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控告也收到过。”民若无其事地说：“但没有几天，不是控告人自己收回指挥，就是以控告人意外失踪而结束。所以警察局即使收到了这类控告，也不会过问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些妇女因为受到黑社会组织的威胁而不敢控告，否则便会遭到匪徒的杀害吧？”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举告，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另外，西贡各酒吧和舞场的老板都与教派武装或者有背景的地下组织有关系，即使警察局出面干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对那些娼妓。”
民谈起了西贡教派的武装和黑社会的帮派组织。他说，政府和警察在市民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而高台教、和好教、平川教却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能够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械斗。西贡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与这些教派有关，经常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所以市民非常惧怕他们。平川教有一个极为残忍的组织，就是众所周知的青林帮。青林帮主要进行贩毒、绑票等犯罪活动。警察几次与他们发生冲突，但都毫无结果。与青林帮平行的还有一个叫作“天地会”的恐怖集团。这个组织主要由堤岸的一些中国侨民组成，是一个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暗杀的匪帮，后来扩展为有许多越南恐怖分子在内的庞大的集团。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至少有二百多名法国人被这个组织暗杀。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
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皖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他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
辉走了以后，阮文新告诉我，由于左关医院是一家与西贡警察总署关系密切的医院，所以在特殊病房的窗子上几乎都装有坚固的铁栏，并有警察负责守卫，所接待的也主要是由警察总署送来的越共病人或伤员。
“新，假如我要请你给我配制一副空孕催乳剂，想必你是不会拒绝的吧？”我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拿起桌上的一个药瓶摆弄着问道。
听了我的话，他微微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是陀陀古的那个舞女对你讲的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还不会因为这个把她装到麻袋里淹死的。”我有意加重了语气对他说。
“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但是至于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还要看你是否觉得她真的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陀陀古的老板有可能惩罚把他对妓女使用性药的情况泄露给他人的舞女，对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向我保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德焕。
“你知道，给妇女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是在西贡，几乎每家妓院都可以从国外搞到各种春药。我在闲谈中对德焕讲了这种应用于牲畜的内分泌促进剂之后，他提出付给我很高的报酬。于是，我便花了一段时间利用兽用药注射剂的配方，成功地配制了这种用于女人的空孕剂，并加入了适量的绒膜促性腺等药物。”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药物的配方给我看。
“这种药物会带来很强烈的副作用，甚至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毁掉。”我把多依拉的感受告诉了他。
“我了解你说的那种‘好端端的姑娘’。”他狡猾地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不会再真正怀孕，那对像陀陀古跳舞场的女人再合适不过，她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乐滋滋地对待每一个顾客，而不必担心怀上孩子。德焕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注射了这种空孕催乳剂以后，顾客骤然增加了一倍，使他不得不通过青林帮再招募十五名训练有素的马来族肚皮舞舞女。”
“我经常听说青林帮这个组织，它是否专门从事贩卖妇女之类的勾当？”
“不，他们只是经手。几乎西贡所有的妓女都由他们经手送到妓院或夜总会去，从中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酬金，据我所知，酬金的数目大约是一千元左右。”
“那么你收取过这种酬金吗？”我问。
“我只把药品卖给他们，每亳升一千五百元。”他又拿起一个装有白色晶状粉末的药瓶补充说：“你知道，虽然在医院工作，我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我站起身对他说：“假如你一直到现在还要欺骗我，并且编造一些只能哄骗德焕那类人的借口，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在找你来的时候是把我们看作朋友，而不是企图搞你的情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对此保密的话，我是不会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
他吃惊地看着我，脸色有些涨红，仍然坚持说：“哈尔，你怎么能说我在欺骗你呢？”
“新，”我把他的配方和药瓶摆到他的面前：“尽管我对医药一窍不通，但毕竟还是知道它们的价格。如果你把配制那些药品说成为了谋取外快，那么恐怕连搞到这些药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我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犹豫了很久，然后要求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我答应了他，并保证在允许的范围以内尽量为他提供帮助。
“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他说：“由于从1959年以来，越共恐怖分子到处活动，即使在城里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连警察局官员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去年的清查和搜捕虽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他们不肯说出越共的组织。在几年前，警察只要用刑就可以使他们招供，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进监狱，所以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顽固，有些人甚至至死也不肯讲一句话。”
“我记得辉中校在对付他们的方面很有办法。”我说：“吴庭艳总统被暗杀之前，我在警察局的刑讯室里亲眼见到过他怎样使犯人招出口供来。”
阮文新摇摇头，显出不屑的神情说：“辉那个家伙以为用酷刑就可以达到目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女犯人，她们对皮鞭吊打都已经适应了。现在每个警察局都配备了电刑设备，然而有时仍然不能使她们招供，即使她们再忍受不了痛苦，也只是乱说一通，使警察抓了许多无辜的人。这了这种事，情报部指示我研制一种令人在迷幻中讲出实话的药物。这项实验是秘密进行的，开始的时候采用可卡因等迷幻剂，但是由于成本太高了，很快就不用了。现在使用从兽用药物改进的空孕催乳剂也不是很理想的药物，直到最近我才在配方中加入一些击敏激素和回苏剂。而陀陀古舞女注射的那种，是从前的配方，一旦使用那种药物就会不停地分泌奶水，并导致间歇性情欲亢奋。据德焕讲，舞女们在注射药物一段时间后都分泌出大量的奶水，效果非常明显。”
“那样大量的分泌，是否对人的身体有害呢？”
“有这种可能，我让德焕固定把一个舞女每天分泌的奶水测量一下，结果表明在使用空孕催乳剂的初期，一个女人每天大约可以分泌出五百毫升的奶水，而十天以后则逐渐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一升七百毫升，而且乳房的尺寸明显地增大了两倍多。如果定期注射，奶水分泌和乳腺的发育还会继续下去。这样就需要有足够热卡的食物作为补充，否则可能会导致脱水以至危险。”
他告诉我，辉这次到西贡的目的就是参加治安局政治战委员会的会议，其宗旨在于清除中部各省的越共分子，尤其是参与恐怖的宣传活动的人和地方的“温和分子”。由于原第一军区和部分驻岘港美军将领的反对，这次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议决定把广治省的所有政治犯转移到顺化监押，并将会安监狱的政治犯尽快处决。阮文新接到命令，在八月之前赶到顺化市，协助辉进行“城市绥靖”工作。
8月2日，我乘坐南越海军兴道王二号坦克登陆艇到达了岘港，然后换乘火车前往顺化市。
在顺化市警察局那栋灰色的三层楼房里，我见到了一天前到达那里的阮文新，他穿着一身特种警察军官制服，佩戴着少校的肩章，腰系白色武装带。他见到我感到很意外，把我带到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
我向他解释，这次来顺化是我个人对他的药物试验很感兴趣，请求他允许我观看整个审讯过程。他笑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拿出开出的假证明给他看，并说明起初我准备去曼谷度假，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顺化来了。他无可奈何地请我等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之后，阮文新和辉一起走进来。他们对我到顺化表示欢迎，并欣然同意我参观他们即将开始的特别审讯。但是，他们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对外界只能透露这次审讯的结果，而对于药物审讯一定要严格保密。我几乎没有思索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那天下午他们审讯的是几天前被俘的越共民族解放阵线承天省妇女解放委员会委员杜氏情。辉告诉我，杜氏情只有二十四岁，但是她在越共中担任重要的职务，负责袭击承天省西部“战略村”的活动。这次由老挝帕拉西·阿贝的部队配合的扫荡在广治省的辽保至溪山一带进行。当时辉率领的特种警察部队包围了溪山以南二十公里处被越共占领的小镇都鲁。五个小时激烈的枪战之下，越共撤离了该镇，而来不及撤退的杜氏情及另外三名男女游击队员则躲入一家砖窑厂。砖窑厂的厂主是一名前乡政会议主席，他立即向警察报告了情况。辉命令警察向砖窑施放催泪瓦斯，还没有等几名越共分子进行还击，戴面具的警察便涌进砖窑逮捕了他们。
五号刑讯室设在顺化市警察局后院的地下室。那里曾经是法国人的一个约三十米大的酒窑，四周墙壁砌有灰色的砖石，许多地方长着又厚又滑的青苔。在刑讯室的柱子、刑架和铁梁上悬着各种吊打犯人的刑具和绳索，一盏带着绿色灯罩的电灯射出昏暗阴森的光线。
刑讯室的铁门打开了，两名赤着上身、穿短裤的警察带进了被反捆着双手的杜氏情。
最初见到杜氏情，我几乎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年轻的姑娘就是辉所说的越共恐怖分子，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并不像我在西贡警察局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用手榴弹袭击美军士兵的越南妇女，她不是在扫荡中拿着冲锋枪扫射的那种粗壮威武的女英雄。
杜氏情是一个非常丰致柔弱的越南姑娘，她有着一双动人的眼睛，睫毛很长，柔软的嘴唇微微噘着，看上去好像同谁在呕气。尽管她的脸上弄得很脏，但仍然使人感到她白晰的皮肤。她身材不高，乌黑的长发垂过了臀部，一只丰腴的乳房从被撕破的三婆衣上露了出来，宽大的黑色长裤沾满了灰尘，半掩着她赤着的双脚。
辉开始了审讯。他首先问杜氏情的姓名，她马上不加思索地报上了一个假名字。这时，站在旁边的砖窑厂的厂主揭露了她的谎言，并说出了她在都鲁进行活动的事情。他说，杜氏情曾在几个月前的一天把他的哥哥抓走打死了，还把他哥哥的尸体扔到都鲁的街上，因为他哥哥在当警察的时候逮捕了她的父亲。另外，那个厂主说，杜氏情和她从北方秘密潜回都鲁的丈夫一起，策划领导了攻击附近战略村的行动。
“他说的都是事实吧？”辉指着那个厂主问道。
杜氏情点点头，用很轻蔑的眼光看了看那个厂主；同时，我留意到，她也瞟了一下摆在她周围的各种刑具。
辉对她说，警察已经掌握她是越共承天省妇女委员会的委员的情况，只要她能够同政府合作，讲出其他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就会马上释放她，而不再追究她以前所犯下的罪行。
杜氏情除了承认那个厂主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