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调查。”
事实上，当时的越南政府内部存在着不少亲法分子和狂妄民族主义者，与亲美的以吴庭艳总理为首的官员时常发生磨擦，政变的企图也非常频繁，所以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是十分艰难的。
“为什么不马上逮捕她？”贝恩上尉怒气冲冲地说，用他的木刀做了一个挑的姿势。
“她还会继续散布谣言。我要把她捉起来，剥了她的皮！”
艾伦少校试图在最后的关头搭求他的越南情妇，他帮助龙夫人搭上了西贡到顺化的列车。然而，当龙夫人走出车站时就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特别警察押送到顺化市警察局了。
主持这次秘密逮捕的是吴庭儒的部下，秘密情报机构主任陈金宣。事实上，几天前科奈恩中校找到吴庭儒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确定龙夫人近日来策动发表反美言论的表示，只请求吴庭儒能够协助查找贝恩上尉跌的照片册，因为那本照片册一旦落入越共之手，就可能将其中大部分内容加以歪曲宣传，将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不利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吴庭儒下令逮捕龙夫人，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逮捕是早于照片册失窃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
1956年4月12日，艾伦少校终于通过国防部长黎玉振和新闻部长陈正诚的帮助获得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保释龙夫人出狱。第二天，我陪同艾伦少校来到了顺化市。
在顺化市，我们见到了吴庭艳总理的胞弟，中部行政长官吴庭谨，他告诉我们，龙夫人已承认她在为越共工作，为了配合“普驯，她从事了一系列抵毁吴庭艳总理形象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搜集美国军事人员的情报。因此，吴庭谨说，她不能够被保释，除非等事态平息下去，由她自己发表悔过书。但是经过艾伦少校的请求，吴庭谨批准我们到顺化警察局探望龙夫人。
下午4时，龙夫人由两名警察押着来到会见室，一见到艾伦少校就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她显然消瘦了许多，仍然穿着浅黄色的旗袍，发髻已经散开，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她脸颊上的一条黑紫色的鞭痕。
她呜咽地用英语告诉艾伦少校那里可怕极了，还受到警告不允许把遭受拷打的情况告诉我们，就连她的衣服也是这次会见时才给她换上的，为的是掩盖她身上的伤痕。
“马上把我带走吧！”她恳求道，“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
“贝恩上尉的照片册在哪里？”我急切地问。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龙夫人为越共做了什么，倘若贝恩上尉的照片册还没有转移到他们那里，还是有办法的。”
“我把它存放在《民主报》主编武玉阁先生那里。”
“这么说武玉阁先生也看过了？”艾伦少校焦虑地问。他知道那件事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武玉阁先生也在为越共工作吗？”
“武玉阁先生与越共根本没有关系，”龙夫人推开艾伦少校抓住她左臂的手，因为那只手碰到了她的伤痛。“其实，我与越共也不能说有什么关系，只是几个月以前我收到了越共南方干部黎笋送来的一些宣传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我送来那些东西。
后来，给我送东西的人被政府情报部门抓住，说出了那件事，警察就认定我负责越共在西贡的宣传工作。”
“你对警察说出了照片册在武玉阁先生那里吗？”
“是的，我已那样说了。”
“你为什么要把照片册的事告诉他们呢！”
“为什么？”龙夫人眼里噙着泪水重复着。“他们总是打我。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我是不会牵连武玉阁先生的。你想不出那些警察是多野蛮，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希望马上离开那里，你们一定要把我带走，否则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罚跪的。”
谈话时，一个警察就坐在我们的身后，他根本不懂英语，很不耐烦地用钥匙在椅子上敲击着。艾伦少校告诉龙夫人，假如她没有那么早承认那些事情，本来已经可以获得保释。但是由于她把事情搞糟了，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也失去了作用。最后，艾伦上校安慰她一番，说马上去与警察局交涉，便她得到尽可能好一点的选题，等他再去想办法仲秋她出狱。
龙夫人显然对再返回牢房极为恐惧，她不顾一切地抱住艾伦少校，无论如何恳求把她带走，甚至跪到地下哀求。艾伦少校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吴庭谨联系，这件事在吴庭谨与陈金宣之间推来推去，直到傍晚的时候，吴庭谨才不耐烦地通知艾伦少校，那个案件是越南情报部门的事务，请美国人不要从中作梗，至于保释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找到了顺化市警察局局长，请求他对龙夫人给予“特别照顾”。
顺化市警察局局长根本不承认对龙夫人进行刑讯。“她是自己坦白的。”他肯定地说。“虽然她是越共要犯，但是政府还是准备宽恕她。你们不必听信一些人散布的谣言，我们对待象龙夫人这样有名望的妇女决不会动用刑具来审讯的。”
看来，再在顺化市呆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了，我们便乘当晚火车赶回西贡。
“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人保管过照片册。”武玉阁强硬地对陈金宣说。“至于你们所说那位龙夫人，与我并不熟悉。倘若她坚持照片册在我这里，那么请她出示证据好了。”
“其实证据已经有了。”陈金宣拿起一份4月2日的《民主报》。“你能解释一下这篇消息和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吗？”
武玉阁傲慢地把报纸推到一边。“作为报馆，我有义务对消息的来源予以保密，而问题在于消息是否真实。假如问题出在捍造事实上，我要对此负责。请问，那篇消息是否真实？”
“当然有问……”陈金宣忽然停住了，他发现武玉阁盯住他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
“那本照片册肯定在他那里。”武玉阁走后，陈金宣对我说。“他的语气非常坚决，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因此我没有过分谈论下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十分担心武玉阁会把照片搞成复制件，那将使我们无法控制。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陈金宣立即请示吴庭懦布置对武玉阁及《民主报》进行监视，严防照片复制品流出。
此后的几天，陈金宣使用了各种方法劝说武玉阁交出照片册，并保证今后为《民主报》提供可观的经费支持，但是都被武玉阁拒绝了。
武玉阁是西贡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与民主领袖潘光诞、议员范文桶、阮文寿等人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因为在政府中派系斗争（尤其是军队内部亲法派系与美将领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不能采取象对待龙夫人那样的办法对待他。
然而，陈金宣还是决定对武玉阁施加压力。他雇用了二十名北方难民在一天上午冲进《民主报》报馆，捣毁了电器、桌椅、门窗和电话。这件事引起了武玉阁的反应，他立刻伙同其他几家报馆的主任、主编一起找到了新闻部长陈正诚进行交涉，因为有一名难民为他们提供了捣毁报馆者得到特别警察部门指使并领到津贴的证据。在吴庭儒的授意下，陈金宣秘密派出人员，准备伺机暗杀武玉阁。
就在事态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希望。武玉阁17岁的女儿在堤岸遭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作为con tin（肉票），赎金高达85万元南币。
17岁的武氏娟是西贡改良戏剧团的演员，在乘坐汽车时被四个武装匪徒强行架走。
匪徒的目标显然十分明确，在武氏娟被绑架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赎票送到《民主报》报馆，限令武玉阁在5天内交纳赎款。据当场的目击者证明，绑架是由堤岸一个叫作天地会的黑社会组织所为。
武玉阁非常清楚，如果他在期限内不交纳赎金，他的女儿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他没有报告警察局，尽管那笔高额赎金使他手足无措。
一个越南特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提供了这个消息之后，科奈恩中校立即布置西贡站所有美国与越南特工人员进行营救活动。为了使这次行动不致失败。科奈恩中校一方面对警察局严格保密，另一方面准备了85万元南越币，以防万一在5日内没有结果便代武玉阁交纳这笔赎金。
“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个姑娘的安全！”科奈恩中校强调道。“假如行动没有把握，就暂时不要暴露我们的目的，另外，一旦因此被警察方面发现，马上改变成为一般收集情报的行动以避免他们的介入。”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工作进展还是异常缓慢。当时西贡正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
原法军改编部队、亲美的政府部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地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4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有关被绑架的那个姑娘的消息。看来，我们只有把赎金交给绑架者这一条路了。
然而，当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员的陪同下把85万元南越币的赎金放到武玉阁的面前时，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态度把钱推到一边。“我们素不相识。”他说：“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武玉阁先生，”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证明你无法付出这笔高额赎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来自真诚朋友的帮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
听了我的话，武玉阁感到很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喊道：“你们是怎样知道我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谁给了你们权力调查我的财产？如果你们真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是‘真诚的朋友’，那么就让告诉你们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来就行了！”
武玉阁是我进入越南以来遇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具有一种戒备感，总认为来自外国的帮助存心不良。这种情绪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就是吴庭艳和胡电明两个人，他们甚至无论何时都对他们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来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排外的态度，直到最后他们的盟友与他们决裂。
我知道与武玉阁继续谈下去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员向他告辞，走出《民主报》报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狼狈的。在武玉阁强硬态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场的编辑和记者都嘲弄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就是绑架者派去的。
“你们不必这样讨好他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那个越南特工人员愤懑地说。
“如果用这些钱的一半就去雇佣帮会组织，照片早就找回来了。”
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帮助吴庭艳总理维护社会秩序，肃清那些武装帮派组织，在这个时候雇佣黑社会成员去为我们做事显然不是太适宜的；另外，黑社会成员的背景很复杂，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被越共利用搞恐怖活动，雇佣他们弄不好反而可能把事情泄露出去。
那个越南特款式人员对我的话似乎很不满意，他哼一一声便不再说话了。后来我才得知，他自己就参加了一个名叫“青林帮”的黑社会组织，而那个帮派的头目竟然是当时吴庭艳总理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1956年5月9日下午，西贡警察在诺罗敦大街与黑社会武装匪徒展开了枪战，两名警察和一名匪徒被打死，双方还有许多人受伤。
那伙武装匪徒是在索取赎金的时候，中了警察的埋伏。由于无法支会那样一笔巨额的赎金，武玉阁终于把他女儿遭到绑架之事报告了警察局。他拿了一个装着稿件的公文夹在诺罗敦大街会见了黑社会成员，要求在把钱交给他们之前先见到他的女儿。
一辆停在街口的白色冷藏车开了过来，透过半开的车门，看见了与匪徒坐在一起的女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冒失的警察的枪走火了，匪徒们钻进汽车逃跑。武玉阁拖住一个匪徒，抢过他的枪扔到远处，但是他自己却被匪徒打昏过去。最后那个匪徒被警察击毙，可是冷藏车带着武玉阁的女儿逃了。
这个事件使我们的营救计划全落空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清晨，人们在武玉阁家门前发现了武氏娟的尸体。她的身上被匪徒用匕首戳了一百个以上的洞，显然是处于疯狂的报复欲而干的。从现场看，武氏娟是被杀害在她家的附近，因为尽管天亮前开始下起了雨，地上仍有很多血迹。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金宣主任打来了电话，通知我们那本照片册已经找到了。
“龙夫人根本就没有把照片册交给武玉阁。”陈金宣告诉我们。“她在我们逮捕她之前就把照片藏到堤岸罗芝维尔工厂一个法籍工长的家里。在艾伦少校保释她的希望破灭之后，她终于说出她情夫的名字。”
几天之后，《西贡晨报》刊登了武装匪徒袭击罗芝维尔工厂，将值班的法籍工长用自动步枪打死的报道。
一切都很快过去了，就象当时发生在西贡的许多正中下怀一样，甚至没有人还记得那件事。时隔不久，贝恩上尉也离开了越南，他被派到刚果去了。直到战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龙夫人没有获得释放。1956年7月份，她被由顺化市警察局转送到嘉定监狱关押，后来又被转送到距西贡以北三十三公里处土龙木省的富利集中营。她曾经给艾伦少校带过两次口信，要他设法为她求请赦免，但是艾伦少校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掌握实权的政府顾问吴庭儒一向不愿美国人插手他的事务。“我不愿意听别人告诉我现在应该干什么了！”他毫不客气地对艾伦少校说，轻易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958年12月，从富利集中营传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事件。据说在那里关押的六千多名政治犯遭到了毒杀，其中一千多人已经死亡。
大批的人们涌向土龙木省，要求到富利集中营探望和救治那些幸免的政治犯。在西贡，一边几个星期，许多身穿丧服的妇女和儿童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要求政府释放她们的亲属，那情景十分凄惨。
艾伦少校去富利集中营探望龙夫人的请求被拒绝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才接到越南警察总署的通知说龙夫人因患疟疾死亡，尸首已经被她的家属领走。
尽管艾伦少校对这个谎言非常愤慨，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