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调查郭从德董理进行人口贩运的工作，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工约翰·理查森先生授意越南特工人员雇佣名为“天地会”的西贡另一个地下黑社会恐怖组织进行的，并由他们实施了暗杀活动。
弄清楚那两名金发脱衣舞女的国籍费了相当长的时候。她们对于秘密调查者的各种问题全然不懂，而吉斯米特夜总会一直称她们是来自“霍尔斯泰因的德国姑娘”，因为她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执照上是那样写的。后来，越南特工人员送来了两名半裸的金发脱衣舞女在各种角度拍摄的照片。经过布罗克森先生的研究分析，尽管她们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但那很可能是经过色染而成的，理由是那金发过于浓密平直，霍尔斯泰因姑娘的头发不是那样子。国际人口走私犯经常通过改变被贩运妇女的头发颜色来避开海关或海岸巡逻队的检查。
布罗克森先生说，从她们直插入突出前额的细长鼻梁、鹅蛋形的脸颊、大而乌黑的眼睛和已经发胖的身躯来看，两名来历不明的脱衣舞女可能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或者其他巴尔干国家人。他建议在纸上写有上述国家的各种文字让她们辩认，这样就能轻易地判断出她们的国籍。天地会马上派出一名法裔越南人按照那个方法前去调查，很快就取得了精确的结果。
其他的进一步调查进展得十分顺利。送来情报说，郭从德董理与伯尼不允许她们像其他舞女那样使用避孕工具，致使她们很快就妊娠了。当她们的肚子隆起得十分明显的时候，还在做身躯激烈扭动的色情舞蹈表演。同时，伯尔继续与青林帮进行着更大规模交易。
接到麦康局长搞掉与美国作对的郭从德董理的指示之后，理查森先生立即布置由天地会派人出面，将情报送给了正在西贡访问的阿佛盖里斯中将。然而，在政府顾问、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吴庭儒的庇护下，郭从德董理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通过陈金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天地会的成员，从而获悉中央情报局有可能是这次调查的幕后策划之一，他强硬地把在更基层设立美国顾问的建议说成“企图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导致吴庭艳总统大发雷霆地宣称：“只有在越南共和国受到入侵的时候，我才会考虑是否需要美国的援助。”
天地会根据越南特工的情报，派出女杀手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把郭从德董理打死在他的寓所门前。
但是，与其说暗杀郭从德董理是一次反击人口走私的行动，倒毋宁说是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混乱的越南政局使人无暇顾及由来以久的、而且风行全境的人口走私活动。
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那个国家的所谓边境仅是指越南海关和西部陆地边界而已。
贩卖妇女出境与贩运妇女入境一样，在以后的几届政府期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形成更大的规模，甚至发展成为有第三军区司令杜智高少将参与的将马德望盛洛韦亚、诗梳风和波贝地区三百名“红色高棉”妇女用军用卡车贩运至泰国那样的大规模集体贩运活动。
天地会和青林帮黑社会组织的贩运妇女的活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在战争即将结束前的三年里，他们的活动更为猖獗了，他们趁着混乱的局热，组织更大规模的贩运，甚至在居民区进行公开的劫持。
对于那些经常发生的犯罪活动，阮文绍总统曾经下令警察严厉予以打击，并加强海关检查和沿岸巡逻。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因为警察慑于黑社会组织的暗杀行为不敢公然与他们发生冲突。
西贡陷落之后，许多原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参加了越共政府整肃工作。此后，那些已经成为越共政府治安人员的原黑社会组织成员帮助柬埔寨韩桑林（此人原是越共分子，在越共政府军队的帮助之下回到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新政府进行了维持城市治安，清除潜藏的波尔布特分子等活动。
1979年4月份，泰国边防部队逮捕了混入难民之中的几名越南派遣的特工人员，其中就有原西贡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犯罪分子。他们以难民营进行了刺探情报和散布谣言的活动。这些人员都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要求到西方国家定居。然而鉴于他们的犯罪记录，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了拒绝。
七、残酷的药物实验
1970年4月20日晚10时，位于西贡市区加梯那大道的迈阿密夜总会的大厅里，十二名脱衣舞女在变幻不停的彩色灯光下，整齐划一地踢着大腿。她们上身的乳罩已经脱去，围在腰上的黄色绸布随着她们的旋转不时起落着。在震耳欲聋的滚石音乐的节奏中，她们摆动髋部，做出各种充满赤裸裸肉欲的动作。
一百五十多名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台湾人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喝着各种酒或饮料，不时发出阵阵喊叫声、狂笑声和酒杯摔到地下的声音。
这是一场慰劳驻在越南的各盟国军队军官和士兵的招待酒会。此时，迈阿密夜总会的老板武廷昭正在配电室里催促着两名磨磨蹭蹭的电工修理那台漆皮已经剥落的空调机。
配电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一名身穿黑绸凉服的中年男人。武廷照扭过肥胖的身子看到了那个中年男人之后，匆匆吩咐两个电工加紧修理，然后接着他走出了配电室，来到通往大厅的过廊。这时，从大厅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喧闹声。“这些刻去送死的家伙！”武廷昭低声咒骂道。那个中年男人俯到武廷昭的耳边，对他讲了一个新消息。听了他的话，武廷昭向大厅瞟了一眼，告诉他立即去布置什么，然后匆匆离开过廊，回到他位于迈阿密夜总会二层楼的经理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身穿白色礼服的武廷昭出现在大厅里。
他手持麦克风，笑容满面地向人们宣布：几小时之前，美国和越南的军队应3月份推翻西哈怒克亲王政变的柬埔寨王国副首相朗诺中将的要求，在第四军区司令杜智高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柬埔寨境内，协助朗诺中将的部队清除北越的共产党基地。
一阵骚动之后，大厅内四角的灯光熄灭了，只剩下照亮舞池的两盏聚光灯。这时，随着响起的桑巴舞曲的音乐，三名头发披散全身一丝不挂的越南姑娘踏着节奏、摇摆着臀部走进舞池。她们的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印度式响环，饱满肥硕的乳房不住地上下颤抖着，悬垂在她们长长伸出的乳头上的铜制佛铃发出清脆的声音；当她们扭动肢体，拖到腰部以下的长发便飘然而起。大厅顿时沸腾了，那些第二天就要奔赴老挝或柬埔寨战场的军官和士兵瞪着充血的眼睛，疯狂地叫喊着，狂呼着。突然，一名黑人士兵怪叫着向舞池扑去，随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扑了过去。
三名可怜的舞女尖声嘶叫着被揪住头发拖倒在地，无数双疯狂的手臂向她们赤裸的身体伸了过去。武廷昭和两名侍者在推推攘攘中挤到舞池里进行劝说，而一名南朝鲜士兵挥起手狠狠揍了他一记耳光，把他的假牙也打得掉了出来。原来站在门口的越南警察听到骚乱冲进了大厅，见此情景急忙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在那场骚乱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始终站在大厅的一角，面露微笑地看着整个过程。
他，就是这次慰劳宴会的策划者之一，流亡的前武装部队第一军区阮正诗将军的孙子、西贡天地会成员阮文新。与其说他这天晚上是来参加慰劳各国驻越盟军的宴会，倒不如说他是怀着一颗被战争扭曲了的邪恶灵魂来亲自哲学他们的“重磅肉弹实验”。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西贡将领中有声望的前第一军区司令的嫡孙，是在1965年4月12日国家元首潘辉括博士为欢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朝鲜军事小组成员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
席间，阮正诗将军带着一个年轻人向洛奇大使和我走过来。
仍然讲着几年前那口蹩脚的英语，阮正诗将军同我们打了招呼，并且把那个年轻人阮文新，他的嫡孙，介绍给我们。
阮文新当时是军医大学的学生，看上去非常英俊，而且彬彬有礼。他身穿绿色军装，头戴栗色贝雷帽，佩戴着金红两色军医下士星级肩章。他用一口带有很浓美国味的英语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垂体激素释放因子中十肽和三肽的人工合成”的论文。从他的精神来看，他既没有整天怕考试不及格而派往前线的那些士兵的担忧，也没有对政府的动荡不安而感到的焦虑，总是挂着副无忧无虑的微笑。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他身上那潜伏的暴戾和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忍；与此相反，我们感到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
在记者招待会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遇到了阮文新。那天早晨，我们被洛奇大使告知，美国国务院第3314号电报指示西贡大使馆与潘辉括讨论引进南朝鲜一个战斗团的问题。他要我们在潘辉括回到西贡之前尽快将2月8日报复性空袭时阮高其少将的材料整理出来，并把当时在左莱医院治疗的一个被捕的越共分子关于胡志明指示扰乱计划的供词送到阮文绍将军那里去。
在我刚要走出左莱医院的时候，阮文新骑着一辆脚踏机动车驶了进来。
“莫尔少校。”他认出我，热情地打招呼。
然而，晚上在翁领桥剧院，我发现他有意谈起美国关于引进第三国部队的事情。在那个场合，我一方面尽量回避，一方面婉转地告诉他，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那个问题的材料或指示。他的谈话使我发现，尽管潘辉括政府在民政、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之间组绥靖派与少壮派的磨擦依然十分激烈。阮文新向我讲了阮正诗将军对一些问题的不满，并征求我的看法。当然，我还是婉转地回避了，因为我怀疑他在为政府中某些人，很可能是阮正诗将军，做发动又一次政变的试探。
几个月之后，阮文新的话得到了证实。少壮派军人阮文绍和阮高其与当时半自治的阮正诗将军的矛盾，终于在1966年3月12日升级到军事冲突。在好斗的佛教领袖释智光的支持下，顺化和岘港的阮正诗将军的部队公然站到西贡少壮派的对立面。美国驻岘港海军陆战队司令刘易斯·沃尔特将军获悉，阮高其中将的空军准备进攻这个地区的反对派军队，而反对派军队也正计划攻打这个地区的政府军。沃尔特急忙发出警告，声称“要出动美国喷气式飞机进行自卫”。结果，反对派在这次政变中失败了，因为地方性和宗教性使释智光的佛教待捣毁了美国驻顺化的领事馆。从此，号称实力派的阮正诗将军开始了流亡生涯，而阮文新也再没有来找过我。
几个月后，少壮派军人委员会推翻了潘辉括政府，阮文绍将军出任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阮高其将军出任了总理。
1967年3月2日，也就是美国空军F100超级佩刀式和F105雷公式喷气飞机轰炸了北越邦村弹药库，越南共和国空军AIH战斗轰炸机袭击北越广溪海军基地开始的“雷鸣电闪计划”一年多之际，我以上校的军阶调任西贡特别警察局绥靖事务顾问。这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付西贡——堤岸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暗杀活动。由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表明了我们强硬的态度，越共对南方恐怖活动的支持收敛了一些，这使西贡——堤岸地区相对地安宁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已经能够讲一些越语，空闲时常和警官们用越语聊天，不久我发现，他们对我数年来依然孑然一身感到惊奇，几次提议我娶一个越南姑娘。对此，我不置可否地回避了，像我这样长期呆在越南而又没有结婚的美国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许，他们之中有人猜想，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吧。随他们怎么想去！自从那年春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感到心中郁抑，要是想到她在以后的一天几乎把我杀死，或许我还会好一点。然而，不幸的是我偏偏无法从当时的心境中自拔出来。在西贡站工作的时候，我常到“人肉市潮附近转悠，但再也没有见过那熟悉的身影。有时感到烦闷，我偶尔也去酒吧或什么地方找个姑娘消遣，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那种莫名的阴影。“哈尔。”
一个叫民的警官叫我。
他们总是把我叫作“哈尔”而不是“莫尔上校”，以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程度。
我理解这一点，所以由他们这样叫，倒象我给予他们一种荣耀似的。
“哈尔，”民在一天下班时走进我的专用办公室：“晚上出去走走好吗？”他问，眼里流露着期待的神色。
“为什么不呢？”我说，那天雨后天晴的黄昏使我对西贡产生一种新鲜、陌生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欣然接受民邀请的缘故吧。
天渐渐黑下来，空气很好。我们来到龙家码头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夜市，并在那里吃了小吃。
西贡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一盘米饭、一碗面条、一瓶可口可乐，在这里的售价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贵上两倍多，所以对一般西贡市民来说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只有我们这些花钱无忌的美国人显得成了替罪羊。
然而，民并没有让我买食品，他叫来老板（原来他们很熟悉），给我买了很多菜。
“民，今天我来请客。”我说。
“我约你来，当然应该由我请客了。”民满不在乎地说，接着又补充道：“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呀。”
我明白了，他希望我邀请他去吃饭，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事们中炫耀了。几乎所有像他那样的越南青年都以有一位美国朋友而感到很时髦、体面。
吃过晚饭，我们沿着附近的黑市货摊闲逛。小贩们高声叫卖着，而他们兜售的香烟、香水、驱蚊灵、糖果、罐头、手电筒、收音机，甚至女人穿的内衣、乳罩等上千种货物的产地几乎都是美国；其中，许多货物上还贴着“美国人民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概不出售”的字样。我注意到，在黑市小贩中搀杂着许多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多数在这里兜售一些工艺手饰品。另外，在黑市的一角，我们看到一辆满载军用品的卡车停在那里，几个越南儿童在卡车上面卸着货物，而一个小贩模样的人显然正在同一个美国士兵讨价还价。
“这些小贩常到军营去买东西。”民对我说：“都是偷来的。越南人一件一件地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