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时45分，陈文敦少将打电话给美军总部说政变已经开始。下午2时，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机尝警察总部和其他重要设施；下午4时，政变部队开始攻打总统府和特种部队兵营；4时30分，军官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要求吴庭艳和吴庭懦辞职。
事实上，效忠政府的军官早就发现政变活动的迹象，提醒吴庭儒加以注意，但是吴庭儒却认为那是他同孙室订将军搞的假政变圈套之中的一个部分，并告诉效忠他的军队指挥军官们不可干预。后来政变军队向总统府发动了进攻，吴庭儒才打电话给孙室订将军，要他下令反击，然而他被告知孙室订将军不在。
三个小时以内，除了总统府之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了。面对辞职的呼吁，吴庭艳总统让将领们到总统府进行磋商——这是1960年采用过的策略，当时把政变拖延了很久，使效忠吴庭艳总统政府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开进城里，但是此时将领们拒绝进入总统府。
时隔不久，吴庭艳总统便拨通了美国驻西贡大使亨利·尤伯特·洛奇的电话，以弄清美国政府对于在他的总统府窗外进行的军事政变行动的态度。
洛奇大使不愿表现态度。他说，听到了枪声，但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现在是凌晨4时30分，美国政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马上表示意见。”
吴庭艳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艳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艳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艳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1965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1965年2月7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A《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年8月24日同宾西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分子用极其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
8月26日清晨，西贡警察总署接到芽舨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一个名叫川荣的“战略村”附近的大路旁发现了两具被杀害的白人女子的尸体。
我们赶到芽舨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公路一侧高大的槟榈树上，两个美国姑娘的尸体倒悬在空中，随着风轻轻地摇晃着。她们的衣服都被剥光了，身上扎着无数根削尖的竹签，内脏从被剖开的腹部流出来挂在外边，乳房也被割成两半。她们的脖子上各拴着一根绳子，吊着一块很大的木牌，那上面用越南文写着：“Ha hutet nguoi My！”（美国佬的下场！）从现场和验尸的情况分析，她们是在另一个地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带到这里来的，其中斯苔拉被吊在树上以前就已经死了。
回西贡的路途中，威利一直默默不语。我猜测他是为一个同胞遭杀害痛心呢？还是为泻了私愤并看到那个骂他“黑鬼”的姑娘自食其果而庆幸呢？
自从1958年开始，胡志明把数万名在北越经过恐怖活动训练的南方干部派回来进行暗杀活动，许多政府、地方官员以至村长被他们以惯用的方式杀害了。那一年2月6日西贡时间1时半，越共恐怖分子袭击了中部高原波来古的美国机场和兵营区，杀死美国人八名，杀伤一百多名；2月10日，越共又炸毁了归仁一座美国陆军兵营；在总统选举前的两天，越共在边和杀死了五名美国人……尽管如此，陈文香内阁对此却一筹莫展。我们忍耐得已经够长了，每一个美国人都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欲，只要有机会就把这种念头付诸实施。
朱迪和斯苔拉惨遭杀害后，威利因失职受到处分，并随时可能被调往老挝边境去，这名黑人上尉心中郁积下了不可抑制的报复念头。当听到陈文香内阁把这次谋杀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处理的时候，威利马上请示了理查森站长，同摩尔纳少校一起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名义找到了具有实力的阮文绍将军。
“美国人应该考虑对北方轰炸之外的进攻，而不应该只想如何在西贡树立它的影响，否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阮文绍将军和当时在场的阮庆将军都是这么说。他们对美国人，尤其是对泰勒大使，有着一股强烈的怨恨之情。他们对1964年12月24日泰勒大使蛮横地阻止他们发动继推翻杨文明将军的政变后又一次旨在推翻陈文香内阁的企图记忆尤新。
“如果美国为了两名女学生被越共杀死而大动干戈，那么被越共杀死在边和、波来古、归仁的美国顾问、军官和士兵以及被他们破坏的机场和战斗机，难道还没有使泰勒大使感到他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狗屁的文官政府，而是由军人组成的坚强稳定的政府吗？”
威利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至少他个人这么想。但是他不同意把朱迪和斯苔拉遇害归结到一个离他非常遥远的越南北方去。他们是在这里杀害了朱迪和斯苔拉，所以他们必须在这里受到惩罚，不管他们是否无辜！
8月29日那天上午，行动开始了，我们驾驶着吉普车在西贡大学附近寻找着。那时新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到西贡大学报到，校内外来往的学生很多，身穿便服的摩尔纳少校也混杂在人群中。起初，他同一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交谈了一会，然后来到教务署的报名处附近。很快，他就发现了攻击的目标：两个面露焦虑神色的越南姑娘。
“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故意把英语讲得有点象法国人那样。
“我的入学通知书没有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犹豫了一下，用紧张但是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刚才这里的秩序很乱，我把入学通知书递进去，可是里面的人却说没有收到。”
“也许我能够帮助你们想个办法。”摩尔纳少校一面假装思索办法，一面留意打量她们。
戴眼镜的姑娘看上去大约十八、九岁，身材削瘦，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蓝格长裙；另一个姑娘比她略高而且丰满一些，大约二十岁左右，烫着当时在西贡非常流行的发式摩尔纳少校不难看出，她们是姐妹两个。
“你的通知书也丢了吗？”摩尔纳少校问那个烫发的姑娘，一面给我们发出了暗号。
“我已经读二年级了。”她有点羞涩地回答。“今天陪我的妹妹到这里报到，没想到把通知书丢了。”
“请你们在这里等会，我到里面去查询一下。”摩尔纳少校说着转身走进了报名处的房子。
几分钟之后，摩尔纳少校又返了回来。
“通知书一定是你们自己搞丢了。”他说。“学校告诉我，如果把入学通知书丢了，就要到原来的考场对考证的号码，否则不给办理报到手续。”
“那可怎么办呢？”戴眼镜的姑娘急得脸色涨红。“我是在新安考场，离这里有很远的路呢。如果等取来我的考证号码，报名的时间就要过了。”
“你不要着急。”摩尔纳少校见目的已经达到，心里十分高兴。“我对新安很熟悉，距离西贡不过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正巧我有一个男朋友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搭乘他的汽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赶回来。”
两个姑娘用越语商量了一会儿，好象不太放心。最后，戴眼镜的姑娘说：“对不起，我们只好打扰你了。”
就这样，两名无辜的越南姑娘轻易地落入了我们精心策划的圈套。
中午时分，吉普车开出了西贡市，沿着公路一直向南驶去。直到那时，两名姑娘还不知道她们已经踏上了死亡之路，反而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向我们致谢。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她们是新安市一家碾米厂老板的女儿。戴眼镜的姑娘名字叫淑，18岁，报考了西贡大学经济系；烫发的姑娘是她的姐姐，名字叫勤，22岁，已经在西贡大学读到二年级。她们把摩尔纳少校当作一位热心肠的“法国青年”，一路上为他介绍着沿途的村落和风光。
威利一直默默地开着车。每当他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两个叽叽喳喳的姑娘，仇恨就从心底涌上来。他似乎看到被倒悬在棕榈树上的朱迪和斯苔拉的尸体在随着风晃动着，看到他自己在老挝边境被一群疯狂的巴特寮士兵把刺刀深深戳进心脏，看到他的尸体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头大象把尸体踩扁……“威利。”我叫他。
威利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猛地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吉普车上，身边带着两个落网的猎物。
“你怎么这时候就象喝醉了似地开起车？”摩尔纳少校仍然模仿着法国人的腔调，言外有意地提醒着威利。“两个姑娘的生命可是上了保险的。”
威利用手揩去额角上的汗珠。“放心吧！”他说。
我与两个姑娘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望着她们天真的样子，我心里开始产生了对她们的怜悯。
但是，朱迪和斯苔拉不也是这样天真的姑娘吗？那些残忍的越共分子在轮奸、拷打和杀害那两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姑娘时怜悯过她们吗？她们在用刀切开她们年轻的乳房时想到过她们是无辜的吗？
战争，就是仇恨的相互残杀，没有什么“无辜”可言。既然他们可以用那么野蛮的手段杀害两名被他们捉住的美国姑娘，我们当然可以毫不留情地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杀死我们捉到的每一个越南姑娘，根本不用考虑她们是否无辜。而这种报复是被迫的。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经过了边沥。
“威利。”摩尔纳少校在吉普车驶出边沥的时候，好象忽然想起一件事。“请你在前面向右拐一下。卢克先生要我交给维克林中校一封信。”他又转向两个姑娘解释道：“很抱歉，我用不了多少时间。有个朋友托我给驻扎在边沥的维克林中校带一封来自美国的家信。”
“没关系。”两个姑娘回答，她们觉得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
吉普车在开过边沥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向右转弯，沿着东威古河的一条土路向西北方向开去。
座落在东威吉普河北岸一片沼泽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驻扎着澳大利亚一个营的作战部队，它的作用是作为西贡—堤岸的屏障之一，在距离它不远的另一个营地，驻扎着第一七三空降旅。
我们到达那里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整个营地静悄悄的，炎热的天气使士兵都躲进了营房里去了，在营地四周大片开阔地上围着铁丝网，高高的木制岗楼上有个士兵在懒洋洋地打着瞌睡。
我们的吉普车停在一座伪装得十分严密的房子前面。
“进去休息一下吧。”摩尔纳少校对她们说。
一个多小时坐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吉普车里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