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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
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
大企业的核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班人，这一班人的选择培养和彼此适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朝夕相处，风雨与共，在无数次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
杨元庆29岁就担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领导，直到39岁当上联想CEO统帅全局，其间是整整10年时间。
默契总是在磨合中产生的，人和企业要形成水乳茭融的关系，也需要长期的时间。麦当劳的领袖总是从内部选拔，就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是最彼此了解和接受的。
目前麦当劳最新一任CEO坎塔卢波，从1974年就加入麦当劳，1987年成为麦当劳国际的总裁，随后又担任麦当劳国际的主席和CEO，1999年，坎塔卢波成为麦当劳全球总裁和副主席，2002年12月已经宣布退休的坎塔卢波被任命为麦当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纵观坎塔卢波的一生，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麦当劳，麦当劳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么会不好好做？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大企业的领导层往往都比较稳定，麦当劳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是会计师出身的格林伯格，也有4年时间。在他之前，麦克尔·昆兰掌管麦当劳11年，弗雷德·特纳10年，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在位21年。
匆忙上阵，迅速扩张，或许能很快摆出一个庞大的阵势来，但往往是散沙一盘，不堪一击。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才有稳定的战略思想，才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才有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说到底，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企业的核心是人。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资本说了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当年王志东掌管新浪的时候，在网民眼中，新浪基本上就是王志东的新浪了，他后来被踢出局，好多人以为新浪的天都要塌了。结果天还是那片天，新浪还是那个新浪，倒是王志东自己没了下文，到现在，若不是老网民恐怕都有点想不起他了。
其实，王志东也就不过是个打工仔，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财富给它镀了一层金边，而这层金边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就被发胀了。
从古到今，谁投资谁就是老板，在决策的问题上从来就是资本说了算。
但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的构成也很复杂，当知识（技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关键作用时，知识资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当资金是企业的核心因素时，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是大哥。
所以，王志东们也不是想踢就踢的，得条件成熟，能踢的时候才踢。
企业的决策权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参与各方斗争的结果，技术人员如若轻易把核心技术贡献出来，企业借助它上了台阶，必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更深入地经营它，这时候经营者的作用更大，技术人员若没有更新的技术可以让企业依赖，自己就只能靠边站。
技术需要积累，真正的创造发明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企业有了钱，就可以利用很多人的智慧，经营很多人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做的是组织很多人的工作，技术人员做的是挖掘自身的工作，自身一个人是不可能战胜很多人的，所以具体的某一个技术人员，注定都将被淘汰，他的技术只是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驿站，技术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增值。
据说可口可乐的核心配方至今仍密封着，这个配方比起当今许多高科技成果来说要简单得多，一旦公之于众，大家都能掌握，但他就是不说。
这也是一种意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保住资本的价值。但如果每个有技术的人都这样想，那就只有自己当老板。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只是小老板，何况技术还有可能变得落后，一钱不值。合作才能干大事，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制度才是使各种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
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1。落后本质——小农经济2。兴奋之路——农业合作化3。权宜之计——土地承包4。光明之路——农业产业化5。根本出路——市场化6。根本措施——计划配置，市场化运作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