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的是，尽管她们蓬头垢面，削瘦孱弱，受尽各种折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她们说，除了中国商人的强奸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两个保镖的摧残，而她们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中国商人每天只给她们一锅稀饭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国商人的暴行，“平”小组成员激愤异常，竟将中国商人和他的两个保镖当即打死了。
我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把五名女民兵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中国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并据此散布出我们精心编造出的谣言，说中国在东京湾地区的一个团对越南控制的一个村庄采取了行动，中国人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经过考虑，这个谣言由在河内的越南心理战连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个连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执行任务，但是没有回来，他们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经过调查，原来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国士兵如何把剥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打、中国人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皮或把年仅七岁的越南女孩子轮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东京女民兵活生生烧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内容。
这种意外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民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民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很快地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而本来就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法国侨民竞相搭乘法国专门接运他们的飞机逃往南方。
这次心理战的成功使兰斯代尔上校第一步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平”小组的活动立即转入第二个阶段：拟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设施。
在阿伦德尔上尉的协助下，“平”小组搞出了一张以越盟抵抗委员会为名的传单。
除了谈别的事情以外，这份传单还要求乘波兰和俄国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传单还要他们准备御寒衣服——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一个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并且，经过改造的谣言又加入了对女越盟人员的恐吓，说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议，越盟挑选五十万十岁至二十五风岁之间年轻标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二十五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另一份捏造签名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个准军事小组散发的，小组的代号为“家”（即阮文伟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签名的传单指示东京地区的人们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谈到的项目包括财产、货币改革和接管后给予工人三天假期等等。传单散发后的第二天，到难民登记处要求离开的人增加了两倍（多数是原准备留下的法侨和华侨商人），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
越盟通过广播斥责这些传单：这些传单看上去非常象真的，甚至绝大多数一般越盟成员也认为广播中的斥责肯定是法国人更弄的诡计。
在河内进行心理战袭击还带来了其他后果。
“平”小组争取了河内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它的成员，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组成员可以从狱中得到释放。他协助“平”小组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有轨电车线和污染储油的工作。
争取这位名叫武统善的越盟高级治安官员的工作，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河内支行阿皮尔·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1954年10月初的一天黄昏，我与“平”小组的一个成员冒雨来到阿皮尔·杜松先生位于费利克斯·富乐尔街三十七号的寓所，一栋法式的、窗上装有铁栅的灰色三层楼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操着一口纯正法语的越南秃顶老头。当我递上阿皮尔·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法国谍报人员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谈中，阿皮尔·杜松先生告诉我们，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接到指示把法军在河内的谍报网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使用。由于10月9日法国最后一批部队将撤离河内，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没时间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谍报网成员的档案和联络暗号及密码交给了我们。
回到住所，我将那份法国谍报员的档案逐一加以分析，着重阅读了有关河内警察局高级治安员武统善的材料。武统善当时四十二岁，其祖父武鸿卿系“亲华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越南国民党前主席；武统善于1947年参加过越南联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门工作，并同时兼任法国谍报人员。
然而，当我同“平”小组成员找到武统善的时候，他的样子几乎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
我们是在新亚大酒家对面的一个丫头唱馆里见到那位前法国谍报人员的。他当时正躺在一个单间的竹床上，法国女孩子给他做着按摩，床下的一个铜制水盆里有两块蓝白色条纹布。显然，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正品尝着一般越南人不可想像的滋味。
见到我拿出联络用的黄铜牌，他有点惊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杜松先生要我们来找你。”我用法语对他说。“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单独谈话。”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个法国女孩子打发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这里来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因为我认为越盟的官员在这个时候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会出现在这种难堪的场合。”
老实说，从见到武统善开始，我就开始对雅克·塔利丹少校领导的谍报人员的能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无论如何在这位越盟的高级治安官员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码的确认的依据；面前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样子，这使我非常失望。自从到了越南，我见到过许多很真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带有法国式贵族派头的越南人，他们与其说在同法国人进行一场战争，倒不如说在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更为确切。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工作。”武统善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这样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法国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们现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遗憾。”
这是我进入越南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越南人，而且还是一名越盟高级官员如此明确地表示他对法国人的友好态度；几个月来，在越南到处似乎充满了仇恨法国人的情绪，甚至连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他对法国人的不满。
“如果共产党中国占领了越南，”他接着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东南亚发动侵略，而它的侨民就会起来响应。越南是越南人的，谁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个决心的手势，“每一个越南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11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余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11月6日，我乘坐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专车赶到嘉陵机场，登上了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的飞机。
但是，在这之后有一小段不愉快的插曲：“平”小组一名携带武器的成员因在土伦（岘港）火车上与吴庭艳总理的军队由于误会发生枪战而被捕。他同一个麻疯病人一起上了手铐，受到审问，两人被用一根棍子打出血来。警察告诉他说，那样他也会患麻疯病，然后又把他们两人一起锁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间。得悉这个事件之后，西贡军事代表团的科奈恩中校立即设法与警察局联系，把他营救出来。
我在河内的期间，西贡发生了由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领导的一次未遂的政变。阮文馨将军是兰斯代尔上校1952年就在菲律宾结识的好友。当时参与政变的人还有越南陆军领导突击队的麟中校、参谋部的佳上尉及陆军电台的负责军官胡通明中尉，这些人都在9月9日被国防部长黎玉振下令逮捕。在阮文馨将军11月29日去巴黎之后，他们也相继去了巴黎。
二、出卖灵肉的交易所
“人肉市潮这个名字，是“豪”准军事小组成员防告诉我的。
1954年1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我从海防刚刚返回就带领“豪”小组的二十一名越南特工人员和两名厨师，装扮成苦力的模样，在西贡庆庙附近上了卡车。
那天西贡的天气异常燥热，到处都被太阳晒得发烫，街道上来往的人流夹杂着汽车喇叭的鸣叫和刹车尖锐刺耳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令人厌烦的气氛。然而，为了这次行动的秘密，我必须乔装成法国人的样子，带上那些越南特工人员，站在露天的卡车上面。
由兰斯代尔上校亲自主持的这次行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天晚上，负责拟定这次行动计划的安德鲁斯中尉和我见了面，直到那时我才得知，我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把“豪”准军事小组的21名越南特工人员护送到离北加里曼丹不远的布格苏克基岛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卡车开动了，我们先要经过市区，然后开往西贡码头。
离开西贡市区并不是那么容易，车子象在锯齿上行走，颠簸得人头晕脑涨。成千辆汽车、摩托车、脚踏机动车、三轮车，还有载满乘客的三轮马车都挤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在卡车和吉普车之间乱窜，搞得司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刹车，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了市区的边缘，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卡车司机名叫防，一个年龄同我相近的年轻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这时他嘟嚷了一句什么，然后狠狠向车窗外吐了一口痰。“我们现在是往堤岸方向开。”他用英语对我说。
我感到奇怪。一个卡车司机怎么能讲这种流利的英语呢？
“你是从河内来的？”我故意改用了法语。在这块法国人统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懂得这种语言。
“是的。”他仍然用英语回答。显然，他不想使用被他们打败那个国家的语言。
“我出生在香港。”他又补充一句。
“那么你为什么到西贡来呢？”我问。
“为什么？我父亲在河内开设了一家纺织厂。”他又向车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
“法国人还没有走，越盟就把我家的工厂破坏了。”
越盟怎么会破坏它将要接收的工厂呢？我以为他讲错了。
“是越盟搞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疑惑的神情。“原因是我执行了一次任务，使他们怀恨在心，以此来报复我的父亲。”
防告诉我，他父亲曾是越南国民党的一个执行委员，起草过判处法国总督巴斯基埃死刑的判决书。安沛暴动失败后，他父亲携家小逃往中国的云南，后来回河内开办了一家纺织厂。防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加入越南国民党的，当时越盟与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的关系已经破裂，相互之间的指责日益加重。一次，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海三命令防去刺杀一个与越盟关系密切的“脱党分子”。在越南国民党的纪律中，除内部批评、警告以外，没有公开的开除。对脱党成员一律处以死刑。防执行了任务，从而导致了越盟决定惩罚他的父亲。
“你还想回到河内去吗？”我问。
“一定要回去的！”他说得非常自信。“选举之后，我要回河内去。”
卡车继续向前开，燥热的空气从车窗外吹来，令人烦燥。
“前面就是人肉市场了。”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栋楼房对我说。
“人肉市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感到毛骨悚然。它使我联想起屠宰场架子上用钩钩着的一排排已被开膛破肚的猪猡。
“你们这里还有卖人肉的？”我问。
“当然有。”他若无其事地说。“日军到这里之前，法国人就开起了那个人肉市常”他看着我，明白我误解了“人肉”的意思。
“你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肉市场就是妓院，法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几乎所有的西贡妓女都到那里去，有几百个姑娘随你挑眩”“你常到那儿去吗？”我问。
“那儿不是越南男人去的地方。老板是法国人，在门口站岗的也是法国人。”他向车窗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人肉市常”我向窗外望去，只见道路的右侧有一个象兵营似的大院子，正面是几栋两层的白色楼房，一块招牌上有两个巨大的法文缩写“R。A。”（Rlegie Alcool酒店），另一块招牌上写着La Boucherie（肉店），许多小贩沿着路大声兜售香烟、糖果、驱蚊剂等什么东西，几十辆卡车、吉普车、小汽车和摩托车停在楼房的前面。我没有看到站岗的法国人，却发现进出的人当中也有许多越南人。
“以前越南人是不到这里来的。”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