，朝廷用不着汉军了……”
“朝廷担忧汉臣势大难治……”
“旗人要夺官帽子了。天底下八成的督抚疆臣，九成的提督、总兵武臣都是汉员，旗人都没官做了。现在天下太平了，天下还是八旗的……”
以及“满汉一家，满汉共用方为天下之福！”
“旗人颓废已久，非短时可治愈。但满汉并用共举，方可镇定天下，避退外洋……”
后两者针对性要比前面几句流言弱上不少，但针对朝廷的矛头依旧很尖锐。整个北方都人心惶惶，只因为流言中朝廷削藩的第一对象是湘军，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淮系正是继承了湘军过半的政治遗产，才站到全国的最巅峰的。
可就跟流言中说的一样，李鸿章纵然贵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下督抚疆臣一群，但他还没有曾国藩当年的‘负天下之望’，个人声望上跟曾国藩还差了很多。所以李鸿章也做不到当年曾国藩那样对朝廷的威慑——只要曾国藩站在哪里，他自己不主动削兵，朝廷连裁减湘军都要找一大堆的借口。还不敢保证一定能行。更不要说是‘明要’湘军重要们的官职顶戴了。
这样的消息只在北方流传，但南面的高官大员很多也都知道。只不过没向下层扩散消息而已。这个时代的中国，消息流传还是很缓慢的。官员们交流还是靠书信为主。只要不是大公报这种全国性的大报纸上公开捅出的，那流言再具有爆炸性，也必须等着时间去发酵。
只是广州的刘松山、刘锦棠叔侄听到这些流言后，头发都要愁白了。他们敢对天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向第三个人透漏那天晚上刘暹发的牢骚。刘松山还赶忙向台南发了一封信……
流言止于智者。但天底下的愚民总是更多，人云亦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流言的威力。否则流言也不会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了。而且还全都跟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
天底下对于这些流言最感烦恼的还不是刘松山叔侄，也不是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地方实力派大佬，更不是刘暹本身。而是北京城里的八旗王公贵胄们，是慈禧、慈安、恭亲王、醇亲王四巨头。
他们除了要想出法子消除这个‘流言’的影响，更要想法设法的挖出那个传播流言的始作俑者。
会是谁呢？
李鸿章？还是曾国荃？还是左宗棠、刘长佑？
反正北京城的四巨头或是八旗的王公大臣们是没去想过刘暹。因为流言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同一时间不同的省份，满清的首脑们可不认为刘暹有这个实力。他们的思维里还没有遍地特务组织这一根弦，在他们老旧的思维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实力影响庞大的、覆盖在这些省份地方的官员派系，才可以做到。所以刘暹被他们直接剔除了。就连广州的刘松山叔侄也一点也不认为是刘暹自己在玩火。那要是真的，刘暹就太疯狂了，简直是在引火**。尤其是刘松山在得到北面传来的流言之后，更是以为刘暹不过早一些收到了消息而已。
“太后。此事是不是李鸿章、曾国荃合流尚要确定，当务之急是想要把流言压下去啊。”
恭亲王内心中对李鸿章的信任还是很足的。而且如此流言，已够诛心。他觉得李鸿章参与的可能性不大。与性格沉稳，这几年愈发的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比。到时曾老九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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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想不出法制来消除流言的影响。因为这些流言道出了他们这些旗人王公重臣们内心真正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关乎的都是‘天下社稷’，这些都丢了，都改了，变了，大清的江山也要变了。
原时空就有人评价，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两国皇室的种族差异是一大不可忽视的原因。满清在增强中国实力的同时，还更要注重自身统治权的维持，偏偏满清自身的‘国本’八旗早已不堪大用，腐朽不堪，控制洋务实业、军事和地方权利的人，又都是汉员。也就是说，满清皇室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跟这个国家主体民族的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一些地方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背悖。这跟日本皇室的情况有着太大的不同了。小鬼子的天皇，其利益跟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那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摆在满清王公贵族面前的问题就是如此。即使是恭亲王、文祥、宝洌д庋难笪衽珊吞煜旅迹蚕氩怀鲇惺裁纯闪饺涿赖姆ㄗ永础�
……
天下的大人物都在为流言苦恼的时候，台南的刘暹在新建成不就的台湾巡抚衙门，召开了一场聚集了全台所有州县官员的大会议。
现今的台湾已经不再是只有一个台湾府了，经过秦军一连串的‘开山门’，攻山掠地，台湾省现在已经下辖台北、台湾、台南三府，并宜兰县、淡水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诸罗县、安平县、凤山县、恒春县等十一县，再加基隆厅、南雅厅、埔里社厅、澎湖厅四厅以及一个台东直隶州。
虽然许多州县都是初设，吏员配置和县城等都是简单的很。但是建制总算是有了，官太爷也是有了。这接下来的事情就该是民生建设了。
因为这里头不少州县是秦军夺取的生番地，期间杀戮什么的都不说了，反正军队打下之后是有了不少空地，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熟田。而不管是熟田还是生地，那都是一笔宝贵、巨大的财富。刘暹不会让那些归化的土著继续待在原址，绝大部分会给迁到台西汉地，那么空出来的这些田地就需要大批的汉民百姓去耕耘开垦。其中一部分土地已经被刘暹做‘钱’分给了日本的挺身队队员，这些人日后就在台湾生活了，当他们的家人从日本接到台湾之后，这些人的国籍也将改为中国。刘暹并不认为这是吃亏，这是他树立的榜样，会很吸引现在一穷二白的日本底层武士的。而秦日之间所谓的国恨家仇，在现在的日本，在此时的年代，似乎并不算什么真正不可化解的。
‘同文同种’这四个字还是很有市场和威力的。小鬼子甲午战争里屠旅顺，讹诈两亿两白银，割走台湾，这样的奇耻大辱后，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依旧将日本看做是‘友好邻邦’，所以别将去年的战争看的更重。在许多应招挺身队的日本武士眼中，去年的一战之后，只是证明了清帝国的依旧强大，和日本的依旧弱小而已。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他们对强者的服从，化解这种程度的仇恨，难道很难吗？
近代的社会是典型的精英社会，少数的精英领导众多的愚民。日本上层的那些精英们，或许野心勃勃，将中国看做日本的一大对手，向往着日本将中国踩在脚下的那一刻，但是底层的日本人呢？他们可没这么高的觉悟。现在也不是十年后的时候，如今的日本也仅仅是刚刚起步。
“台东各地收拢的熟田和生地，扣除掉部分军用地外，至少有一百二十万亩耕田的基本盘。台东各县急需大批的民力填补，今日召集诸位，就是要商讨这件事。台西各县能有多少无地之民、无产之民，或是多少宗族、家族本支、分支愿意迁往台西各县。有钱粮困难的，官府可以解决一部分，并且贷款一部分，农用之物，乃至田亩费用，也都可贷款。
咱们全台各地设立的民生银行分行，只要凭借官府开出的单据，个人无分老幼，即可贷出最高十块银元的无息金额。记住，是无息，没有利息的。只要三年内把钱还了，那就半分钱不用多出……”
坐在刘暹下手的刘典和徐延旭此时都是一脸的笑容和慰然。刘暹从全台士绅地主手里尅出来的银子，这回终于花在了台湾的百姓身上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修铁路、道路、港口、官衙、县城，整顿武备，加固澎湖炮台……
第三百六十四章秘鲁华工的命运
要填补整个台东番区的空白，仅仅靠动员台西的百姓、官府是绝对不够的。刘暹在召开全台大会的同时，也发行文递到了广东和福建两省。这两地儿是台湾移民的中坚，也是地少人多的典型省份，只要官府给力，认真的收拢和宣传了，从两省短期内移民个几万人甚至更多，是完全可以的。要不然每年那么多的人下南洋，和被当做猪仔贩卖到外洋，你当是假的啊？
只是这些事情，这些可以在台湾省内建立巨大声望和人脉的事，刘暹只主导一个大方向，具体事情全都交给了刘典和徐延旭两人去做。当然，秦军文管系统也是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的，否则刘暹不敢相信民生银行贷出去的钱款，究竟有多少会是百姓真正到手了的。
“大人，秘鲁所派特使爱勒谟尔已经到了日本。”
“那就通知石清岩、贝珊泉，让他们立刻启程迁往长崎，沿途护航！”
刚刚从泰国赶回来的那支小舰队，本来是一到广东就会就地解散，各找各妈的。但是因为李鸿章月前突然的一封电报，六艘军舰整体驻到了基隆。李鸿章电文里说的就是这个秘鲁特使，而中国与秘鲁关于中国劳工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年。当初只是听闻过李鸿章这档子事儿的刘暹，也真真切切明白了华人劳工在秘鲁的人数，接近十二万之巨！
最先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刘暹都傻了。秘鲁，南美的一个小国。在刘暹的脑海里根本不存在这个国家的位置。要是智利、阿根廷、巴西他还能有点感觉。秘鲁这么个小国家，华工在那里竟然有十二万之多。太jb扯了吧？但事实就是如此。刘暹根本不知道，在他穿越的那是时代。秘鲁国内华人已经占据了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接近四百五十万。多是广东和福建的移民。
众所周知。‘我大清’是不拿海外华人当子民看待的。
但是由于中国“开禁”，葡、荷、西、英、美、法等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合法招工”等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做劳工，数量众多却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各地华工多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美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但是美国的国力摆在哪儿的，我大清招惹不起。
在事实已成的情况下，允许华工出洋，清政府对华工的态度自然也有所转变。开始关注海外华工生存状况。
西历1867、1869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但是当时满清的注意力还都在国内，在西南在新疆，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实力去有效的办理这件事。
进入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李鸿章坐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中国国运的恢复和自身实力的恢复，让清政府有了振作的念头。李鸿章开始关注海外虐待华工之问题。曾建议总理衙门在日本长崎派员，兼充各港之领事，以资联络邦交，保护华侨。
同治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872年，他得知一艘拐运华工的秘鲁轮船在日本被扣后，立即愤怒地表示由于秘鲁与中国并未建交、更无有关贩运华工条款。所以纯系非法，建议清政府派员赴日会审。
这事儿大异刘暹脑海里关于李鸿章的‘印象’。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这不才是李鸿章吗？
但是再想想，谁也不是天生的软脚虾。那些背负的耻辱，大清的糊表匠怕更多的是无奈罢了。
而且在海外华工这件事上，这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最出名、最主要，国力又最弱小的国家。李鸿章强硬的态度，未尝不是在杀鸡给猴看。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权术。
西历的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总理衙门要李鸿章与葛尔西耶谈判时提出由于秘鲁虐待华工应令其将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且声明不再招华工，然后才能商议两国立约问题。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并回复总理衙门表示严格遵示，对秘鲁的无理、过分要求“据理斥驳”、“内外一意坚拒”。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是传闻失实，报道有误，反说秘鲁一贯保护华工，并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是秘鲁急于与中国“立约”，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谈判，所以葛尔西耶暗中请英国驻华公使来津劝李鸿章妥协，勿令葛氏返国，此建议也为李鸿章明确拒绝。看到李鸿章不为所动，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津赴京，想活动其他列强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对他说，按照惯例，封河后自己将回到省城保定处理直隶省政务，公务繁忙，只能在第二年春回天津时再商谈立约之事。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去年农历四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尔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双方均有准备，各有方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而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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