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全部过去。
圣诞节之后，瑞特奉调回了美国，我离开了没有他的这家公司，回到原本属于
我的寂寞的学生生活之中。
此后四年，我只收到过瑞特发来的一纸传真，上面是我教过他的一首晏几道的
词的最后两句——“泪流不尽邻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
为无色。”
时至今日回想与瑞特的重逢，总会让我联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过的关于
“天”的话题。我曾经说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我信天。天是有知觉的，她知道
人世间的一切，她给人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规避的劫数，她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让
人明白从前不明白或者不是准确地明白的一切。瑞特把这称之为“Jane的宗教”。
的确是这样，假如没有一个俯视一切的天，怎么会有如此的巧合，怎么会安排我在
一个如此特别的时候再一次面对这个从来不曾用言语把心情说破的人？——瑞特回
到中国的时候，距离我预定的婚礼，只剩下200个小时。
瑞特神奇般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依旧孑然一身，他没有任何变化，甚至他的
“功夫鞋”和纯棉T恤。当他兴奋地走过来想一如往昔地抱住我的时候，我像四年前
一样地躲开了。“Jane，告诉我，你怎么样？”我从来没有那么平静地面对瑞特，
如果说我曾经一直在因为躲避着什么而不能释然，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唯有以平
静来抚平曾经掀起在心中的一切波澜。我说在他走后，我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分配，
之后我做过政府机关的小公务员、房地产公司的审计、广告公司的会计等等连我自
己也说不全的各式各样的行当，现在，因为一个具体的、近在眼前的婚姻，我不工
作了。
我们坐在建国饭店的中餐厅，身边长长的落地窗外是很有些日本风格的小桥流
水。瑞特很久都是一言不发。之后，他用一种感伤得令人想哭的声音慢慢地说：
“Jane，我一直觉得你是那么的‘中国’，而这些让我觉得那么实在。你活得淳朴、
具体，也明明白白。所以我试着用中国人的方式默默地爱你，爱了四年，现在才开
口，可是我已经失去你了。如果当初我用我们美国人的方式爱你，也许你今天是我
的新娘……”
我无法解释，此时此刻，我想着我对他说过的我的“天”，我从灵魂里笃信的
我的“宗教”。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是“天”送给我的，我们在大街上排队等公共
汽车的时候相识，我们俩彼此看第一眼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这是今生该等的人。
我丈夫做生意，个子很高，我在他的身边，常常会有晕眩的感觉……
瑞特在这个时候打断我的话，他说：“咱们在一起，晕眩的人是我。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瑞特说他想到了我曾经教他一句一句写下来的一首诗
中的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看向窗外，流水悠悠不断，
仿佛我们一起走过的、今生无法忘记的日子。瑞特的声音在我耳边，很清晰、很用
力：“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我只是从心里希望你这样想就是了……”
这一次相聚，我自始至终和瑞特讲着他的语言，我第一次从这种词句简单有力
的语言之中发现了接近于残酷的直截了当。
告别的时候，我的头发被初秋的风吹拂着，那已经是瑞特无法握住的短发。我
把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也说不完。
我曾经接到过几次瑞特打来的电话，他几乎每一次都说他就要“回”中国了，
但是每一次他都没有能如约而至。
1995年的圣诞节，我就着昏黄的灯光赶写稿子的时候接到他从法国打来的电话。
我在那熟悉的声音里一时语塞。他讲话很慢：“我在巴黎。昨晚，在咖啡馆，我以
为我碰到了你。女店主坐在灯的暗影里，她读西蒙的书，鬼使神差我就以为那是你
了。我用手敲着吧台对她叫你的名字，她抬起头告诉我她叫萨拉，是一对小孩子的
母亲，我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温习了哭的感觉。我非常想念……中国。”
瑞特打第二个电话的时候，人在肯尼亚，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欢快：“下雨了！
我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我忽然发现我再老一点就可以去当作家，写中国，写北京，
写你还有你老公。我一辈子就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妈妈，她死了，把我的爱带进
了天堂；一个是你，把我的爱留在了北京。……我还一个人呢，先不找，给你留一
个后悔的机会。”
在我结婚之后，瑞特在每一次的电话中从没有忘记过问候我那个他没有见过面
却让他“很有挫败感”的丈夫。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了不选择瑞特而后悔，尽管我同样也从未忘记过这个给予
我很多别人不曾给予的感情的美国男人。我一直认为，没有见过海的人就会依恋小
河，而什么是海、什么是河，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我看着瑞特走近又走远，
知道他还会在感情的另一个领域里与我重逢；看着我的丈夫从远处走来直至成为我
生命的一部分，知道这就是我可以为之付出血泪的生命之缘。看到了这一切，我的
不安分的心开始趋于平静，平静之中，许许多多的美好便翩然升起。
自始至终，我握着瑞特留给我的“万能钥匙卡”，等待他“回来”。
附录：
我在1996年时曾应某杂志之约，把我与瑞特的交往写成一篇内容相近的文章发
表，当时该杂志将其改名为《美国男人，我看着你走近又走远》，并做了一些修改，
此后，一些文摘类杂志相继转载。
在那篇散文中，我隐去了瑞特的名字，给他起名叫洛德，其实是英文中“Road”
（路）一词的音译。我想，瑞特为我划出了一条路，那是我从来不曾走过、今生也
没有机会走的路，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条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我的心里
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个美丽的梦。
在我决定把这篇散文收进这本书的时候，我告诉了远在法国的瑞特，他非常高
兴，他说，希望我能还给他本来面目，让他继续叫他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喜欢
我的名字，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是这样叫我的。”
我想我是理解瑞特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心爱
的人们的名字，时时抚摩那些名字，时时感受到刻骨铭心的温暖或者疼痛。
我愿意用我的文字来为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和埋藏在各自心中比爱、比记忆
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树起一座纪念碑，仅仅属于我们的。
所以，放在这里的文字，是还给了过去一个本来面目。
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回家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
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
膊。
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
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
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
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我
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的德意志或者法兰西的
某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
我摇摇头：“出差。”
老人表示疑问：“你？”
“是啊。”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
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
是去采访。”
老人微微一闭眼睛：“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小。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
的。”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
话了。”
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
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样
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来上海，
又来武汉，……”
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默
之中的探询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
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已经追随着她
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
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亲的学生，
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
偷偷看她，17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花边的
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
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
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简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
待。”……
老人在60年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
“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
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师
守寡30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
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像，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
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
我无法想像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
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
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
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
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Ch
eers！”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放进了
手袋：“我去武汉是为了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岁，特意
打长途电话给我，要这些刀叉玩儿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
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做习以为常、把这种
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妇人，让我想起
自己的小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从出远门的长辈手中得到过这样的“礼物”、这
些“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我断定她一定是
一位难得的好母亲，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
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渐降落。
“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样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国
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
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色
的光泽。她坐上机场巴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她说是“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五天之后返京的
机票，为此，我多付了相当于机票价格的1/5的手续费。
白天的采访相当紧张，但是几乎每一个空档我都会想到这个奇特的老人，而且
由她，我几乎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了记者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在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一盏灯
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一只鸟儿一样乱飞。然而倒退回
新婚的时候，这一切正是我所频频抱怨的。
认识我的丈夫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迅速地结了婚我也迅速地变成了
“家庭妇女”。那时候丈夫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应酬也每每很多，在他的忙碌的
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有闲”。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看着丈夫吃完早
餐、夹着皮包离开家，我的百无聊赖就此开始。照例是做美容、看录像、吃瓜子、
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而晚餐快要上桌的时候常常会接到丈夫充满歉
意的电话：“今晚有活动，不回来吃饭，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会很委屈。1995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照例是通知晚饭不回来吃，
我只好再次“自己照顾自己”。我一个人唱卡拉OK，唱啊唱，唱到唱不动。丈夫回
来的时候，我已经歪在长沙发里睡着了，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话筒掉在地上。那
个晚上我哭了，我告诉他有一家报社在招聘记者，我要去考。我说我一生的理想只
有两个，一个是做记者，一个是做母亲。
三个月以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